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东野圭吾推理小说的创作特点分析 |
| 范文 | 【摘要】日本纯文学市场长期以来处于低迷状态，但推理小说却一骑绝尘，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得益于日本新生代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成功开拓。文章基于接受美学视角，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审美距离等角度对东野圭吾小说的创作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作品被中国读者广泛接受的原因。 【关? 键? 词】接受美学;推理小说;东野圭吾 【作者单位】申冬梅，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8.028 传播学者巴伦认为，文化是通过传播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文化的力量依附于传播过程[1]。文学作品伴随着文化而孕育，是文化内容中最生动、活跃和具有代表性的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植根于本国文化，集中再现本土文化，因而在跨文化流通过程中，要在不同文化范畴内实现共同的理解和接受。 东野圭吾作为当前日本推理界最负盛名的头号人物，其作品获得了日本文学领域最高的三个奖项——《放学后》获得日本推理小说最高荣誉奖“江户川乱步奖”，《秘密》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嫌疑人X的献身》夺得日本最高文学大奖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小说大奖。《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显示，东野圭吾是虚构类图书销量最高的作家，年度虚构类畅销书榜单TOP5中，有3种是他的作品。第11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上，东野圭吾以2200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问鼎外国作家富豪榜首位[2]。从口碑人气到个人收入，东野圭吾成为中国文学市场上名副其实的名利双收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在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拥趸，从接受美学角度可以做如下阐释。 一、作者光环下的主题与人物构建 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指出：“文本意义的实现，必须要有读者的参与，文本和读者之间有一种能动的相互作用，有一种对话的关系;不涉及接受者，文学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3]”接受美学创立者汉斯·罗伯特·姚斯在伽达默尔“对话”理论的前提下指出，在“文本为中心”基础上，应该重视读者在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接受和参与。当代西方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和社会学家卡尔·麦恩海姆也指出，正是因为读者从阅读中感受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才推动了读者的接受。 读者往往依据以往阅读经验，在“内在精神”或“情绪引领”下欣赏新的作品。文学作品的作者本身就是吸引读者的有力武器。1985年，东野圭吾就因《放学后》获得日本推理小说最高荣誉奖“江户川乱步奖”名声大噪。但此后十余年里，他的作品却一直无人问津，创作进入瓶颈期。直到《秘密》《白夜行》等作品出现，他才重回创作巅峰，一连获得诸多荣誉。在光环效应与粉丝经济的推动下，东野圭吾的后续作品沿袭了一以贯之的主题设置特征与人物塑造特点。 首先，作品主题设置紧密结合社会热点，击中现实要害。东野圭吾小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畅销，不仅在于他设计了密室杀人、连环杀人、巧妙的不在场证明等元素（这些在其他作家作品中已经司空见惯，属于读者已有的阅读经验），而且每部作品都直击时下年轻人创业、买房、婚姻、爱情等社会现实。作者将这些社会问题融入推理小说之中，启发读者去关注生活，思考人性，直面社会现实。 其次，作品摆脱了以往推理小说淡化人物描写的窠臼，重点刻画人物犯罪的动因。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实際上是读者审美经验的定向感知，表现为读者阅读作品时对作品显性表达方式的期待。读者对推理小说情节、结构和人物的期待，为故事构筑提供了丰沃土壤。人物和情节是小说的基本元素，一部优秀的推理小说能够被读者津津乐道，除故事内容具有吸引力外，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还能使小说富有美学韵味。就像黑格尔所说：“人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本身就是充满生气的人，而不是孤立式性格的抽象品。