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自媒体把关模式看舆论管理 |
| 范文 | [摘要]在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的“把关人”理论遭遇范式危机。经对信息把关模式的分析，自媒体和大众传媒分别遵从的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把关逻辑。迥异的把关逻辑不仅打破了原有的舆论格局，同时也使我国当前的舆论管理处于“双重失控”的困境。 [关键词]自媒体 “把关人”理论“ 双重失控” 网络时代的自媒体传播实践，已经明显改变了传统的舆论格局乃至整个信息传播业态。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一直都是舆论最强有力的代表者，即使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仍保持其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但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各种自媒体形式通过一连串的网络热点事件，不断将左右舆论的影响力收归到大众手中，而传统媒体的舆论统治地位正在一点点地被侵蚀。本文欲通过比较传统大众媒体和自媒体的信息把关模式，对当前舆论格局变化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当前舆论管理“双重失控”困境进行阐释。 一、新媒体时代的“把关人”理论 “把关人”概念是由库尔特·卢因最早从社会心理与选择行为角度提出来的，随后怀特通过研究新闻编辑的选择行为将“把关人”概念引入到新闻学研究领域。再经由巴斯、沃特·吉伯、布里德等人持续而深入的研究[1]，直至帕梅拉·休梅克全面梳理总结以往把关研究成果，将大众传播把关分为个人、工作常规、传媒组织、外界组织和社会系统等五个层面[2]。不断深入的研究将把关理论与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实现勾连，“把关人”概念也逐渐成长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系统理论。纵观“把关人”理论，其发展经历了从行为、心理层面到政治文化层面，从新闻从业人员个体到社会组织和体制，从采访、编辑具体工作等到诸多社会力量共同角逐的，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从单一到系统的研究历程。 大量把关研究成果表明，大众传媒新闻生产流动中广泛存在把关效应，而且把关效果十分明显。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诸如博客、维基百科、BBS、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形式为大众提供了自由发言的平台，人们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从“德拉吉报道”克林顿性丑闻到维基解密五角大楼，一大批重磅新闻由非传媒专业人士直接曝出并引起巨大轰动。这就是美国学者丹·吉尔默在其《WETHEMEDIA》一书中所描述的自媒体新闻实践。根据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的定义——“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自媒体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新闻发布者都是非传媒专业人士；二是新闻信息都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而非大众媒介发布的。对于表达渠道相对缺乏的中国，表达欲望通过这些自媒体形式中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并迅速进入失控状态。草根阶层借助新媒体平台“制造”了大量的“新媒体事件”，从而不断打破传统媒体渠道限制，进而直接影响甚至主导舆论的议题、强度及走势。 在此背景下，诞生于大众传媒时代的“把关人”理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解释效力。有人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围墙坍塌效应”：本来看家狗蹲在院子门口看门，但现在围墙坍塌了，狗再尽职尽责也挡不住从坍塌缺口进入院子的人[3]。对此，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认为，自媒体的新闻发布属于“零门槛”，基本不存在把关[4]。也有研究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自媒体中的把关不但没有弱化而是得到了强化[5]。而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自媒体中的把关效应既非加强也非不存在，而是弱化了，比如陈力丹认为传统媒介的“把关人”和“议程设置”作用是变小了[6]。有研究者走的更远，认为“把关人”理论已遭遇范式危机，并提出互联网时代把关理论研究应走向动态化、透明度、复杂性三个趋势[7]。 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控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互联网上广义的把关效应也必然存在。来自民间个人的声音在设置议题、主导舆论风向的事件越来越常见，甚至网络在某些时候已经开始主宰舆论，而传统媒体甚至沦为信息核查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舆论格局的这种变化呢？ 二、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信息把关模式比较 当下中国的新媒体风起云涌，互联网上酝酿出的层出不穷的热点事件强势地设置着舆论议题，并在大众传媒的跟进关注下左右着舆论的走势。笔者拟通过比较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信息把关模式，来解释网络民意如何颠覆原来的舆论格局。在比较新老两种传播范式下的把关模式之前，笔者想先亮明一个观点——这也是下文论证的重要前提：相对于社会中流通的信息总量而言，被选择、加工和操控的那部分信息总量是十分有限的。 在传统媒体时代，经过层层外界力量的影响干预，大众传媒最终所呈现的信息环境与现实世界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这一点李普曼的观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新闻就像“探照灯”照到的那部分现实[8]，而大量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都没被反映出来。而更为人所熟知的是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假说，直接指明新闻与真相之间的差距。对此，香港学者苏钥机提出了更传神的说法——“新闻是有目的的抽样”[9]，直接点明新闻对现实的反映不仅十分有限而且很不客观。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探照灯”还是“有目的的抽样”，大众传媒向社会输出的信息相对于社会上的信息总量而言是十分有限的——而大众传媒输出的信息正是人们操控的那部分信息，客观世界自由流动的大部分信息被排除在大众传媒产品内容之外。 进入新媒体时代后，草根阶层借助于互联网自媒体平台自由发布大量的信息，产生了规模巨大的UGC内容。不可否认，互联网上的把关形式非常丰富。比如通过IP地址阻断、域名过滤、敏感词过滤等网络技术手段来屏蔽监测网上的信息。另外还有网警在进行人工监测管理，总之有相当一部分信息被阻隔在“防火墙”之外了。不过，把关手段再成熟严密也难敌网民们日新月异的“创造”。比如，各种翻墙软件不断更新换代，BBS中的“马甲”（多人共用同一账号）现象，还有用所谓“火星文”（符号替换）、谐音等方法绕开敏感词汇技术过滤的规避。而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互联网的技术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都希望自己的平台上有一些敏感刺激的话题来吸引点击率[10]。而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监管处于多头管理状态，监管部门之间沟通不畅也会产生真空状态[11]，一些信息会由此“泄露”。