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19年出版研究综论 |
| 范文 | 周国清?唐永亮 【摘 要】? 综观2019年的出版研究，我们发现出版学理论研究仍需继续重视和不断创新;5G技术的运用将创造出版业新生态;区块链成为版权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支撑;创新出版营销模式成为优化出版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出版史要结合时代特点创新研究范式;做好新时代主题出版要坚持出版规律;数字化时代出版业要重视“场景化”服务;融媒体环境中出版主体要实现自我角色和职能的转型;读者阅读文化的变迁影响着出版业的发展;新时代出版专业教育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这些观点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参照，对编辑出版学的发展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关? 键? 词】2019;出版研究;5G技术;数字出版 【作者单位】周国清，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唐永亮，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1.007 我们系统梳理了2019年出版学研究的相关热点话题与新鲜观点，发现技术变革及其对出版活动的影响成为推动学术研究的重要元素之一。在媒体融合、智能技术、5G技术的影响下，新媒介场域的变化为2019年出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和学理土壤，出版学研究结合时代特点在出版理论、出版史和出版实务等领域取得了新的学术成果，推动了学科发展。依乎此，笔者总结归纳了2019年出版学研究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论述和分析，以期为出版学科建设和业界实践提供一定的观察视角与借鉴路径。 一、 出版学理论研究需继续重视和不断创新 基础理论研究是一切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点，是形成独特学科话语体系的逻辑总脉。新时代的出版学理论研究必须立足于当下丰富多样的出版实践活动，从中总结经验，提升理念，凝练原理，形成具有普遍意义与学科价值的理论观点。而当下的一种倾向是太过强调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项目设置不够重视，以致基础理论研究效果不佳;我们必须通过继承和创新出版理论话语、吸收优秀成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来推动构建中国出版学学科、学术以及话语体系[1]。出版基础理论建构的研究视角可从“学科”转向“领域”，通过借鉴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教育学理论视角来建构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三个领域的出版理论框架，并有所建树[2]。这种分领域的研究视角无疑有益于形成出版理论的发展合力，先在不同的出版领域寻找理论契合点，服务于特定对象以探求普遍适应性，从而逐渐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层面，生成普遍性价值。尽管在现有史学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产业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等几种研究范式相互作用下，出版理论研究取得了进步，但是在学科体系建设、基础概念、教育与理论学术研究内在关联、数字出版重构以及理论创新力上还存在不足。需加快出版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以构建“学科化”的出版学教学知识体系与“问题化”的出版研究体系;突破出版教育层次与方式，提升学科地位;整合出版研究资源，加强对出版业的反思性研究[3]，从而助推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如果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审视出版学的发展，还存在话语权小、理论薄弱、视野狭窄等问题，我们应通过打破僵局、建立核心问题群、成立结构学科体系观等方式丰富出版学知识体系，进而推动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4]。 近年出版学研究成果多围绕“媒体融合+出版”“出版数字化转型”等技术影响层面来展开，为数字化浪潮下出版理论、出版实务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同时在商业化环境中，出版功利化现象日趋明显，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停留于出版物市场营销与经济效益领域。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产业层面的探讨，都未离开一个目标，那就是实用，缺乏理论层面的升华，缺乏将积累的出版经验进一步提炼与概括为出版规律的行为，出版理论建设滞后于快速发展的出版实践活动。深化和拓展基础理论研究与出版学的应用性并不矛盾，且能在正向相加中夯实出版学的学科根基。因此，在数字化和产业化潮流席卷下，面对“常青”的出版实践活动，我们应不断加强对出版理论与出版规律的探索，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展现出版研究的时代特色，架构出版学的理论体系。 二、 5G技术的运用将创造出版业新生态 5G可谓2019年传媒圈的热议词，2019年也称得上是5G元年。5G技术带来了新的价值增长点，已成各行业追逐的焦点，不论出版学界还是业界都对它给予了敏锐的关注。