[4]” 东野圭吾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富、立体，属于典型的圆型人物性格。例如，《盛夏的方程式》中的汤学川，既是具有超群推理能力的英雄式人物，也是具有情感纠葛的普通人——冷静、理性、喜悦、矛盾——多重性格特点交织，被作者细腻的笔触刻画得异常形象。 小说叙事则跳脱了以往推理小说重点刻画作案手法、破解真相和建构离奇剧情的套路，注重对人性的细致刻画。比如，《恶意》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刻画运用大量笔墨，表现潜在的犯罪动机，十分细腻。 二、召唤结构下的文本想象 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的重要概念，由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召唤结构指艺术作品由空白、空缺、否定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结构随时召唤接受者能动参与，通过想象以再创造的方式提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实现二度创作接受[5]。由意义不确定与空白构成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把文学作品中的不确定点或空白与自己的经验和对世界的想象联系起来，这样有限的文本便有了生成无限意义的可能性。文本的空白激发读者想象，填充作品潜在的审美价值，因此想象是完成文本生成、召唤读者参与的动力因素。东野圭吾作品在叙事时空构建、故事情节构思与不在场的巧妙设计上，都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激发读者去探寻和思考。 首先，填充叙事时空空白。传统推理小说作家如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倾向于将事件的发生空间设置在庄园、孤岛等封闭空间，这对读者而言已经司空见惯，没有任何想象力。而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摒弃了封闭空间的传统叙事模式，将事件发生地点与外界社会在物理空间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空间设置既迎合了陌生化的叙事追求，打破了传统读者期待，营造了新的想象空间，又弥补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叙事空白，为读者营造了似曾相识又陌生的空间感。例如，《流星之绊》《圣女的救济》《只差一个谎言》《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中的杀人事件，都发生在受害者的家中，锁定普通居民住宅楼，空间相对封闭，但又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空间，与外界地理上还存在联系。普通居民住宅楼的空间设置，最大限度还原了现实。杀人事件发生后，警察会迅速介入调查案情，根据受害者的社会关系锁定嫌疑人，此时封闭空间开始与外部环境产生交集。这种空间互动，既给读者营造直观认识，又打破了空间限制。 其次，弥补故事情节的空缺。当代波兰现象学哲学家和美学家英伽登在文学作品层次论述中提到，再现客体层与图式化层没有清晰的界限，再现客体层存在许多“不定点”，这些“不定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充。正是因为作品存在未定性和意义空缺促使读者挖掘作品的意义，从而促使读者参与作品意义建构。东野圭吾小说的“不定点”表现在触及罪犯的犯罪动机，注入人性描写，用巧妙的不在场证明吸引读者寻找真正的凶手。如《信》规避了本格推理小说的类型限制，指向犯罪分子家属所经历的遭遇，正因为以往小说中很少有作者对犯罪分子家属进行浓墨重彩的抒写，所以小说给读者留下诸多谜团启发读者去填补。 再次，不在场证明的否定。召唤结构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否定”。伊瑟尔指出，否定是指“文本通过重整剧目否定现存的秩序和规范，也包括唤起熟悉的主题和形式，然后对之加以否定”[6]。否定意味着颠覆读者原有的阅读习惯，对读者期待形成逆向反抗。不在场证明是东野圭吾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能引发读者不断猜想，完成设谜、解谜的过程。例如，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中，警察一开始将嫌疑犯锁定在靖子母女身上，但是不在场证明让她们洗脱了罪名，读者在此对故事完成了第一个否定。当警察将目标锁定在数学天才石神身上时，身为石神中學同学的物理系教授汤川学一面向警察说明石神不会是凶手，一面对石神的行为产生种种质疑，使读者也跟随汤川学的心理活动不断猜疑、质疑和否定。正是读者的不断否定，让推理小说构建的谜团呈现巨大魅力。 三、审美距离下的谜题建构 姚斯提出期待视野的同时，也论述了审美距离与期待视野的关系，并将二者放在同一维度进行观照。他认为，读者先前的阅读经验与期待视野下的作品呈现之间存在的界限就是审美距离，二者之间的距离直接影响作品的传播效果，距离太近则无法获得预期体验。 