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学经典出版的合理性探究 |
| 范文 | 【摘 要】 国学经典出版伴随国学热的出现得到迅猛发展，但在其快速发展中也面临着同质化、娱乐化、碎片化等诸多问题。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特定知识传播的社会交往行为仍有着自身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国学经典出版是集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以及交往合理性为一体的社会行为。在这些合理性的基础上，国学经典出版对全民阅读、阅读推广的创新与深化，对国学知识合法性的建构与传承，对当下现代性的纠正与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国学经典出版；合理性；阅读推广；知识合法性；现代性 【作者单位】杨石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特定知识传播的社会交往行为，伴随国学热的出现得到了迅速发展，受到了出版界的广泛关注。为维护国学经典出版的健康发展，当前，多数人的关注点是其快速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诸多问题，而不是国学经典出版的内在合理性及意义。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国学经典出版的内在合理性及意义，在承认其作为一种社会交往行为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探讨。 一、国学经典出版及其问题 国学经典指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水平的经典著作，诸如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以及儒家思想经典论著等。21世纪以来，随着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国学经典借助媒体，尤其是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电视节目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在此背景下，以专业古籍出版社为主的出版企业分别投入到国学经典出版中，由此不同价位、层次、形式的国学经典出版成为出版界中一种值得注意的重要传播现象。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曾指出，在实际出版中的国学图书主要包括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所使用的国学图书（传统古籍类以及各种学术著作类）和大众普及类国学图书（各种国学原著解读类）两大类[1]。根据这种分类方式，当下的国学经典出版类别主要涉及原著类出版（可用于馆藏和传世）、学术类出版（可用于学术交流和研究）、解读类出版（可用于大众普及和教学）这三大类。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受消費主义的影响，国学经典出版，尤其是国学经典解读类出版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过度娱乐化，用“娱乐故事”演绎国学经典；“实用美学”当道，传统文化内涵缺失；缺少策划与创意，出版模式单一[2]。此外，还有出版内容同质化、经典文化解读浅薄化以及对经典原著解读断章取义[3]。 二、国学经典出版的合理性 虽然国学经典出版面临诸多问题，但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仍有着很强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既涉及事实经验方面，也涉及哲学层面。合理性源自哲学中的理性问题。韦伯在黑格尔关于理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合理性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类行为。合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系概念。一种行为或行为模式是否合理并不取决于这种行为或行为模式，因为它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衍生出来的，需要在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在目的是否达成与对信仰选择是否一致中进行判别[4]。 合理性之所以能够用于分析国学经典出版行为，是因为国学经典出版有着超越一般商品的社会属性，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与解决社会矛盾，关怀人类的灵魂与凸显人生的价值，是出版事业中坚持文化属性的代表。国学经典出版的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这三个方面。其中，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是韦伯关于理性行为界定中的两个具体类别，交往合理性则是哈贝马斯在韦伯合理性行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理论。 1. 作为工具合理性行为的国学经典出版 工具合理性也称目的合理性，它是一种建立在价值中立基础上强调使用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达到最终目的的社会行为，即当某种行为的目的、手段以及结果一起被合理考虑时，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是工具合理性的。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出版实践活动，牵涉国家、出版商、作者、读者等诸多相关者的利益，并很好地满足了各方的需求。对国家而言，国学经典出版是传播国学、维护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对出版商而言，国学经典原著类出版的版权、版税等出版成本相对较低，而解读类出版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对作者而言，国学经典解读类出版，既有作品成为其自身学识的传播工具，其本身又可获得物质财富。例如《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图书的出版使得刘心武等人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对读者而言，国学经典出版能够使其广泛地接触传统文化知识，提升自我文化修养。