5G环境下社会阅读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5G技术引领下的传统出版环节在内容生产、表达和传播等方面都呈现了分众个性化选题创新、视听说内容跨媒介呈现和物联网精准印发的新变革局面[5]。从出版流程来看，5G技术将打碎并再造传统出版活动中的选题确定、素材收集、内容形成、版式编辑、推送出版等微观流程及模式，实现出版智能化定制[6]。就出版产品而言，5G技术影响下的出版产品将与服务、用户、数据等融为一体，形成知识型、娱乐型、社交型、服务型等多重产品功能生态[7]。 令人沉思的是，5G应用将带来出版物的进化（富媒体数字出版物、交互网络出版物、智慧出版物）和促使出版模式升级（云出版、按需出版、自出版与协同出版、智慧出版）[8]。可见，“5G+出版”模式下出版业已迎来新生态，前沿性的技术变革推进了出版内容、出版流程、出版营销、出版技术、版权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在未来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时，5G技术将为出版企业的产品开发和价值链打造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或将全方位渗入出版活动之中。加强对“5G+出版”的现实意义及其出版实践活动的研究，正是对新技术冲击出版活动的主动回应，对丰富出版实务和出版理论提供了新的资源与路径，为出版学理论体系建设注入了活性因子。 三、 区块链成为版权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支撑 版权保护与管理依旧是2019年出版学研究的前沿话题。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数字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带来诸多便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版权管理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版权是作者和出版机构的无形资产，区块链技术在版权的数字化管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区块链技术中的身份验证、智能合约、共识机制等技术与知识产权的确权、授权和维权环节相结合，可以让知识产权的管理更加透明化、公开化、效率化;同时在区块链的版权管理下，出版机构可推动知识服务向内容互动服务、个性化知识服务、知识娱乐化服务等新型服务模式转变[9]。区块链在分布式和非对称加密等技术上的特点，能较好地构建低成本、高交易效率及强版权保护性的数字作品交易平台;区块链數字版权保护系统具有独特的工作流程与设计框架，在数字版权保护的确权—用权—维权中应用价值对版权的数字化管理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10]。可见，区块链技术优势明显，在版权数字化管理中无疑具有可行性，也取得了具有示范性的成效，但并不排除存在风险。特别是目前在网络作品版权保护中依然存在无法解决作品原创性、侵权、确定损失额、版权认证等方面的难题[11]，在操作层面上很多还处于理想的状态，不能付诸具体实践，在“独创性”认定、原创者身份认定、版权交易的公信力、版权交易的商业模式上依旧存在问题[12]，这些都是区块链技术在网络版权交易方面尚未克服的痛点。从近两年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区块链技术作为版权保护的重要技术支撑这点已成共识，通过技术赋能的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方便了版权的管理工作。伴随着区块链技术、智能技术、5G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是未来版权保护不容忽视的方式，探索新型的数字版权管理模式显然已成为未来出版进入版权保护和版权交易竞争舞台的入场券。把握当下面临的问题，弥补技术本身的缺陷，是未来研究中需继续努力的方向。我们在探索过程中要坚持技术和法律手段并行，一方面建构以5G、区块链、智能技术为支撑的版权数字化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版权保护现有的法律体系，真正在版权保护上形成特定的管理机制。 四、 创新出版营销模式成为优化出版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 经济属性要求出版业必须具备科学合理的营销模式。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出版业营销模式也不断创新，跨界营销显然已成为一种重要方式。图书跨界营销包括渠道跨界和产品跨界两种方式，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我们可通过提升营销绩效、构建全媒体营销系统、开拓多元化盈利模式、注重对营销边界的界定、防止“跨出界”等方面，不断创新跨界载体和跨界营销模式[13]。从社群营销角度来看，实现营收变现需把握五个关键：社群资格商品化、社群价值产品化、社群关注媒体化、社群成员渠道化、社群信息数据化[14]。同时，区分社群营销、知识付费、IP全产业链互动营销等不同出版营销模式的特点，与时俱进，不断开阔视野， 构建完善的出版产品营销网络，有效实现各出版企业营销模式的创新[15]。从历史角度予以审视，数字出版营销在4P、4C、4D、4R、新4C、4I等模式上各具特点，综合出版营销所经历的以出版者、用户、关系以及情感为中心的不同阶段来看，以人为中心的营销演进逻辑将促进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16]。可以看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涌现了多种出版营销模式，不管是从理论层面对出版营销展开分析，还是从具体出版物的营销实践活动进行阐述，都对出版业创新营销模式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对形成具有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的营销理念与路径提供了参照。