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关于语文教科书建设的几点看法 |
| 范文 | 语文教科书承载着语文课程内容，既是语文教师进行正常教学活动的凭借，也是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接受祖国文化熏陶的主要材料。它在学生养成语文基本素养、发展智力、形成和发展健全人格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语文教科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发展。不幸的是，我们的语文教科书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因此遭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社会要求对语文教科书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回应，国家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本文拟就语文教科书建设谈一些看法，以供同仁切磋。 一、加强语文教科书相关理论的建设 唯物辩证法认为，理论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理论来自实践，离开了实践，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实践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失去了理论的指导，实践就失去了方向。编写一套好的语文教科书，相关理论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的语文教科书理论建设却不尽如人意。我国的语文教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在汉字认读和文选阅读课本的编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后，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张志公、吕叔湘等前辈在语文教科书编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然而，我们却没有对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的归纳和总结。 90年代以来，我们的语文教材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此方面的著作有：顾黄初《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用》（1994年）、黄光硕《语文教材论》（1996年）、朱绍禹《中学语文教材概观》（1997年）、王相文等《中学语文教材研究导论》（1997年）、王相文等《语文教材研究》（2000年）、杨九俊《小学语文教材概说》（2000年）、李维鼎《语文教材别论》（2004年）。但是这样的成绩也不令人满意，区区几部著作，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偏简，鲜有新意，佼佼者寥寥。同时，大部分为上个世纪的作品，最早的至今已将近十年了。而这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教科书编制理论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更新。再说文章，各类期刊、论文集我们看到的不少，但大都发掘的深度不够，更不用说有些是为语文教科书改革所做的应时之作了。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语文教科书理论建设，一方面要借鉴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等学科理论成果，探索语文教科书建设的新内容、新角度。我国的语文教科书编写一直受到语言学、文艺学和文章学的影响。我国古代的蒙学识字课本和旧式文选型读本，就是借鉴文字学、文章学和音韵学编制起来的。近现代以来，这些理论受到西方的影响，新思想、新成果不断涌现，为旧式文选型读本向新式的语文教科书过渡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纷纷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语言、语文学和文艺学做了更新，使人们对语言的特点和及其运用规律认识得更深刻。这些理论又为我们语文教科书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所以，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吸纳语言学、文章学和文艺学方面的理论，为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拥有丰富的语文教科书编写经验，却缺乏系统的总结。因此，我们必须在学习西方的母语教科书编写经验的同时，不断地总结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将之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以便为今后的语文教科书编制提供指导。总之，若想编一套理想的、各个方面都满意的语文教科书，必须从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两方面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二、语文教科书改革必须与语文课程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合 语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语文课程目标 、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体现在教科书上）、语文教学和语文课程评价体系 。这四个方面互相关联，其中语文课程目标是出发点，也是语文教育教学的归宿，它统领着其他三个方面。语文教科书从内容上使课程目标得以体现。语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目标得以实现的直接途径，这是一个以语文教科书为媒介展开的过程，也是通过实践检验语文教科书编辑得好坏与否的过程，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在语文教学中得以体现。语文课程评价是对整个语文教育教学实践的检测与评估，作为对整个语文教育教学所做的总结和评价，语文课程评价间接地反映了语文教科书的优劣。据此，我们不难看出，语文教科书同其他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当社会发现语文教育教学培养出来的个体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就需要整个语文教育教学做出一定的调整和革新，而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果课程目标已不能反映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就要首先调整课程目标，其他三方面也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要求四个方面之间密切配合，环环相扣，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达到和谐统一，从而实现语文教育的整体功能。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我们的语文课程目标进行了调整，语文教科书也相应地做出了改革，但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方式还是以应试为主，语文课程评价体系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总而言之，我们除了教科书随着教学目标作了相应的改革之外，教学和评价体系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语文教育教学还是原有的应试教育，并没有从整体上体现素质教育的精神。因此，若想实现素质教育，使语文教科书改革真正卓有成效，语文教学和语文评价体系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四者相互协调。只有这样，才能让各个方面的功能得以充分体现，也能使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从整体上富有成效。 三、真正实现语文教科书的多样化 我国地大物博，各地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进一步体现为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势必要求作为教育教学手段之一的教科书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以适应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再有，作为个体的学生存在着认知结构等等方面的差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要求我国的语文教科书多样化。由此可见，语文教科书作为我国教科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使之符合我国的客观现实，就必须实现多样化。 