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话语权建设之路上的新起点 |
| 范文 | 吕正韬+姜波 国家话语权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2014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可以说是这项系统工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时间段。这一年，中国的对外传播进入了理念更先进、方法更科学、推动更有力、成效更扎实的一个新起点、新阶段。更加深入传播中国价值观念，启动实施“感知中国”等系列对外传播工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涌现出了以新华社发布、人民日报客户端和澎湃新闻等为代表的重要新媒体项目，迈开了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媒体平台的新步伐。总的来说，这一年的对外传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最为值得关注。 一、国家领导人直接走在话语权建设第一序列 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具有天然的媒体聚拢功能，都是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和最重要的议程设置者。国家领导人发出的言论和展示的形象，既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理念和价值观，也能反映其作为个体的性格和魅力。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媒体前向来以冷峻和坚韧示人，向世界传递了英国在战争中的不屈不挠和一往无前；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则因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鞋子并用鞋子敲击桌子，而使国际公众感到苏联作为大国的蛮横霸道。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领导人对国家形象和话语权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今年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出访，掀起了一阵颇具魅力的中国外交旋风，与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这些出访不止于外交事务层面，而是领导人主动发声，借助各种交流、会谈、演讲等场合宣传介绍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中国和平发展的主张和理念等，站在第一线直接传播和塑造中国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创新点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外访中，都不仅仅与国家领袖交流，而是同步加强了与当地普通民众的交流互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个出访国，几乎都要在当地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表达观点，这是以往所没有的。据不完全统计，习总书记今年在出访国发表的署名文章有13篇之多。李克强总理也在多家西方重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这些文章大多以讲故事或亲身经历为主，文字轻松活泼，亲切感人，能够很好地打动读者。如习总书记在比利时《晚报》上发表文章的开头就讲起了故事，“有位比利时人，从2004年起，一直在中国西南边陲指导当地农民种植咖啡豆脱贫致富。有位中国人，1990年来到比利时，用高超的医术，让众多患者摆脱疾病的困扰。”习总书记在访问蒙古时讲到“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博大胸怀与“和合”精神，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二、传播有中国标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了“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重要思想。这可以理解为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叙事框架和叙事议程，就是要在根本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能够影响世界的话语体系，而不是总跟着西方的议程在别人的框架内绕来绕去。 西方话语长期处于制造概念、范畴和表述的强势地位，并以学术、文艺、科学的面孔向世界传播，形成独步天下的态势。在学术领域，诸如“民主和平论”“文明的冲突”“新自由主义”等概念广泛渗透进各国学术研究中，使人们久用而不自觉，甚至以为是应然之物。在艺术科学领域，西方制造的奥斯卡奖、诺贝尔奖等概念化的项目，更被认为是能够判定全世界艺术、科学的最高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人们以西方的标准和审美来认识和理解事物。在政治传播领域，西方更是制造了诸如“中国威胁论”“预防性战争”“人道主义干预”等众多名词和概念，对一个国家或事件进行先验式的价值判定，影响世界公众认知。如果跟着西方这些概念和框架走，那么，中国无论再怎么强调传播力量和传播策略也都只能是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里跳舞，因为概念和框架的他者化已经决定了叙事边界。 在上个世纪早期，中国提出了“三个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概念，这都是中国独立话语体系的典型代表，赢得了世界广泛认同。十八大以来，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一带一路”外交战略、以新型义利观为指导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战略理念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特别加强了对这些新提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再次让世界感知到了充满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内涵。今年以来，中国以多种途径和维度向世界阐释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向世界明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通过这些对外宣传，更好地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理念、目标和贡献，有力地回击了西方一些媒体将中国梦曲解为所谓“霸权梦”“雪耻梦”的错误论调。 三、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的重大议题 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充满了关注和热情，这就造成了中国国内的重要议题也几乎都是国际舆论场的热点议题。如果说中国对自己国内重大事件的设计具有决定权的话，那么，对外宣传工作就是与国际社会争夺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解释权。如果我们宣传没有跟进，那就拱手让渡了解释权，任由别人对我们的事件进行定性和解读；如果我们的宣传不力，那就可能更加强化国际公众对那些不正确外部舆论的吸收，而损害中国国际传播的公信力。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展示了诸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路，推动了多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重大事项，不但在国内引起了重要反响，也极大地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特别是2014年，中国的大事非常集中，有的政治性很强，指引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如10月召开了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有的是在中国举办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重大活动，如8月和11月，在南京和北京，分别举行了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和APEC峰会；有的则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如中国持续推进反腐工作，特别是宣布查处了一批曾经位高权重的“大老虎”。对这些不同类型的重大事件的宣传，既要坚持信息公开，注重平等交流的原则，又要保持有所区别的宣传方法和策略，确保宣传效果。 在中国重大政治议题上，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对外报道，中央和国家相关部门还专门组织了对驻华使节、驻华外企等重要群体的通气介绍活动，国际舆论场中对全会内容的正面评价占据了主流。在反腐等较为敏感的问题上，中国展示了不避讳、敢面对、能作为的姿态，减少和遏制了一些国际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歪曲解读，如对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和当事人进行了合理披露。中国还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参加联合国预防腐败问题会议，提交了《中国的反腐败国家战略》等文件，这些文件在联合国网站全文刊登，起到了很好的国际传播效果。中国还利用APEC峰会的主场优势，与成员国联合发布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得到了世界广泛好评。 四、有力有效开展国际舆论斗争 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战略私利，总是试图丑化中国国际形象，恶化中国国际舆论环境，进而柔性地迟滞遏制中国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对外传播善打舆论战，坚决捍卫国家的安全利益。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针对日本一些右翼政客和媒体的歪曲宣传，中国持续向国际社会宣传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并对日本否定慰安妇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引起了国际社会有良知人士的认同。今年初，中国多位驻外大使纷纷通过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撰写署名文章等方式向驻在国公众表达中国立场，在国际上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今年3月，昆明发生了“3·01”暴恐事件，西方一些媒体歪曲事实，轻描淡写地将事件描述为“暴力行为”，还有的在恐怖袭击上加注引号。中国通过摆出事实、进行对比等方式，展示恐怖分子的残忍行径，揭批一些西方媒体不负责任、缺乏职业道德的报道，强调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谴责暴力、力倡和平是媒体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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