尤其是国学经典解读类图书迎合了大众读者的需求，满足了实际教学需要。如青岛出版社的“国学启蒙经典系列读本”、人民出版社的“国学经典系列”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论语别裁》等国学经典著作，在大众读者群中备受欢迎。可见，国学经典出版这一社会行为兼顾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工具/目的合理性需要。 2. 作为价值合理性行为的国学经典出版 价值合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5]。因此，它是一种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不以得失和效益为取舍标准的行为，它关注的是行为本身在道德、宗教、伦理上是否合乎价值意义。在国学经典出版中，原著类出版和学术类出版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合理性。出版企业作为从事文化事业的社会组织，不能只追逐经济效益，还要承担文化责任，即追求社会效益。像思想深刻、意义丰富、文辞隽永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论著，以及承载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二十四史》《十三经》等国学经典的出版，对国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着重大社会意义。 此外，诸如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学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等这些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国学经典出版，都为国学知识的社会传播提供了方向。这些出版行为使得国学经典能够重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以学术研究的方式得以继续推进，进而让国学经典重新焕发生机。可见，国学经典出版以原著再现和学术研究的方式，使得出版行为拥有文化价值，同时也获得社会效益。 3. 作为交往合理性行为的国学经典出版 国学经典出版的交往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其知识传播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和其他主体的关系；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6]。国学经典出版是一种以知识传播为主的社会交往实践行为，社会成员通过对国学经典的阅读，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有作为于当下生活的世界。同时，这种知识传播行为中的国学经典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交往对话的主要内容。这种优质的内容为社会成员协商并达成一致性意见，建构了共同遵守的合理化规则。在以国学经典为主导的合理化交往规则中，社会成员能够从传统文化世界中去反思自身行为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以这种合理化规则为基准去改善当代社会交往主体片面化、角色化以及冷漠化等异化问题。可见，国学经典出版的这种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理性统一的追求，用以达成社会意见的一致性。交往合理性始终贯穿在国学经典出版的整体传播过程中，并赋予国学经典出版这一社会交往行为实践意义。 三、在合理性视野下国学经典出版的意义 1.基于工具合理性的全民阅读、阅读推广的创新与深化 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被提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上，国家提出了全民阅读以及打造“书香中国”的理念，阅读推广的一系列活动也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无论是全民阅读还是阅读推广，都面临着优质内容建设的问题，即读什么和推广什么。出版界作为阅读推广活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提供阅读文本内容的重任。在大众文化的社会环境中，读者的阅读诉求逐渐多元化。作为阅读供给方的出版企业必须满足大众读者多元化的阅读需求，因此出版多样化的内容是其首要任务。同时，出版企业也有责任引导大众读者提高阅读品位，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就是积极向大众读者推荐国学经典著作。例如，东北农业大学在深化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时开展了《红楼梦》等国学经典的专题讲座。国学经典出版的图书在“中国好书”与“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等诸多阅读推广书目中的人文社科与文学艺术类别中也有着一席之地，这保障了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活动全面推进时有深度与内涵的阅读内容不缺席。 以传统文化知识为主导的国学经典出版能够为全民阅读以及阅读推广活动提供丰富的阅读书目和更为优质的阅读内容，从而保障全民阅读、阅读推广活动阅读内容的优质优量。国学经典出版在契合健康文化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有助于扭转过度出版低水平商业化图书的趋势，从而实现出版行为商业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平衡，促进出版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此外，国学经典出版中的解读类图书能够培养大众读者对国学经典的阅读兴趣，积累国学基础知识，进而为其阅读国学学术专著乃至国学经典原著奠定基础。这种由浅至深的阅读行为培养过程，也为深化全民阅读、阅读推广以及加快“书香中国”的形成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 基于价值合理性的国学知识合法性的建构与传承 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物质文明建设逐渐占主流，由此导致了消费文化盛行。