语文教科书的多样化，不仅仅是教科书种类的多样化，更是语文教科书的个性化和特色化。它追求的是语文教科书本质属性实现的过程，而不是追求表面形式的差异。我国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史足以证明审定制有利于语文教科书的多样化。自从语文独立设科以来，我国语文教科书的发展大约经历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多年的时光中 ，1929年－1939年可以说是我国教科书发展的辉煌期，这一时期内大约有75种教科书出版和发行，占解放前整个教科书编辑和发行总量的40.9％。这一时期，不仅语文教科书数量众多，而且具有鲜明特色的语文教科书也屡见不鲜。夏丏尊和叶圣陶主编的中学课本《国文百八课》的出版标志着单元组合法的成型；傅东华主编的初高中《国文》教科书，将读写知识以短文的形式编入文选型教科书，此后，知识系统成为同类教科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课本中，陈鹤琴与盛振声合编的初级《儿童国语教科书》、叶圣陶编的初小、高小《小学国语课本》，也各具鲜明特点。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采取教科书审定制，而这一举措从客观上促进了该时期语文教科书的多样化 。建国后，我国的教科书制度是国定制，教科书的编制、出版一直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承担的。改革开放后，“语文教科书的改革和建设，事实上已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一方面，人教社继续编写全国通用教科书；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的试编教科书在小范围内试用，进行着改革尝试。1986年我国制定了教科书审定制度后，一些具有特色的语文教科书通过了审定。新的课程标准出台后，各出版社根据《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编写了若干教科书，但是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语文教科书，一则从数量上远不及1986年前后的语文教科书数量；二则从质量上看，大同小异者居多，各方面鲜有突破，同时也存在着地方保护、不正当竞争等不利于语文教科书多样化的现象。从目前的语文教科书的现状来看，若想实现语文教科书的多样化，重要的一点是，将整个教科书的多样化写入我们的《教育法》，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教育政策。实现其法制化可以说是大势所趋，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司法部门有法可依，而且对参与教科书的编辑、发行部门也是一个有力的制约。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语文教科书的编撰者和广大的教师应该群策群力，编写出更多具有鲜明特色、创新的语文教科书以满足多方的需求。 四、给予普通语文教师教科书的选择权 若想真正实现教科书的多样化，避免地方保护主义、不正当竞争，还应该给予语文教师教科书的选择权。这是因为，只有语文教师拥有了教科书的选择权，才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学生的特点选择既符合自己的教学风格，也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教科书，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语文教科书的效能，也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方面欧美国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拿法国来说，“教师拥有对教科书的选择权。每年在教科书供应时节，可以由任课教师根据是镇政府下发的下一年财政预算和拨款以及教科书目录，选择适合自己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的教科书。如果同一学校内同一年级同一学科的几位教师对教科书的选择出现不一致的意见时，可以由校长或校务委员会协调与裁定。”在我国，语文教师使用什么样的教科书，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的，教师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选择权过于集中，难免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和不正当竞争，同时也不利于因材施教，以至教科书的多样化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给予广大教师教科书的选择权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不必像法国那样使每个学校的语文教师都有教科书的选择权，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以区或县为单位，成立一个教科书选择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主管部门官员、中小学校长、普通教师构成，在教科书选购季节，由主管部门召集成员开会，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一套或者几套教科书供广大语文教师使用，之后逐步赋予广大普通教师教科书的选择权。有人可能担心，这样能够保证这个地区的教学质量吗？答复是肯定的。在我国所有的教科书都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制，并且都经过教材审定委员会严格审定后才得以出版发行，质量是有保证的。这一点不同于欧美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教科书编写完全是市场行为，教育主管部门不加以约束，教科书难免良莠不齐。综上所述，给予语文教师教科书选择权是教科书多样化的一个重要的保证，是促进教科书市场的繁荣的一项重要举措。 五、语文教科书要包含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相关内容 我们现在处于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经济形态强调智力资源在整个社会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知识的追寻成为个体一生中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主题，终身学习成为个体适应整个社会的一项基本条件。以经济发达的美国为例，人一生中要更换工作7次，而其中至少有3次是转换职业。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转岗的实际问题。显然，长期以来把教育视为为未来生活做好准备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基于这种准备观念的教育模式应该也相应地过时了。一个学生在校期间不仅应该增进知识、掌握技能，更应该学会学习，学会管理自己的学习。这就要求每一个学生成为一个策略型的学习者，从而能对自己一生中学术性与非学术性情境中的学习承担起全部责任并随时对学习进行自身调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难看出，学会学习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目标，而作为基础学科之一的语文，理所当然地应该将培养学生学会学习作为其重要目标，并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并落实。语文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承载者，在此方面必然要把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内容作为其本身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学习策略。语文教科书应以知识短文的形式向学生介绍语文学习策略知识，或者在课后练习题中以提示语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如英国1991年出版的《英语》教科书中，“第二单元一篇课文的题目是《在阅读中获取信息》，作者总结初提取信息的四个步骤。在第一单元中有一个彩色方框列出四条‘听取指令的最好方式。” 国外的实验已经证明，学习策略的培养如果能和具体的学科相结合，是非常有效的，而我国在这方面的起步较晚，我们的语文教科书的编制者甚至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因此，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实验。 总之，语文教科书的改革是一件繁琐而又艰巨的工作，既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又需要实践工作者的配合，同时，既要提供一个优质的内部结构系统，又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我们的语文教科书改革才算是成功的改革，才能富有成效，而不至于流于形式。 （王永辉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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