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际涉华能源话语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
| 范文 | 翟石磊 一、中国在国际能源舆论结构中的表现 近段时间以来，国际媒体有两个关于中国和美国能源发展的报道：第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表的数据，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第二，同样是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该机构预测由于页岩气革命，2014年，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天然气生产国。一个是中国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个是美国对国际能源市场依赖程度的进一步降低，但是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视角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国内媒体对第一个数据变化，即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进口国的影响基本持两种态度：一是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能源需求量大；而此时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减少对能源的需求。二是美国能源开始向主要依靠自己自足方向转变，依赖本土能源生产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但是如果考察国际媒体的报道，更多则是关于中国在能源进口与国际公共物品提供方面的不对等的论述；或者说中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而只是所谓的搭“顺风车”。比如德国《明镜》周刊以“带有抵触情绪的世界强国”为题认为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了确保对中东石油的进口而在维护中东局势稳定方面投入了大量经费的时候，中国却悄然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石油买家。该媒体认为中国应该承担维护中东稳定责任。法国《世界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指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将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能源安全关注将进一步转向中东和北非地区。为什么国内外媒体对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事情不进行大肆“炒作”，而紧抓中国石油进口问题不放呢？这其中就涉及到话语权在能源领域运用的问题。国际媒体不断将中国能源需求与西方能源安全相联系，并且强调中国应该和西方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参与到中东能源出口地区的安全稳定中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媒体常常紧随西方媒体的议程，要么构建出一个骄傲的、自信的能源消费大国的形象，要么对西方的指责给予批评。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角度看，国内媒体的确也有许多地方需要进行反思。 中美两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同时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对国际能源体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美两国在能源议题上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际能源舆论的走向；同时国际能源舆论又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在学术界，有学者（吴磊，2009）认为一些西方国家患上“中国能源饥渴症”，随之而起的是“中国能源威胁论”。Daniel Yergin（2006）称中国的能源饥渴已成为悬念小说和电影中的一个决定性情节，甚至在现实世界中也不缺乏悬念。余建华（2011）指出“中国能源威胁论”是由“中国威胁论”演变而来，其主要鼓噪者旨在排斥、遏制乃至“妖魔化”中国。而杨洁勉（2009）将能源安全从传统领域延伸到非传统领域（如气候变化），认为中国能源形象将更多地面对诸如气候变化、地区反恐等非传统能源安全问题的挑战。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已在诸多方面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影响”：如中国对外能源需求“诱发和推动了国际油价的上升”；中国“锁定”（Locked-In）世界有限资源；“中国不负责任”；中国的能源竞争“损害”了美国的竞争力以及“环境污染论”（吴磊，2009）。学术界关注的是深层次的制度构建和利益分配问题，而在实践层面，中国在整个国际能源舆论结构中又是怎样的状态？ 文章开头所引述的两份数据均来自国际能源署，美国作为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该组织的主导者。因此，国际能源署制定什么样的研究，发布什么样的研究报告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设定的研究议程。当其以该国际机构的名义发表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甄别地接受。事实上，如果对比国际能源署和美国能源信息局（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的能源报告，我们会发现在能源研究议程方面两者存在很大的同步性和态度一致性。而我们中国媒体对于这样的研究数据更多的是奉行“拿来主义”，这在“新闻”的源头就是“失语”的。 能源话语权作为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话语权研究向能源领域的延伸。谁能在设定能源研究或媒体议程、构建媒体话语框架、塑造国家的能源形象方面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谁就可以成为能源话语权的掌控者。比如西方媒体对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军事行动所使用的关键词大多为“反恐”、“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打击独裁政治”、“维护中东地区稳定”等等，而对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报道关键词大都为“巨大能源需求”、“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吞噬全球能源的巨龙”、“能源安全”以及“不负责任的能源进口大国”等等。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最大目标是维护区域稳定、打击“恐怖分子”、促进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关注是能源进口和自身能源安全问题。一旦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对西方的中东行动投否决票，西方媒体立刻就指责中国是阻止中东和平进程、中国对中东地区稳定不负责任等等。