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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翻译传播学视域下《礼记》英译海外传播
范文 《礼记》承载着中国精神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早期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念，是国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礼记》英译的研究在国内外可谓凤毛麟角，或集中在理雅各英译本的文本分析，或将《礼记》作为五经的一部分一笔带过，或是文本介绍，其英译海外传播研究至今未见系统梳理。因此本研究欲通过解答以下问题对《礼记》英译传播做一历时整理：《礼记》英译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不同历史时期下《礼记》英译如何传播？
一、《礼记》英译传播概况
《礼记》的传播始于翻译。《礼记》的翻译源起16世纪，而英译本的传播始于19世纪，其代表是1885年理雅各《礼记》英译本的出版。《礼记》的全译本并不多，节译略盛，如阿瑟·戴维·韦利进行过节译；翟理士节译的《礼记·檀弓》发表在《中国文学史》（1901）上；1938年，林语堂先生将《礼记》节译收录在《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中国学者安增才依照徐超的现代解构阐释予以英译，先后于1999年、2000年出版了《礼记英汉对照》和《儒学经典译丛：礼记》。概言之，《礼记》英译的海外传播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的译介；20世纪的节译传播；21世纪初的再版和节选传播，走过了初探期、黄金期和冷落期。
二、翻译传播学视域下《礼记》英译的海外传播
翻译与传播的紧密关系由来已久，奈达提出了翻译交际理论观，威尔斯的翻译信息传递特点，吕俊的“翻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的翻译传播观，廖七一的翻译信息论，谢柯、廖雪汝提出的“翻译传播学”。从翻译学视角关注国学经典传播成为必然。
翻译传播学将传播主体、信息、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传播学概念和范畴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形成了翻译研究的新参照系。具体来说，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即翻译传播主体、翻译传播内容、翻译传播媒介、翻译传播受众、翻译传播效果、翻译传播目的及翻译传播环境。本文将借助此七类划分，对《礼记》英译的海外传播做综合性梳理。
（一）传播目的和主体
传播目的即为什么传播，传播主体即谁传播。综观《礼记》翻译史，《礼记》英译海外传播的第一个阶段，传教士是主力传播者。19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出现高潮，儒释道三家的主要典籍都被译成了英语，《礼记》位列其中。新教传教士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为传教服务。因此，此阶段《禮记》的传播主体为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
20世纪，海外汉学家和国内双语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经典文学，借助出版企业，发挥双语背景，进行节选传播。然而这一时期《礼记》的英译仍无法超越理雅各的地位，在全球化传播环境下，国学研究走出国门，此阶段的节选传播具有介译功能，主要是海内外汉学家出于文化交流研究目的进行的传播行为。
21世纪，媒体渠道（包括网络、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出版社、自媒体等）成为传播生力军，合作成为主流。翻译的主体在这一阶段主要依靠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的通力合作，经历了赞助人、意识形态导向者——政府，出版、文化、翻译企业实体，翻译组织、团队，文化学者合力传播路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播迎来了“多元多维传播路径”。“多元”指传播主体多元，包括媒体、出版印刷实体，商品贸易实体。“多维”指既有文字类传媒，又有大众传播，借助电脑和移动互联网综合传播。《礼记》作为英汉双语国学经典系列之一，于201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再版了理雅各《礼记》英译的节选本在亚马逊进行销售；借助电脑和移动互联网路径，谷歌推出了收录了《礼记》英译全译本的《东方圣典丛书》的电子图书，《礼记》英译传播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政策号召，开始了以出版实体、电脑和移动互联网为传播主体的传播时代。
（二）传播内容
翟里斯集中讨论丧葬礼仪的《檀弓》；林语堂选择了儒（《儒行》）、礼（《经解》）、政（《哀公问》、《礼运》）、育（《学记》）、乐（《乐记》）；安增才依据徐超的阐释解构重组本进行英译，分门别类成81章；节选本涵盖《礼记》所涉内容的各个时期，从文本内容出发，避开制度和政令篇，选取吉、凶、宾、军、嘉、葬、礼、行、德、育、衣、冠、阴阳等内容，精而全地向海外人士介绍《礼记》。不同译者的节选选择受到传播环境、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特点。