出版营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贯穿于整个出版环节之中，当前学界对出版业营销模式在理论层面、机制创新、人才培养以及营销国际化研究方面明显存在不足。在新媒体时代下积极探索和总结富有中国特色且具系统性和普遍适用性的出版营销运作模式和规律，是出版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出版业健康运营、做大做强的关键。 五、出版史要结合时代特点创新研究范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出版业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新中国辉煌发展的历史产物。重要的时间段往往少不了对出版史的探索，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出版史研究也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回溯了出版事业的光辉成就，总结了出版史学研究方法，重温了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和教育的初心和使命等。对这些方面的积极梳理、深度探讨以及审慎反思，有利于推动学科研究实现自我突破和自我完善。 整体观之，出版史作为一个传统的学术领地和常研常新的领域，在新的语境下如何创新研究范式，成为2019年的学术立点。过去以出版人—出版物—出版单位为主的出版史论研究惯习已难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需转换为出版人及思想—出版制度—出版媒介—出版影响的四维结构;四维结构明确出版制度的结构性地位，为阅读史研究预置空间，可从出版思想论争史、出版观念发生史等方面发力[17]，取得新的突破。“四维结构”的提出和分析实际上是研究重心和路径的转换，创新了出版史的研究角度，特别是对不同时代的编辑出版经验进行前后对比参照，能深刻把握出版史研究的纵向提升度与横向辐射度，对如何研究出版人物、出版媒介以及总结出版史理论和规律等，具有范式性的逻辑价值。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与论文，以此为样本，可窥见新闻出版史存在革命史、现代化、社会史这三种研究范式，从其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方法三个维度来看，三种研究范式各具阶段性特征;面向新时代，未来的研究应在结合数字化出版物的勃兴、引入量化研究方法及借鉴西方新闻史研究范式相关理论等方面继续创新[18]。这也较好说明了出版史研究要在已有逻辑规范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从全球视角、多学科经验来促进出版文化交流，在交流中探索和把握中国出版史研究规律，构建新时代出版史研究体系，推动中国出版史研究甚至全球传播史研究。 2019年除了出版史研究方法的深度探讨成为重要研究热点，分析和反思出版形态变迁对出版业的影响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从媒介角度考察70年间出版物物质形态的变迁，发现意识形态主导的内容、技术引领的介质、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盈利模式三者的交织与博弈成为变迁的主要原因，而未来出版形态除受产业、技术等因素影响外，个体的需求体验也将成为决定出版形态的重要力量[19]。这一视角带来方法论的启示，未来研究出版形态的变迁，更要关注出版与人、出版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版物质形态变迁自有其历史演变逻辑，对其探讨有利于在历史的积淀中自觉把握出版活动的发展脉络和规律。 六、做好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要坚持出版规律 主题出版的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是出版学界与业界的关注热点，2019年关于主题出版的研究成果继续呈繁荣向上的趋势。毫无疑问，主题出版已是新时代中国独具特色的出版形式，做大做强主题出版成为出版人的重要使命。《编辑之友》2019年第10期特约聂震宁、郝振省、魏玉山、韩建民、叶国斌等学界与业界专家组织学术沙龙，同时邀请周蔚华、万安伦、张志强等对主题出版进行专题研究，通过两种呈现方式，对主题出版的源起、内涵、特征、功能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等进行观点的交流与讨论。其实质就是进一步厘清和认识主题出版的內涵与外延，正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把握规律，从而推动主题出版朝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尽管研究者在讨论中各有不同视角和侧重点，但已形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做好做强主题出版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出版环境、出版技术、编辑活动以及阅读方式如何变化，新时代的主题出版始终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遵循新媒体环境下出版工作的新特征与新规律，坚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反映时代发展主旋律。总之，主题出版是一项重大工程，虽已有不少成果，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和逻辑体系。未来如何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新规律，加强主题出版研究，构建主题出版新理念，不断形成独特的出版话语，推动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开创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新局面，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努力。