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江湖诗派与南宋后期诗的俗化 |
| 范文 | 田营营 【摘要】南宋后期文坛出现诗的俗化现象，不须过多论证，已成为诗学研究者公认的事实。此时，江湖诗派是笼罩南宋诗坛的主要力量，南宋后期诗的俗化与江湖诗派关系密切，江湖诗派是最能代表诗的俗化倾向的。 【关键字】江湖诗派；南宋后期；俗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发展到南宋后期，词日趋雅化，诗却日益俗化，作为南宋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刘克庄、戴复古所代表的江湖诗派可说是俗化到极致的代表，这一点也为诗论家达成共识： 宋末诗格卑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小集》） 南宋诗小集二十八家，黄俞邰抄自宋刻，所谓江湖诗也。大概规模晚唐，调多俗下。……余多摹拟四灵，家数小，气格卑，风气日下，非复绍兴乾道之旧，无论东京盛时，已可一概也。（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 江湖诗派是宋诗众多体派中受到批评最多的诗派，受批评最多的方面无疑是其“卑靡”、“俗下”。与此前的任何诗歌派系相比，江湖诗派都显得更加浅切、直率、熟易，都更能显示出“俗”的气象或情调，具有传统歌由古典化文言向通俗化白话发展的痕迹。江湖诗派是当时诗坛的主力军，代表了该时期诗歌创作的风尚，因此可以说南宋后期诗歌俗化完成了。因此，要研究南宋后期诗的俗化，必然要探讨江湖诗派。 一、江湖诗派之“俗” 陈起与江湖诗人相善，先后刊刻销售《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等诗集，“江湖诗人”由此得名。其集子收录的作者众多，但多是布衣、江湖流落文人，或下层官吏，身份卑微，标榜江湖习气。由于《江湖集》内诗气味相投，后人称这批诗人为“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推崇晚唐诗风，效法姚、贾，学张籍、王建等。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韩隐君诗序》说：“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竟起效颦，遂为晚唐体。”可见江湖诗派将张籍、王建及其追随者都划为晚唐诗风的代表，也学习张籍以至五代浅切平俗的诗风。师法晚唐，其诗风必然浅俗，其“俗”可通过三方面来谈。 （一）选材之“俗” 文学家的审美情趣和创作意识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对题材的选择正是文学创作兴趣和审美心理的集中表现。宋诗相较唐诗，重要的区别便是题材扩大。北宋苏、黄诸公便开始重视题材的扩展，到了江湖诗人手中，更注重接近平凡、世俗生活。如描写西湖，北宋诸公更为关注的是水光山色，江湖诗人则更多关注它的笙歌游宴，如方岳《秋崖先生小稿》卷一《湖上》：“游人抵死惜春韶，风暖花香酒未消。须向先贤堂上去，画船无数泊长桥。”描写的是享乐生活。江湖诗人选取世俗的题材，且无提升的主观意识，即风神远韵，只能反映正统文学外的感情，如赵枢《芸隐倦游稿·书事》：“闲时但觉求人易，险处方知为己深。”陈必复《江湖》：“惯经世态知时异，拙为身谋惜岁过。”这些诗句，是他们自身深切体会发出的肺腑之言，是市民意识加强的表现。 （二）表现手法之“俗” 江湖诗人的创造性不大，他们师法晚唐体，晚唐杜荀鹤、罗隐一路本身就讲求“直达”，且江湖诗人还有以诗干谒的目的，抒情方式上讲求入情切事，情感要切近描写的事物。这样的描写方式，受到市民特别的喜爱。如戴复古《寄寻梅》：“寄声说与寻梅者，不在山边即水涯。恐好枝为雪压，或生幽处被云遮。蜂黄涂额半含蕊，鹤膝翘空疏带花。此是寻梅端的处，折来须付与诗家。”咏梅侧重摹写物态，细说梅花的蕊枝形状，思路寻常，无风神远韵，只见梅之形象，未作审美拓展。江湖诗人自觉讲究对仗工整，诗中常充斥对联，领袖刘克庄《山丹》：“种久树身樛似盖，浇频花面大如杯。怪疑朱草非时出，惊问红云甚处来。”罗与之《闲居遣怀》：“停杯因待月，徒倚为看山。贫误道中乐，醉偷忙里闲。”这些句子，意境不超妙，但布局匀称，易受喜爱。字句的选择上，江湖诗人缺乏创新性，多用陈词熟句，如徐玑《山居》：“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初看觉不失清新，但较之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未免太坐观其成。律调上，与瘦硬老健、险拗劲拔的江西诗派相比，江湖诗人则走轻熟一路，诗句往往承接流利，却无独创意境，亦无新奇句子，无明显特色。 （三）语言风格之“俗” 语言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始于杜甫，到了江西诗派，以俗为雅、化俗为雅成了重要创作原则。江湖诗派社会地位低下，具市民意识，自然多用俗语。其诗歌中常运用口语，甚至谚语、习语、方言等均可入诗，如戴复古《玉华洞》：“中有补陀仙，坐断此潇洒。”叶茵《蚕妇吟》：“大姑不似三姑巧，今岁缲丝两倍收。”以谚语、方言入诗，正是因为江湖诗派长期置身下层的结果。 与以往任何诗派相比，江湖诗派都更加浅白、滑熟、通俗。作为南宋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江湖诗派的“俗”的表现也是整个南宋后期诗坛俗化的表现。 二、南宋后期诗俗化的原因 文体发展的原因，研究者常常能意识到外部环境的改变的因素，鲜少注意到文体自身演进的规律的因素。