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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岁老人的“自我”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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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青+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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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哲学家。1921年生，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一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名誉顾问，美国传记中心名誉顾问，南京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湖北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重点第一学术带头人、《德国哲学》丛刊主编（1986一2001）。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到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或公开讲演。主要著作有《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等。

顾青：在我们的记忆中，为一位90岁以上的老先生举办新书座谈会，这样的机会是特别少的，也是特别珍贵的。这次要研讨的是关于张老的三种书，包括张世英先生的回忆录、其新著《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以及《最伟大的思想家》。张先生的这本《觉醒的历程》首先是2010年在《北京大学学报》进行连载，我们先请北京大学学报副主委兼主编程郁缀先生谈谈体会。

程郁缀：张先生的这本《觉醒的历程》首先是2010年在《北京大学学报》连载。这在《学报》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学术文章在学报上连载。张先生的文章我们分六期连载，是因为张先生在中国精神现象学方面的研究有着开拓和创新，是从中国的、自己的精神现象里进行研究，这是很难得的。

张先生的研究建立在中国国学和西方研究的基础上，以后很难会有像张世英先生这样，把中国的传统国学研究和西方的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讲得这么深入的了。所以，我对他《觉醒的历程》是给予极高的评价。在2010年的时候，我作为主编写了一个主编按语，张先生以90岁的年龄能够写出这样的力作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现在张先生已经92岁了，又出版了这么多新作，让我感到更加振奋。所以我说，90多岁的老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我们应该放90响礼炮进行祝贺，我们祝贺张世英先生能够健康长寿，祝贺他的学术之树长青。谢谢大家！

顾青：谢谢程郁缀先生，下面有请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徐俊先生谈谈出版方对图书的理解！

徐俊：谢谢大家。首先我代表中华书局感谢各位先生光临今天张先生新书座谈会，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了这次会议，让我们在拜读了张先生两部新著以后有机会在此聆听各位学者的高论，一起为92岁高龄的张先生新著的出版表示大家共同的祝贺。我昨天读《张世英回忆录》有了三点认识。

第一，《回忆录》确实像张先生序言所说为大家提供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具体资料，尤其是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写联大的学术氛围，写联大的老师，生动亲切，充满感情。一系列的学术大师们的形象正如张先生的叙述和描写的那样，这与读现在某些流行的书大不相同，它丰富了我们对这一代学术大家的认识。张先生写50年代之后北大时期的人和事，1956年知识分子的春天，写大跃进、“文革”，文字短小精要，但都有个人的亲身经历，有独到的见解和价值。

第二，《回忆录》是张先生个人历程的回顾与总结，有学术历程的回顾，又有很多人生感悟，对学术、社会、人生的思考有很多闪光之处，我一边读一边折。我个人认为，一个学者的价值当然主要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但是学者的另一枝笔作，如回忆录、诗词创作、谈话笔录等更能体现学者的精神和情怀，传承文风。

第三，张先生的文字非常优美，无论是人与枯骨的对话，还是张先生重回故里对家乡的体悟，还有红毛衣的追怀，既有文心，又有哲思。非常感谢张先生给我们提供这样好读的人生之书。祝张先生身体健康，生命之树、学术之树长青，为我们带来更多佳作。

顾青：谢谢徐总，您的分享让我们对新书的内容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也对这套书多了一份期待。

王博：我首先要向张先生表达敬意，张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神仙。老不用说，张先生是北大哲学系年纪最长的教授；神仙有很多的意思，首先是形态，张先生往那一坐就像神仙，以前也有张三丰，张神仙，张先生也是神仙；另一方面，神仙主要不在于张先生整个的身体气象，我觉得主要在于思想，张先生的思想神游于古今中西之间，而且我觉得能够相互融通，这一点让我们晚辈非常佩服。

张先生的书我这两天一直在读，让我有很多感想，让我感受到张先生是一个真的哲学家。一个哲学家抓住的东西并不需要太多，有一个就够了。我从张先生《觉醒的历程》里看到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自我”。这里有张先生自己的“自我”，他回忆了一路走来几十年思考所获得的东西；也有张世英先生所思考的“自我”，有他所思考到的中华精神，特别是传统缺乏的“自我”，是他认为我们现代中国可能更需要的这样一个“自我”。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张先生的理解和关怀，可以看到张先生对中华文化和对世界文化的思考。我很愿意请在座的各位先生对张先生的哲学和新书发表各自的高见。

由请中国人民大学和合文化研究所所长张立文先生谈谈他的体会。

张立文：张先生在我心目当中是非常大的人物。在我们哲学界看来，他是我们的泰斗，也是高尚的人。张先生生命不止，追求不止，一直在追求他的思想为现代的转化服务。我看了张先生这两本书时，也看到了张先生澄明之境和天人之境。我可以用三个字概括：一是通，二是思，三是情。

一是中西通。我们知道中国哲学人，一般对西方哲学不是太了解，搞西方哲学的对中国哲学不太了解。像蔡元培《哲学大纲》里所说的那样，既具备汉学哲学底子又具备西方哲学底子的人比较少，只有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符合中国哲学的形式。从这点来看，张先生既懂西方哲学，又懂中国哲学。