文学作品应该依据读者心理需求，在揣测读者期待视野的基础上调整写作方向，构思作品内容，这在畅销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不过，对优秀推理作品而言，一味地去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与读者审美经验距离过近，则无法给读者造成心灵震撼。东野圭吾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读者期待视野，还在期待视野和审美距离上寻求和谐共振。在谜题设置上，传统推理小说基本上围绕凶手展开，读者焦点全部聚焦在谁是凶手上。如柯南道尔小说往往在最后一刻才揭露真凶，阿加莎·克里斯蒂制造各种假象诱使读者在“肯定—否定—肯定”的不断反转中猜测剧情。东野圭吾则打破常规，在故事开头就交代杀人凶手，突破了“谜题揭破，凶手伏法”的心理期待，结局已经毫无悬念。其作品真正的魅力在于揭露结局背后隐藏的杀人动机、社会影响等。正如东野圭吾在创作《宿命》时所说：“制造环环相扣的诡计，固然能让作品变得华丽多彩，可我更希望书写其他类型的意外性。”这里的意外就是指东野圭吾小说区别于其他推理小说，对读者期待视野形成“背叛”，与传统作品创作风格形成距离。 东野圭吾小说喜欢在故事开头就交代凶手。如《彷徨之刃》《嫌疑人X的献身》等作品，故事开头就交代了受害者被害的犯罪事实。对读者而言，故事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悬念，然而作者为读者设置的想象超出故事本身——不再纠结于凶手是谁，而是将悬念设置在受害者的家属、犯罪分子的杀人动机上。面对亲人的离去，受害者会表现出怎样的行为，采取何种行动应对？犯罪分子为何走上犯罪道路，促使他们犯罪的动机有哪些？这些都是作者在叙事视野上给读者带来的超越。 总体而言，东野圭吾小说为读者营造了诸多“意外”，这些“意外”不再囿于案件本身，围绕杀人凶手及其周围社会关系而展开的犯罪事件才是小说的最大看点。这样的谜题设计超越读者的期待视野，给审美过程带来巨大冲击，提升了读者的审美感受。 四、隐含的读者诱导下的IP改编 隐含的读者，主要指作者创作一部作品时，会在头脑中预设自己的读者。正是因为隐含的读者存在，作品创作才会根据潜在读者的审美来进行设计。从隐含的读者角度出发对东野圭吾小说进行考察，就不得不提IP改编。 东野圭吾的作品之所以被中国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要从影视剧改编说起。目前，中国内地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的电影有《嫌疑人X的献身》和《解忧杂货店》，这两部电影标志着东野圭吾正式进入“中国化”时期。电影改编是为了实现“潜在读者”向“实际读者”的转换，要考虑当地观众的观影习惯、生活经验和观影兴趣。如《解忧杂货店》在中国上映时，就对小说发生的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进行大换血;《嫌疑人X的献身》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小说情节进行中国化改编。从中可以看出，任何作品的传播和接受都要以受者为中心，基于受众的心理需求特征进行创作和改编，尤其是跨文化传播的文学作品更应该考虑当地受众的心理特征。 东野圭吾曾表示：“小说首先应该是一个好故事，一个让人喜欢听下去的好故事。”大众文化时代，如何讲故事成为所有文学作品的挑战。文学作品在跨界传播中面对异质受众，既要考虑共同心理需求，也要根据受众的阅读习惯、接触动机传播调整策略。东野圭吾小说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不仅满足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利用召唤结构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构建了适宜的审美距离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还针对中国读者心理进行影视化改编，促进了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参考文献| [1][美]斯坦利.? J. 巴伦. 大众传播概论[M]. 刘鸿英，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2017年中国图书零售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EB/OL]. （ 2017-12-20）[2019-08-08]. http：//www. chyxx. com/industry/201712/594610. html. [3]陈敬毅. 艺术王国里的上帝——姚斯《走向接受美学》导引[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4][德]H. R. 姚斯，[美]R. C. 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辽宁文学出版社，1987. [5]漆绪邦. 试论黑格尔的性格说[J]. 文艺理论研究，1980（2）. [6]王国顺，浅析“召唤结构”与想象的关系[J]. 大众文艺，20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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