互联网上的信息控制与反控制将长期存在，并不是一两个回合就能决出胜负。杨国斌提到，“网络控制的技术结构越精密，抗争形式就越精巧；控制制度越完善，反抗力量也同样会自我完善”[12]。因此在笔者看来，互联网上被人为“操控”的信息相对于信息总量来讲是只是很小一部分——自媒体的信息规模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李克强关于“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说法是典型的法律思维和法律语言，前者是相对于“民”而言的“权利”，而后者则是相对于“官”而言的“权力”。在此，笔者尝试着用“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这种法律逻辑，将自媒体新闻把关模式和大众传播把关模式做一个类比。自媒体遵循的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把关逻辑，即只要没有被人为删除屏蔽的的信息，都有可能在互联网平台上自由流动。而大众传播遵循的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把关逻辑，即只有被大众传媒“选中”的信息才能够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渠道发布出去进行流通。 这种类比固然不是一种科学严密的论证方式，有过度简化和不完整的弊端，但笔者想突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把关逻辑。其实，按照以上笔者的逻辑类比来看，自媒体新闻何尝不是普通大众言论表达“权利”的一种延伸和体现？作为人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当然应遵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逻辑。而大众传媒的采访权在理念层面虽说是公民知情权的延伸，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但在实践层面“无冕之王”称号则是“权利”向“权力”扩张的直接证据。尤其是在我国，大众传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党政权力的延伸来运作的，而且这种“权力”思维和实践还将长期存在[13]。 三、新媒体时代舆论管理的“双重失控” 比较新旧两种把关模式，更重要的是为了分析这两种把关模式下所导致的结果。大众传媒中的把关模式，导致呈现到公众面前的是被挑选操纵的那一小部分信息，再加上大众传媒“天然”地、“专断”地代表了舆论自身，结果造成了公众舆论表达的变形和衰减。而自媒体新闻把关模式，致使被挑选操纵的那部分信息被屏蔽在了“防火墙”之外，呈现到公众面前却是剩下的那部分规模巨大、丰富多样的那部分信息，当然其所产生的舆论效应会更加汹涌澎湃。再加上我国向来表达渠道相对缺乏，国家社会又处在剧烈转型期，民意的崛起、舆论格局变动似乎不可避免。 不同的把关逻辑塑造了不同的新闻业态，也塑造着不同的舆论格局。大众传播时代传统媒体统治着信息流通，进而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舆论规模和走势，甚至直接代表舆论自身而冠以名曰“舆论界”。但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普通大众借助技术平台直接发出声音，舆论主体的地位开始一步步回归[14]。这种新技术导致的舆论格局变化对于原有的舆论管理工作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笔者称之为舆论管理的“双重失控”。 舆论管理工作的“双重失控”，描述的是互联网上以各种自媒体应用为平台的新闻实践，不断分流瓦解传统媒体话语权，致使原有“舆论引导”工作陷入低效甚至无效的状态。大众传播时代，政府通过管控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来引导整个社会的意见气候，整体效果是显著的。但新媒体技术出现后，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解放了普通大众的嘴巴，草根人群拥有了向社会“点对面”喊话的“麦克风”。大众自身的表达不仅稀释了官方舆论场的意见气候，甚至直接扭转舆论的走向。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舆论管理的“双重失控”具体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来借助大众传媒引导舆论的方式的效力大大降低，因为民意通过互联网直接表达的方式，致使传统媒体不再“理直气壮”的代表舆论了。事实上我国社会意见领域已经直接形成了“两个舆论场”[15]（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甚至在议题设置上，传统媒体往往被互联网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表现出生机勃勃而又混乱不堪的特点，相关部门通过人力或技术手段进行管控的效果并不明显——如前文所言网民在不断创新着表达的方式。总之，舆论管理工作一方面虽能管得住传统媒体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想直接管理网络民意却效果不佳，因此笔者称之为“双重失控”。 就我国而言，舆论管理的“双重失控”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13年下半年的网络谣言治理运动，“秦火火”、“薛蛮子”等一批网络“大V”、网络名人受到批判和警告甚至是抓捕。这表明，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借助大众传媒引导舆论的方式已效果不佳，于是就采用行政、法律等手段直接干预。二是舆情监测行业的快速兴起，也证明了原来的舆论管理遇到了问题。工信部于2012年6月成立“全国舆情技能水平考试管理中心”，专门进行舆情培训和职业认证工作，舆情监测将成为一个重要行业。而相关行业人士推测，舆情行业的市场规模高达100亿[16]——市场对利润敏锐的嗅觉也表明国家舆论治理所带来的附加价值。 注 释： [1]黄旦：《“把关人”研究及其演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4期 [2]帕梅拉·休梅克：《大众传媒把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110页 [3]殷俊 孟育耀：《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调适》，《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2期 [4]刘正荣：《.“人人即媒体”与大众传播要素的质变》，《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5]周海：《网络传播中的媒介控制》，《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 [6]陈力丹：《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 [7]罗昕：《结构性缺失：网络时代把关理论的重新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8]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241页 [9]孟婧：《北大新闻学茶座（13）——香港中文大学苏钥机教授谈新闻的本质》，《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7期 [10]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11]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第138页 [12]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13]陈力丹 闫伊默：《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4]陈海峰：《微博舆论监督中的新变化与老问题》，《当代传播》2013年第5期 [15]陈芳：《再谈“两个舆论场”》，《中国记者》2013年第1期 [16]刘金松 马莉：《舆情业百亿大生意》，《经济观察报》2011年6月6日12版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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