第二是古今通。张先生从小就对中国古典的经典著作有很好的了解和背诵，从小就有汉学的培养和熏陶。而这一点，我们很多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就做不到。同时，他对于现代的东西也非常通，可以说是古今通。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能够化腐为精，化德为智，从这点来看，是值得我们每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来学习的。

第三个是心身通。即身体和心灵是相通的，这个“通”表现了他的思想境界，不限于形体，而是从更高的思想境界来观察，来看现代的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是非常高贵的。

二是思。思是真思、善思和美思。我们从他的真思来看，张先生没有写哲学著作，写形上的精神现象学，但是他是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他对现代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思考。所以从这点来看，他的思是真思。从善思来看，张先生善于思考，他知道一个问题，他从天人之境到澄明之境到精神现象学有一贯思想，一贯的思想是万物相通的哲学。我希望张先生在万物相通哲学这一点上能够建构更加完善的哲学体系，张先生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能力，也是能够为今后的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哲学体系。还有美思，他的文字很美，这个美是艺术的美，而且是更多境界的美，所以从他的思想来看，他是追求完美；从现象学来看是东方睡狮的觉醒，他有这样一个抱负，这正是因为他的形上的美的境界。

三是情。一是亲情，二是友情，三是爱情。这几点我们在张先生的《回忆录》里看得非常清楚。从亲情来看，他对自己夫人的回忆、怀念、思的流露，我觉得切切实实。这种亲情体现了人品的高尚。二是友情，这在《回忆录》里有很多，从对闻一多到冯友兰、金岳霖等等这些人的描述可以看出张先生对他们的尊敬，体现了尊师重道，是非常值得感动的。爱情，他不是对一个人的爱，这个爱是对人类的爱，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像孔子那样精神的关怀，这点体现在他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对于他所描述的和他追求的中国今后的方向。谢谢大家！

王博：谢谢张先生，张先生总结了这三通三思三情，让我们对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和精神境界有了更深的感触。下面请赵敦华先生，您和张世英先生合作了很多，也会有很多想要分享的体会吧？

赵敦华：徐总提到最伟大的思想家丛书，我在再版前言里说了，我主要是张先生工作的助手，并且张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长辈，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谈两点，也是张先生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第一，张先生把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推向世界，现在我们在世的可以说，他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我是去年才知道的，一个在法国哲学地位很高的哲学家写了一本书，就是研究张世英先生关于黑格尔研究的一本书。我们都知道法国研究黑格尔非常发达，但是他写的是张世英先生对黑格尔的研究对他启发最大。我也希望张先生能很快把它再版成中文。我想如果翻译成中文，也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哲学走向世界，这个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汉语的西方哲学研究走向世界，可以说现在还是收效甚微，但是这也是我们前辈的理想，我们和这个还差得很远。

第二，如果我们一定要分哲学史家和哲学家的时候，张先生不是一个哲学史家，因为张先生始终都是随着时代的精神研究哲学。他以前为什么研究黑格尔，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导的，他通过研究黑格尔，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哲学上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以后，他把它延伸到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海德格尔等，强调研究艺术、艺术和诗、审美。张先生为什么强调审美是一个最高的人生境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他把审美的意念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结合起来。谢谢张先生，祝您实现新的方向。

王博：下面，我想请尚新建书记谈谈与张老的接触和体会。

尚新建：我最早接触张先生书的时候还要早，上大学之前，当时买西方哲学的书几乎没有，张先生的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其中一本，除了这本之外，《西方哲学简史》也是张先生他们出的，这是我最早接触张先生的著作。当时应该说，可能我们中国的哲学界研究保持和西方联系的就是张先生，所以说张先生对我的印象非常深。那个时候，我认为张先生主要研究的领域是西方哲学，但是最近这些年，实际上是有二三十年了，张先生的研究方向，至少他的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目前这两本新书就反映了张先生领域的扩展，其中有一个是《回忆录》。《回忆录》我看了很感动，因为张先生他们这一代人为哲学、为学科的建设，处境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下，能够坚持不懈地为学问、为学术而努力，我们后辈确实应该认真去学习。

第二，关于中国哲学方面，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现象。我个人应该做一个检查，以往我有一个想法认为，学中国哲学相对比较简单，只要古汉语的工夫稍微深一点，就可以理解，似乎是这样。其实是错误的想法，因为接触多了，发现中国哲学才是最深的哲学。因为哲学学科在中国能够得以建立，恰恰它要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下。西方哲学，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中能不能生长，怎么生长是要借助中国文化的土壤。所以说，张先生等确实做了丰功至伟的工作。

第三，最后，张先生给我们后学的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张先生都90了，还出了这么多著作。季先生说他最多的是70岁以后做的学问，张先生做学问，出了这么多著作，对于我们后辈来说绝对是一个榜样，激励我们继续向张先生学习，努力地为学术多做工作。谢谢！