这些在国际舆论场中塑造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阻止中东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国家形象。 而同样的新闻素材在中国媒体的视野中，一般有两种呈现方式：第一是只谈西方在中东的作为，不谈中国对中东能源出口地区的稳定贡献。似乎中国没有在该地区有任何作为，中国只是一个旁观者。第二是指责回应型，批判西方指责的荒谬。在笔者看来，从构建国家话语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方面，特别是中国媒体方面应该有区别、但又有针对性地回应西方涉华能源舆论。 二、西方涉华能源话语的表现与特点 根据笔者对美国舆论的梳理，在能源上游（即能源生产）领域，美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与美国属于竞争性关系。中国作为国际能源体系的后来者，一种他者，对美国能源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挑战。在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网站发表的一篇题为“美日同盟面临来自中国的军事、经济和能源选择的挑战”（The China Challenge： Military， Economic and Energy Choices Facing the U.S.-Japan Alliance）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大国对美日同盟产生了诸多的冲击和挑战，对美日能源安全也造成了强烈的挑战。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的能源走出去的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具有国家支持，这造成了国际能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贸易不平等”现象。因此，中国应该在能源开采投资中减少国家因素。此外，美国舆论认为中国对国际能源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中国能源外交的发展。中国通过援助、项目合作和产品交换等方式，换取了大量的能源出口国项目支持。这些对西方传统的国际援助模式和能源贸易模式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因为西方国家对能源出口国（比如非洲的援助）一般都附加政治挑战，而中国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在能源的中游（即能源运输）领域，美国舆论认为中美之间除了竞争性关系以外，还存在着维护能源运输安全的共同责任。是基于竞争的合作关系。在国际航道安全方面，中国与美国存在诸多合作的空间。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方面，中国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能否顺利通过的问题，而该海峡也一直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伊朗方面对峙的关键所在。因为相似的“安全”诉求，中国与美国的确有一定的合作需要。但是美国舆论在肯定这样共同点的同时，又不断指责中国没有对伊朗施加应有的压力，以促进伊朗放弃铀浓缩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准备。再比如在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的确也有诸多共同利益诉求。索马里海盗对国际航道的航行安全和中美的能源安全构成了威胁，两国还曾进行过反海盗军事联合演练。 在能源的下游（即能源消费）领域，美国舆论认为中美两国面临着更多的共有责任，即对能源清洁化利用和气候变暖等全球性议题具有的合作性关系。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议题，减少废气污染物的排放，降低温室气体效应是世界各国共同关系和协作的问题。一方面，美国大众媒体不断指责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认为中国的能源低效能和粗放式的应用，导致了全球生态问题。另一方面，美国媒体和智库，甚至普通民众对中国在新能源（比如太阳能、风能）领域的发展给予了赞扬。美国盖洛普民调数据（2012年）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投资超过美国感到羡慕和欣赏。美国的舆论也对中国这样的积极作法给予了极大的赞扬。并且，中国和美国的学者、企业在新能源发展和环境治理方面存在非常多的合作。 三、从全球视野构建中国能源话语的独特性 对于中国媒体而言，在报道中国能源议题的问题上应该奉行有针对性、分层次和分性质的报道原则，在议程设置方面要突出中国的主体性，同时要能从全球视野构建中国能源话语的独特性。不能在西方媒体为美国推动的页岩气革命欢呼的时候，我们为中国页岩气的发展困境而抱怨；不能在西方媒体炒作中国能源低效能使用而造成大气污染问题上，一味地反思、甚至否定自己；不能把西方主导下的国际能源机构发表的各类“刺激神经“的数据当作权威信息来源并作为论证的基础。中国媒体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主体性，要有中国话语自信。 在对待美国涉华能源舆论方面，一方面，中国需要以“话语主体”为前提，在回应美国涉华舆论的同时，再构建新的舆论议程。不能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推动舆论外交，进一步寻找两国舆论对话的空间和共有身份，构建中国的积极、合作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更多的国际威望和话语权。中国近些年在能源高效利用和对能源领域的巨大投资都可以成为中国媒体设置中国能源发展的议程，这些也是美国媒体所关注的视角。 构建中国的能源话语体系，还需要有另外两个条件：话语平台和国际参与。当前，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机构是国家能源局；中国有大量的能源企业，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和通讯社包括《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等。但这些不能满足中国提升能源话语权的需要。原因有三：第一，以上列举的这些都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在国际舆论中往往不被信任。第二，中国目前不是国际能源署的会员国，也不是任何主要国际能源组织的会员国。第三，中国缺乏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对话国家能源机构的非政府平台。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构建中国能源话语体系的进程中，必须兼顾对接国际舆论模式，推动非政府组织机构在国际舆论对话方面的作用。在整个国家的外宣体系中，能源外宣需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既是维护国家能安全的需要，也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必要内容。 （本文系中国矿业大学科研平台项目“当代中国能源走出去的国际政策和舆论环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KYPT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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