（三）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能够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礼记》英译的传播途径为社会团体、报刊、海内外出版社和网络平台。
《礼记》海外传播初期是以翻译的形式向海外介绍，主要依赖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翻译得以实现。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版社成为《礼记》英译海外传播的主体和途径。针对出版社这一传播途径，谢天振教授指出，“出版机构对作品的传播起着很大作用，建议由国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翻译文学作品”，如收录《礼记》全译本的《东方圣典丛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由伦敦克勒瑞敦出版社（Clarendon Press）出版；《中国文学史》由纽约D·阿普尔顿出版公司（D. Appleton & Company）出版。同时，国内出版社在《礼记》双语出版上不遗余力，如中州古籍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因此目前《礼记》的英译出版是海内外出版社共同发力的结果。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礼记》英译的传播多了一条网络途径。谷歌的免费电子阅览平台已经将理雅各的《礼记》全译本进行网络分享，正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结果。同时，《礼记》的双语阅读本已经凭借网路销售平台进行销售。《礼记》英译必然跟随互联网时代的步伐，步入互联网传播时代。
对于《礼记》英译海外传播的未来，可以采取谢天振教授的建议：国家设立基金资助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其一是设立专项基金资助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译介，其二是在国内建立中译外常设基地。
（四）传播受众
传播主体与受众的关系应该说是一种“共生现象”（coexistence or symbiosis） ，是“互构”（coconfiguration）和“协商”（negotiation），而不是传递者（传播主体）主宰受众。当受众被置于传播过程的中心时，人们表现出“收购”或“捕获”受众的热情。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礼记》的译介是不是为了俘获受众的心？答案既肯定又否定。肯定的是传播主体与受众的紧密联系决定了传播者对材料的选择，不能俘获受众的心，那么传播也就失去了意义。
19世纪下半期《礼记》的主要传播者理雅各认为，“把被称为中国人的福音书以及中国的摩西‘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是值得倾力去做的，译本包括正文翻译和注释，这将成为外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学的标准规范读本，还可以供那些需要了解中国哲学、宗教和道德的普通读者阅读”。因此《礼记》的海外受众包括新教教徒、政治家、汉学学习者和研究者、汉学爱好者。20世纪国内学者纷纷走出国门，林语堂先生明确以海外普通受众为目标，将《礼记》的受众拓宽至普通大众领域。21世纪初，在亚马逊销售的仅有理雅各《礼记》英译的节选本，截至2017年2月，在图书商品里排第84207名，销售量并不理想，可以推测普通大众并非《礼记》英译的受众主流。
综上分析发现，《礼记》英译本在海外的受众群体从新教传教士到汉学家到爱好者，受众一度走向大众，但最终回到了特定受众群体，未能成功捕获大众读者。
（五）传播环境
翻译的传播环境研究主要探讨影响翻译传播效果的各种环境因素，如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等。《礼记》英译传播初期是中国受到外来侵略的时期，中国因此打开国门。正是在此环境下，《礼记》英译获得传播契机。
20世纪，中国进入革命期和改革期，作品已经从输入转为输出，这对于汉语的英译提出了新的需求，也为输出作品的形式创造了开阔的环境，《礼记》之难，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形成了共识，因此，此时的全译本没有突破，节译本盛行。到了21世纪初，中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文化走出去、中国与海外学者通力合作的大环境下，海外汉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了现当代作品，涵盖了魔幻、科幻和玄幻等领域，至此《礼记》的英译遭遇了冷落期。
