| 标题 | 论新理学与清初外政 |
| 范文 | 王昕珑 摘要：理学是儒学在南宋时期的阶段性产物，至明代，理学被统治集团用为治国施政的工具。清初，外政继承与借鉴了明朝外政。清初施行的对外政策，也是统治者受理学思想影响的产物。 关键词：清初；理学；外政观；闭关锁国 一、清初理学的新发展 理学在明代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工具，并且在清朝初期被继承下来。在明清两代的延续过程中，理学经历了被推倒与重新构建的过程。 （一）新理学的形成。自明初统治者奉理学为统治指导思想，有明一代的帝王对理学都极为推崇。在官方的大力宣教下，学界将精力投入到研习程朱理学的“诠释经典，玄谈天理”中。旧理学在达到其巩固人心、维护统治的目的的同时，空谈玄理的负面影响也反映在了统治者的施政上。明中后期社会危机加剧，理学弊端也逐渐显露，旧有理学渐渐失去了统治思想的地位，学界始发问于理学，反省理学弊端产生的影响，并着手寻索能挽救明政府统治的新指导思想。与此同时“王学”产生，并被官方及学界接受。“王学”力图扭转旧理学给社会带来的弊端，实现拯救人心，维护明政府的统治。但是，“王学”夸大主观意识，造成社会盛行虚无主义与清谈之风，将学风引入歧途，“王学”也无力扭转明朝衰亡的颓局。明清鼎革之际，新理学在冲突与融合的大环境下逐步萌芽，并最终形成。明亡后，新统治者及学者意识到明朝的灭亡缘于意识领域风靡虚浮空谈之风。故在满族开明统治者的推崇及启蒙思想家们的倡导下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新理学。 （二）新理学的观点。顾炎武认为诸多宋明儒者空谈性理，远离经典。他主张重新重视经学的考据，提倡“经学即是理学”，要求理学必须要以经学为基础发展。同时，顾炎武还认为做学问更应该以经世致用为目的。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心学大家则表现出了以程朱学补正陆王学，以陆王学批正程朱学的观点。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学者希望在程朱学和陆王学之间实现折中并以两者互为补强。同时黄宗羲还认为理学的新发展不能局限于陆王程朱之学，还需要向百家之学吸取可用的知识。从此即可窥见其经世致用的观点。 二、新理学与清初外政 清朝继承明代的传统，也奉理学为统治思想，在其内政外交的政策中便能探寻到理学思想的端倪。 在理学“内圣外王”思想影响下，明代对外政策以和平交往为主。受儒家王道思想影响的明太祖以此制定明朝的对外政策并且要求其子孙后代也严格遵守。他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后世子孙要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不可妄动干戈，但也不能放松戒备。其后明历代帝王遵守祖训，以内圣外王之道维持对外关系。 清統治如明朝一般继续以内圣外王之道与朝贡体系内的诸国交往。但在与日本及西方各国交往时却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概因清初统治者对之了解甚少，且受理学内敛思想影响所致。然西洋、日本等国与台湾郑氏集团有频繁的贸易来往，遂加重清政府对这些国家的猜忌，并颁布迁海令。但迁海令的效果却弊大于利，使海疆空虚，边民穷困。经权衡利弊，终于在康熙前期废除了迁海令。 康熙自幼以汉人为师，崇尚儒学，被世人称之为“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其亲政后，所颁行的外政大多受新理学影响。公元1684年，经查姚启圣等官员之政论，并收到视察粤闽浙归来的学士石柱的汇报后，决定废除海禁。此举源于时局趋于稳定、台湾郑氏集团降服、东南沿海安定，且康熙受仁义思想之影响，认为巩固统治需体恤民情，故要更废海禁，开疆展界。 康熙初期的外政理念在其晚期产生变化，其主因是西学冲击东学、传统社会秩序被天主教罗马教会所挑战，即“礼仪之争”事件。此事件看似为信仰之争，但深究其源当为西方势力欲改变中国政权统治思想，进而使中国如同西方教会国家一般，达到其控制中国政治的目的。康熙后的清外政皆以康熙晚年外政为基础，但由于受理学保守思想的影响，清中后期的外政终趋于保守僵化。 三、清初外政视域下对理学的延伸性思考 理学深刻地影响着清代及之后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认为，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理学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但事实上理学对中国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曾国藩深受理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其在治学和为政上，都体现出实用主义的风格。他的思想作风和主张更加带动了中国近代史的改良运动。理学的影响同样孙中山身上得到体现，其建立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理想就源自于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理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不论是否占据统治思想的地位，都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晚清时期，理学所倡导的传统的统治理念使政策更加保守，制度更加僵化，国家开始落后，社会出现倒退。任何情况下，为政者都要自觉更新和改造观念。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封闭保守，固步自封只会使我们落后挨打。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先进的理论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创新，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更加强大，国家更加富强。 参考文献 [1]《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民国] 赵尔巽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3]《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大清十朝圣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5][清]顾炎武著：《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清]黄宗羲著、吴光编：《黄宗羲全集》，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7][民国]赵尔巽著：《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8]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9]萧一山撰：《清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0]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冯天瑜：《明代理学流变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2期，第37～45页。 [12]杨洋：《宋明理学及其发展脉络》，《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2期，第54～57页。 [13]万明：《论传统文化与明初对外政策》，《史学集刊》1993年1期，第60～6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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