故而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国学在当下社会面临着知识合法性与再传承的问题。知识的存在需要获得某种语言的支持从而建立合法性，其主要途径是叙事。图书作为一种叙事载体，成为知识合法性建构的常见方式之一。国学经典知识的合法性建构与国学热的形成及发展存在互动关系。国学经典出版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得到快速发展，国学热又在国学经典出版中得以持续升温并获得社会认同。法国学者利奥塔尔指出，知识的合法性建构可以通过“教学”、“研究”和“误构”三种方式达成[7]。而国学经典出版的三种主要类别则恰好符合利奥塔尔提出的这三种知识合法性建构方式。 国学经典出版中的学术专著类图书通过国学“研究”的方式建构传统文化知识的合法性。例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研究》等研究成果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国学的学术研究内容。而解读类图书中的国学经典系列教材，通过“教学”活动来建构传统文化知识的合法性。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是从事国学教育的一个专门性机构，为适应国学的教学服务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语解读》《史记解读》《孙子兵法解读》《文心雕龙解读》等“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突破了现代学科专业化的狭窄限制。此外，成都大学同样将国学经典教育引入课程教学环节，先后开设了系列国学课程，更将国学经典导论这门课打造成为全校的精品课程，课程所采用的教材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学经典导论》。大众普及类的国学经典解读图书则通过作者的现代性视角进行“经世致用”的解读与“误构”来完成传统文化知识的合法性建构。例如，易中天、于丹等人就是以现代性视角去解读传统国学经典，使之能够适应当下社会的文化需求，这种“误构”的解读方式给国学经典著作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国学经典出版通过学术出版、教材与解读类的大众普及出版，为国学知识的合法性建构了扎实的基础，并使得其在后现代社会中得以很好传承。 3. 基于交往合理性的现代性纠正与治理 哈贝马斯把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部分，并认为现代社会出现病态问题的症结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在现代性病变的情况下，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被金钱、权力等系统因素主导，致使社会交往行为扭曲。故而哈贝马斯在韦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用以致力于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动领域是解决问题可以依赖的实践性领域；只有完全发挥交往合理性及其制度化，才能克服现代危机，因此交往合理性是治理工具合理性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的药方[8]。为此，在当下社会中，我们需要建立共同而有效的社会交往规范，使行为的交往成为一种可能。在面对诸多现代性弊病时，优秀的文化传统与交往行为方式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向。 国学经典出版作为一种知识传播交往活动，能够通过出版交往的方式建构以国学经典知识为主导的社会公共领域。而在这个公共领域中，社会交往的核心法则就是国学经典知识。在国学经典出版所建构的公共领域中，国学经典知识的传播与流通能够在公共实践活动中被大众读者消化吸收。以《百家讲坛》最兴盛的时期为例，国学经典知识在整个社会公共领域之中成为一种社交公共资源，是社交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社会成员的互动交流，国学经典图书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助于建构贴近儒家中庸致和理想交往状态的公共交往规范，用以适应当下社会交流沟通的实际需要，还能够以这种方式去抵抗和消减知识过度商业化运作趋势和消费文化过于盛行的趋势。此外，国学经典是一种优质的文化知识，它是社会交往行为中有效语言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一，为交往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信任起到促进的作用，从而对病态的现代性进行纠正与治理。这种现代性的纠正与治理主要通过文化培育来实现。例如，国学经典出版中的《弟子规》《三字经》等儿童启蒙教育以及《国学经典导论》等大众普及读物，对当下青少年形塑新的文化价值观以及重建良好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培育功能。 |参考文献| [1]徐辉. 国学出版要从“高烧”走向“常温”[N]. 中国艺术报，2009-04-24，. [2]蒋莹. 过度娱乐或去娱乐：国学经典出版的再反思[J]. 中国出版，2015（20）：32-35. [3]江涛. 国学经典解读类图书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思考[J]. 出版广角，2015（9）：46-47. [4]李素艳. 合理性理论上的“对话”——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J]. 理论探讨，2006（4）：44-47. [5] [德]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6.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M]. 李安东，段怀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7. [7] [法]让·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7-220. [8] [韩]金钟珉. 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的比较[J].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6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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