此外，新媒体环境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逐渐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其依附于新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也较之其他大众文化传播呈现明显的劣势。加之流行文化异军突起，借助新媒体环境，与现今主流媒体如电视、网络有着密切关联的，更容易赢得受众的青睐。因此新媒体环境给《礼记》的传播形成了挑战和冲击。但是挑战也会带来机遇，笔者建议《礼记》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海外传播可以考虑以下因素：將散漫的叙述方式按照主题进行分类整理，将散语整理成文，解构重组，给予新的生命；在注重《礼记》翻译的同时，关注《礼记》解读本的英译；将经典通俗化，围绕海外受关注的历史剧设置节选片段，或将所选章节结合视听形式进行展示，采用多模态形式。
（六）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需综合考虑以上诸多因素，主要参考媒体评价、馆藏量、发行量和受众评价。
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是《礼记》英译本传播的黄金时期，其传播逐步从局部到全面、由少及多的过程，展现了《礼记》的传播轨迹，鼎盛时期的代表是1885年出版的理雅各《礼记》全译本。20世纪后半叶至今，《礼记》的译介呈现出全译本为零、少量节译本、在美国英译为零的境遇，但《礼记》的传播在近代一直呈现“草蛇灰线”的完整态势。21世纪的今天，中国学者如岳峰、宋钟秀、黄青秀不遗余力，撰文传播。2016年《礼记英汉双语国学经典》以节选再版的形式问世，此书的编辑如是说：“理雅各译本至今虽逾百年，但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是英美大学汉语教学的重要参考，是欧美文化界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和凭借。”给予《礼记》高度评价，提出其“走出去”的重要性。
如果说评价带有些许主观色彩，那么馆藏量和发行量则是较为客观的证明。馆藏量可以借用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进行数量多寡对比分析。输入“礼记”二字，WorldCat显示《礼记》藏书多数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收藏，其中台北最甚；其余包括日、法、德、英语本，其中日语最甚。数量的多寡反映出，与中国本土对《礼记》的关注相比，《礼记》在英语国家受到的关注度较低。
《礼记》目前的发行量和受众数量，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非常有限。仅以亚马逊目前的《礼记》英译节选本为例，图书销售截至2017年2月排名84207名，虽相较于2016年年底97033的排名有所上升，但发行量并不理想。
可见，《礼记》英译的传播效果由盛及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首先某些源语国的“民族优越感几乎总是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影响着传播的有效性”，“这常常导致个体间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排斥而不能实现有意义的信息交流”。其次，《礼记》的传播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包括译者、传播者和受众的人生经历、教育、思维方式、宗教理念等；受到赞助人的影响，如政府、出版机构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文学作品的选择以及传播方式的定位。再次，《礼记》英译的输出还是以理雅各的经典译本为主，并没有新的译本和形式出现，呈现了时代滞后感。最后，《礼记》英译传播内容的展现形式并未与市场和读者需求结合，做出突破与创新，因此《礼记》英译很可能步入文化输出“一厢情愿”的格局，无法拓展海外有效传播。
三、结语
《礼记》作为中国经典著作的代表，记古映今，无论是作为现代人品、行、德、育的参考，还是作为历史考证的溯源，都代表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精神和精髓。16世纪开始，海外传教士发现，只有通过经典的翻译才能让西方了解一个完整的中国。时至今日，中国学者仍然不遗余力地将经典与时代结合，从经典正本到经典心得系列，一直在尝试中国经典有效传播的方法。
虽然中华文化受到某些民族的优越感、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影响，中国经典“走出去”遭遇挫折，但“各种文化传统以及各种文化共同体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并且开始发展了话语的自圆其说的辩护能力，于是，尽管存在着强势文化，但其他文化有了‘不合作的思想能力”，为我们继续探寻、不断探索国学经典的有效传播提供了依据和动力。
谢刚提出中国声音“本土化”的建议，即：用他乡之调弹中国之曲，增加传播的融入性和亲和力；以他人之口为我“陈情”，增加传播的可读性和公信力；借他方平台为我演出，增加传播的便捷性和影响力。《礼记》的传播曾借助“侨居地翻译家”、汉学家之口，联手中国本土学者，向海外读者弹奏了中华文化“礼”之曲，那么如何“陈情”，并借海外平台确保《礼记》的有效传播就是当代译者、学者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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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23: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