这两方面因素是影响文体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一）文体自身演进的规律 “一般来说，一种文体的发展，总是经过口传文学到书面文学或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嬗变过程，也就是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当一种文体发展至顶峰时期，也就是说雅化至极或俗化至极，此种文体就会模式化甚至停滞不前，若要图变，就必然需要引进新机制，逆向发展趋势常常成为重要的选择机制，也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机制。 诗歌，早在先秦就已经产生，至南宋后期，完成了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进入模式化阶段，就需要创新，就会产生新的变化，事实也确实如此，至少从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时诗的俗化就开始了。北宋的诗人倡导“以俗为雅”，苏黄及江西诗派其他成员一方面力求避浅俗，一方面又“以俗为雅”，使得大量的“俗化”现象出现在他们的诗歌里。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又加入了更多的俗化因素。南宋中期，尽管中兴诗人竭力避俗求雅，但却俗化得更加进一步，杨万里诚斋诗的显著特点便是浅近清新，被视为通俗白话诗，陆游、范成大同样不免平易浅熟，缺少江西诗派黄、陈之劲拔雄健。 诗歌发展到南宋后期的江湖诗派，俗化更是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以俗为雅”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江湖诗人在诗的创作中又有意追求晚唐浅俗的审美倾向，因此一直为人诟病“尘俗”。究其原因，诗歌自身的演进过程——长期雅化之后的不断俗化——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单凭江湖诗派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全左右这个不断走向俗化的诗坛局面。严羽极力主张学诗必去“五俗”——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沧浪诗话·诗法》）这“五俗”，却恰好是宋诗相比唐诗大量存在的现象。严羽的“五俗”可能正是针对格调不高的江湖诗派而言。题材选择的世俗、表现手法的浅俗、语言风格的通俗，正是江湖诗派的典型特征，也是诗歌俗化完成不可逆转的表现。江湖诗派正好在此时期恰巧顺应了诗歌演进趋势，不太自觉地发展了诗体。 （二）外部环境的影响 诗歌创作环境在诗风转变的过程中常常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起到主要作用，直接导致了诗风的转变。 南宋诗坛仍笼罩江西诗风，但江西诗派流弊渐显，最终走上末路。且衍至南宋，理学极盛，而理学家往往不屑作诗，诗中常充斥义理索然无味，不重视诗歌创作的技巧，理学诗在读者中不受欢迎。此时，变革诗风成了诗坛的必要任务，诗歌创作到了不得不另辟他径的地步，江湖诗派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成为推动诗“俗化”的主力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则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南宋中后期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已经兴起，他们有着自己的文艺文化追求，伴随着城市繁荣而日益兴盛的市民文化，对此时的文学主流士大夫的文艺创作和思想产生影响。江湖诗派之“俗”风貌，与江湖诗人贴近或者反映市民生活与思想感情有很大关系，而且“南宋时期，市民文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对当时的诗人显然有一定影响”。（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及文化显然也是南宋俗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似乎可以说江湖诗派代表的俗化诗风与南宋日渐发展成熟的俗文化有重要的关系，可以说，南宋的俗文化环境为诗的俗化提供了土壤。 文学创作者对文学潮流的敏锐和把握常常使其走在文化的前 沿，一些创作者的文学作品及其审美标准，也常常代表和引导着时代的文学潮流。作为典型的文人社会，宋代文人对文学风尚的推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长期以来，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被上层主流创作组视为下里巴人，不受重视，俗文化的典型——词的历史地位一开始就不高。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世俗文化文学日渐成熟，产生代表性诗歌，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关注甚至加入创作行列，地位渐渐提升。到南宋后期，向来被视为严肃正统的文学形式的诗，明显向俗化倾斜靠近，诗歌的俗化成为主流，江湖诗派“俗”的风貌即是诗“俗化”的最明显标志。 除此之外，印刷业的繁荣也是推动南宋后期诗歌俗化的环境因素之一。某种文体的兴盛与其传播是密不可分的，南宋印书业的繁荣也是推动诗歌俗化的因素之一。江湖诗人陈起在刊刻江湖诗人作品，促进了江湖诗歌的风靡，间接推动了诗歌的俗化进程。 （编辑：毕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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