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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从“百家小集”到王彬彬
范文

    最近一年多,广东人民出版社大手笔,连续推出“百家小集”丛书20种,作者有钱理群、朱正、钟叔河、蓝英年、邵燕祥、王跃文、谢泳、陈四益、萧默、傅国涌、单世联、王学典、智效民、十年砍柴等。大多虽是作者短文的汇集,但看点颇多,每一本都有其特点。我这里就说说王彬彬的《有事生非》一书。此书是由王彬彬六篇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长文组成,其中就有批评汪晖的,并曾引起轩然大波,影响超出了学界和国界。

    书中《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最初在《文艺研究》首发,引起了舆论关注。为此,《新京报》记者张弘打来电话,让我谈谈看法。张弘在报道中写到:“多年来一直关注学术规范和学术生态的学者丁东认为,王彬彬文章中找出的问题确实都是问题,但是,怎么定性属于模糊地带。丁东认为,不能说汪晖的《反抗绝望》没有问题,有的是用了别人的观点没有说出来,有的是‘参见,可能不够规范。但是,《反抗绝望》确实有几处引用了别人的原文没有加注释,这显然是失范。王彬彬对汪晖定性是否过重可以讨论,但是,很多网友为汪晖辩护,对王彬彬做诛心之论,怀疑他的动机,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好。我们不能以思想的门户之见来理解王彬彬。”但该报编辑发稿时,把我肯定王彬彬的话全都删掉了。只保留“丁东认为说学术失范更好”。我只有苦笑。这恐怕不是出于工作的疏忽,而是出于编辑的倾向。我曾公开表示,这种断章取义的编辑手法颇不足取。

    前几年,揭露抄袭剽窃,维护学术伦理,一度成为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中国学界乱象丛生。从博士、硕士论文,到为评职称发表的各种论著,将别人的文字拼凑成自己著作的现象司空见惯。干这种事的不但有一般的学生、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还有大学校长、市委书记、市长。汪晖的情况不同于那些没有学术原创能力,也要炮制学术成果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也知道治学的规矩。撰写学术论著,也作了大量注释。但某些地方,有意把别人的创见和表述,原样照搬,或稍加改动,当作自己的观点来呈现。王彬彬是南京大学教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接触汪晖的著述,感到这样治学不能为学生垂范。他最初查了手头的几种书,指出了一部分硬伤。后来别人又查出了其他硬伤。汪晖在学界知名度较高,“粉丝”很多。王彬彬剖析这一个案,本想对于端正学术风气起到警醒作用。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批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因为汪晖不是一个简单的学者,而是一个学术思想派别的旗帜。王彬彬的批评,一些人感到别有用心,是对这一学术思想派别的羞辱,于是群起反击。

    有人说,王彬彬是想借批评汪晖出名。其实王彬彬著作甚丰,早在90年代初一篇批评王蒙的文章就产生过很大影响。后来他清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个案,史料扎实,立论新颖,澄清了不少积非成是的历史谜团,被读者刮目相看。他用不着借批评汪晖猎取名声。

    有人说,汪晖的博士论文是二十多前的旧作,80年代的学术规范没有现在这么严格,不必苛求。其实,80年代的学术风气比新千年以后纯正。当时没有这么多的学术弊案和丑闻。汪晖的博士论文中存在硬伤,当时没有发现,应当说是评审者的疏忽,并不能证明80年代不需要遵守学术规范。

    还有人说王彬彬不厚道,破坏了学术环境。王彬彬的批评文章,通篇都是学术语言,首发的也是学术杂志。不赞成他的意见,自然可以反批评。但有些人只讲立场,不论是非。因为喜爱某个学者,认同某种思潮,就一味追捧,连失误也当成光荣。

    王彬彬是一个学界的独行侠,做事独来独往,拒绝拉帮结派;说话快人快语,讨厌吞吞吐吐;下笔行云流水,讨厌诘屈聱牙。他本来想以一己之力,为端正学风呐喊一声,收到激浊扬清之效,结果招来无数咒骂。

    面对争端,一些学者希望授予汪晖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他供职的清华大学能够认真、公正地审理此事,给社会一个明白的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始终不置一辞。

    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女士联络了90多位国际学者发表联名信声援汪晖,担保他绝无剽窃,并且把此事说成是媒体对大学的攻击。这些参加联署的学者,有一部分汉学家,但也有不少人并不懂汉语,读不懂汪晖的著作。他们有的是本国的知识左派,以为汪晖受到了政治迫害,所以要为他打抱不平。现在,汪晖已经被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受迫害云云完全是一种幻象。

    在这场争辩中,有人提出了学术共同体的概念。我认为,在某些国家可能存在学术共同体,但中国目前不存在一个遵守共同行为规则和伦理底线的学术共同体。如果说中国有学术界,不是一个,而是四个:一是官办学术界,二是学院学术界,三是市场学术界,四是独立学术界。四个学术界,各有各的目标追求,各有各的价值准绳。官办学术首先要求政治正确,符合官方的宣传导向。官方掌握着生杀予夺的话语权力和充沛的财政经费,足以吸引大量学者为之摧眉折腰。当然也难以避免寻租现象。衣俊卿常艳事件的曝光,就露出了官办学术潜规则的黑箱一角。学院学术本应是学术研究的主渠道,但在中国却发生了某种变形。近十几年中国大学力求与国际接轨,引进了量化管理。他们往往把学术成果的外在属性当作刚性要求,更看重学术成果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由什么级别出版社出版,是否列入什么级别的科研课题,而成果本身品质的高低反而放在次要地位。市场学术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新现象。金钱是市场的准绳。有的学术成果投放市场可以赚大钱,有的根本不赚钱。一些学术成果通过市场取得收益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完全让市场支配学术,也会伤害学术。真正有出息的学术应当以学术创新为追求,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不做权力的附庸、名利的筹码,也不做金钱的奴隶。我称之为独立的学术。按以上四类区分,可能大量学者并不纯粹属于某一类,而是介于两类甚至三类之间的交叉地带。我不过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把这四类情况加以抽象。它们之间的区别形成的张力,正是学界许多人内心纠结、无所适从的原因所在,也是王彬彬学术批评的努力未能如愿以偿的原因所在。 ? ? ? ? ? ? ? ? ? ? ?(作者系山西省社科院原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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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3:4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