同时，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各出版主体必须立足自身特色与实力，结合新兴技术与时俱进地打造主题出版品牌，深度开发数字化产业链，探索适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从而构建独特的主题出版传播体系。 七、数字化时代出版业要重视“场景化”服务 新媒介场域的出现赋予场景新的意义，它不仅包括线下的物理空间，还包括线上的虚拟空间。当前媒体融合环境下，不可否认“场景化”思维是用户思维的重要内容，实现“场景化”服务是当前出版业转型的基本目标之一。数字出版行业要解决用户方面存在的痛点，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产品用户进行线下和线上的场景感知和场景再造，为用户提供具身感官体验及定制化知识服务;场景生产也存在发展用户潜在需求、现有知识方案被异化而失去其服务价值的风险，因此要根据用户的流动需求在场景中嵌入新的服务入口，从而延伸数字出版产品的知识服务价值[20]。而实现移动出版产品的选题创新，就必须培养“场景化”思维，要精确瞄准和全面考虑场景需求，打破单一维度的主题决策，在全面契合情境需要、即时性解决现实问题、拓展服务方式等多维度上实现突破[21]。而从场景分类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应用来说，“场景化”更是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二是能优化数字出版的服务，并能衍生新的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22]。 “场景化”体验事实上是一種“沉浸式”体验，出版企业通过运用智能技术打造一个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为一体的虚拟空间。这样一种出版方式，一方面让用户在购买产品获得体验的同时盈利，另一方面也难免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多维场景下的移动数字出版在丰富用户阅读感官体验的同时，就存在着以浅层平面感消解差异、以强交互消解中心、以娱乐戏谑消解崇高的现实问题[23]。因此，在数字化的现代社会，出版业应科学审视“场景化”服务的作用， AR出版、沉浸式出版、VR出版等出版模式上，出版主体在依靠技术推动出版业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服务用户背后所潜隐的后现代性问题，因为出版物始终应当发挥教化育人的功能与作用。未来出版业需在构建场景服务的理念下，探求“场景化”服务的运行机制，同时重视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实现出版物内容与服务的双赢，促进未来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的良性发展。 八、融媒体环境中出版主体要实现自我角色和职能的转型 融媒体时代，技术渗透于出版活动的各个流程，出版主体在适应新的工作模式时相应折射出多重角色，新大众文化情境的产生也要求出版主体必须实现职能的转型，在已有素养、优势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竞争资本。比如，数字化时代的出版人要将自我定位为资源整合设计者、新技术实践者、知识服务者、营销参与者;并通过改变出版理念、提升技术能力、参加出版培训与各种研讨会、参与项目等来实现自我转型[24]。而编辑主体作为能动的出版人，在出版实践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融合出版趋势下可通过培养互联网思维、实现身份转型（从多个角色的角度来开展编辑活动）、掌握互联网产品设计技能等实现职能转型，将自己打造成复合型出版人才[25]。数字出版编辑兼容多重角色，如设计者、创意者、管理者和运营者，要实现数字出版编辑职能的转型，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六大编辑思维（数字思维、产品思维、闭环思维、服务思维、系统思维、迭代思维）的转型[26]。近年来对出版主体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型策略的分析一直是热点话题，因为技术变化必然要求出版主体进行自我变革。笔者以为，对角色与职能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出版主体在技术冲击和社会期待的影响下产生了身份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又间接导致出版主体身份认同危机，而重塑身份认同又脱离不了当前媒介生态环境的制约，于是出版主体要想在激烈竞争环境中分一杯羹，就不得不重新认知自己的角色，转换职能。再定位角色与转化职能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根据技术环境变化适时调整角色是出版主体获取新鲜文化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出版主体在新形势下实现自我突围的必然要求。 九、读者阅读文化的变迁影响着出版业的发展 阅读文化是指在阅读方式、阅读选择、阅读动机、阅读心理、阅读场景、阅读意义等方面的相互作用下出现的阅读现象和阅读规律集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文化。在全民阅读、数字阅读、移动阅读等趋势影响下，读者圈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文化，深刻影响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比如，虚拟出版技术、出版载体与阅读场景在各个发展历史阶段存在交互空间效果，技术革新与阅读场景的二重变奏会催生出全新的出版作品。