王博：的确，张先生的学术研究精神让人敬佩，值得我们后辈学习。最后隆重请出今天的主角——张世英先生和我们分享他的哲学精神和学术理念！

张世英：我的耳朵聋了，但是我的孩子写给我看了，今天大家的讲话我百分之七八十都记住了。我今天衷心地感谢中华书局的领导和北大哲学系的领导举办这样的座谈会；二是衷心感谢今天在座的来参加会的每一位学者，耽误了你们很多宝贵的时间。

我92岁，我把人生划分为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二十八九岁，那个时候的三十年基本上是求学的三十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六十多年，大体上也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我的学术研究大体上主要是后面六十年。头三十多年，我虽然也写了一两本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多半是人云亦云，主要的学术研究还是后三十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所以要感谢改革开放，套在我们哲学脖子上的枷锁慢慢地松绑了，我们的独立思考也多了。这个时候，我虽然六十岁左右了，但是为了找回已丢失的盛年，我到六十多才真正发奋问学，做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工作，勤耕到今天。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我写的东西，如果说还有一点学术成果，那这个成果就是我的学术研究的思路，或者说我考虑的学术问题。这个思想过程大体上又分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约干了二十多年，最后一个阶段是最近的七、八年，这个中间有一个转折。整个这一段时间，我的学术研究所考虑的问题，简单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哲学思想文化走向何方？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后来到联大念哲学系，念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两个人都说，一人从无知到有知，不知道的东西，我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要求知，这是一种好奇心。他们用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词——“科学的、自由的精神”。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这是科学的、自由的精神。这个自由是不为名利所束缚，不为任何外在功利所束缚的。

所以我谈学术的问题，不爱接受现实，但实际上我这个人又是非常现实的人，哲学还是要为现实服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我考虑的问题，归结为一条就是：中国哲学、文化、思想要走向何方。我是个搞西方哲学的人，我小时候是念孔子、孟子等长大的，最近二三十年我搞中国的哲学，我想把中西哲学放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同一条大道上，把它结合起来看，看看中国哲学走的什么步伐，西方的哲学文化是走的什么样的步伐。大体上对于这个想法分两个阶段：六七年以前，主要以我的《哲学导论》那本书为主。所以前二十年以《哲学导论》这本书为代表，这里面的思想主要讲中国哲学走向何方。我在中西对比的过程中想，西方哲学从总体上来讲，西方人重自我，强调主体怎么样去征服客体，怎么样认识自然，认识客体，征服客体，使客体为我所用，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所以西方近现代哲学，或者说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就是主体性的哲学，特别是笛卡儿以后强调自我的主体性，西方的思想在觉醒，就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再就是平常说的西方人都是自我主义。我看到他们的缺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爱讲天人合一，爱讲集体，所以我在哲学导论里讲，我们还是要吸取西方的主客二分，吸取西方的主体性那个自我的思想优点，但是我更强调超越西方，超越西方主客二分，达到更高境界的天人合一，这是强调超越。

之后，就是我后面的思想大转变。是六七年以前，我特别今天提到朱滢先生，北大心理系的原系主任，是我思想转折点的一个重要契机。2007年，他出了一本书，叫《文化与自我》。这本书是通过各种调查，甚至通过电脑，怎么把电的仪器打到人的头上、额头上来证明，结论是中国人是互相依赖的，所以叫做中国人传统的自我观是互倚型，中国人的自我都是依赖别人，最显见的例子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做了很多的调查，在中国、法国、意大利的学生中做调查，得出结论，西方人一般强调独立的自我。朱滢先生得到一个结论，西方的自我是独立性的自我，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型的自我。我想，中国人不要一天到晚的超越自我，你要补补课，补补自我思想的课。我觉得中国文化要发达，文化要“走出去”，现在强调要“走出去”，我认为要学习，多学习点西方人独立的思考，就是陈寅恪讲的独立、自由的思考，我们还缺乏这个东西，否则，中国文化不太可能有大发展。

“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说，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杰出的成就，他的杰出的成就不是指一般的技术，一般的科学成就，而是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理论成就。我的回答就是，中国人缺乏为求知而求知，缺乏陈寅恪说的独立的思考。我们现在要把自我和“仁者爱人”结合在一起，要尊重他人的自我。既然强调独立的自我，我们从现代的观点来讲，结合西方的思想，就要强调尊重他人的自我。把孔子的“仁者爱人”延伸一下，发展一下，怎么样爱人，尊重他人的自我，这是爱人，这才是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在今天的体现。我们提倡的和谐不是鸦雀无声，不是万马齐喑，万马齐喑就是合哀，还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要包容在一起，只有这样的和谐才能是包含了平等、自由、民主的和谐，这才是真正的和谐，这才是真正的“仁者爱人”的伟大的梦的实现。我最近思考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最近六七年我写的书就是集中在中华精神现象学里，我的理想是要实现这个梦想。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王博：非常感谢张老，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哲学演讲。张老先生真不像92岁的人，这90岁是几个30岁加起来的，30岁的大脑，30岁的口才，30岁的灵魂，特别谢谢张先生，再次给张先生鼓掌！今天上午的新书座谈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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