可以看到，一方面出版符号不断从文字抽象状态向音像、图文以及全感官效果发展，另一方面原本深度内容在媒体的革新下不断碎片化和浅表化[27]。可见，阅读场景与虚拟出版两者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在相互交织过程中展现了阅读文化与出版文化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张力。有研究者从数字阅读的概念和特点入手，指出可基于三种阅读产品形态即有声阅读、社交阅读、交互阅读，从数字阅读产品设计角度为出版产品转型建设提出建议[28]。媒体融合技术为读者构建了一种“快”“简”“泛”“广”“便”的全新阅读模式，并且在技术与阅读模式的联合影响下，出版业逐渐开创了以电子书、数字化报刊、手机出版为核心的数字出版产业[29]。也有研究者在分析社会化阅读对数字出版内容、出版营销和版权保护等方面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认为数字出版在读者阅读习惯的影响下要进行产业链整合、全面创新和转变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对数字出版业务流程全面再造[30]。可见，阅读选择、阅读模式、阅读产品形态等变革正在改变出版业的产业布局，探索以用户阅读文化变迁为重要方向的出版思路已成为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研究凸显阅读行为的变化对出版改革的重要意义。事实上，目前对于数字时代出版业的改革途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视角给出建议，很大部分都是从技术角度着手，忽略了阅读与读者的关系，难以发挥针对性和实质性作用，在找寻阅读文化与出版转型的逻辑关系方面显得不足。阅读和出版相互依存，阅读产业和出版产业的关系不言而喻，在全民阅读时代，研究者应从理论层面分析新形势下各种阅读的传播模式和传播效果，找到出版业转型与读者阅读文化的最佳平衡点。这对丰富出版学理论研究、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出版业改革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十、新时代出版专业教育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革，专业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学科建设最直接的手段，因此，融媒体时代下的出版专业教育依旧是出版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在数字化浪潮下，有研究者指出“票友经济”化是当前出版的新业态，学校应在出版人才培养上紧跟业态新变化，确立“出版 +”的人才观，通过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创新、实习实践创新，提升学生的职业理想、理论水平、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编辑基本功[31]。高校应从打造复合型师资队伍、重构应用导向的课程体系、融入智能化的教学内容、运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资源协同的实践体系以及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六个方面创新培养模式[32]。也有研究者鉴往瞻来，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经验及变化，对编辑出版学教育予以总结与反思，指出未来在人才培养上，要将正确的出版文化导向、为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作为培养理念，将“内容把关人+技术应用者”的人才培养目的、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作为主要培养方向[33]。在此基础上持续推动出版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可根据初、中、高三个等级，针对出版技术人员在“产学研”培养方面的需求，因地制宜设计学习课程和制定培训目标[34]。而新时代的继续教育则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准确把握总要求、工匠精神和合作精神，编辑需要升级“走出去”和编辑能力等;同时应有新的方略，包括规划好顶层设计、模仿先进模式、加强机构建设、多种方式結合、合理安排时间和定制“产学研”内容等[35]。这些观点集中起来就是，教育是高校和企业培养出版人才的重要手段，出版教育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完善出版学科建设，创新教育理念和专业人才培养方式，保证出版学在专业教学领域的话语权。 综上观之，2019年出版学研究成效显著，为出版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借鉴方案。面向未来，出版业的发展依旧是“出版+技术”的融合，如何在日益变革的出版环境、持续更迭的技术条件、不断变化的阅读模式、竞争激烈的传播语境下探索和深化出版研究，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建设出版强国，是出版人应具有的专业自觉、理论自觉、学术自觉和文化自觉。出版学研究既要传承已积累的出版精神、出版价值以及出版文化，也要抓住机遇，继续借力新兴技术，引入新的方法，促进出版学理论、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经营管理、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承担新使命，实现新作为。 |参考文献| [1]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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