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朱春阳：数字化时代的传媒业会走得更远 |
| 范文 | 记者：结合中国社会的新传播技术实践，你如何看待技术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朱春阳：我用“天书”这个词来表述中国互联网技术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它承载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新媒体虽然给了中国不同阶层中的网民平等接入机会，但在使用互联网能力上的差异却导致了不同阶层间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对于那些无法融入数字化时代的人们而言，互联网就如同“天书”般，不懂得这部天书的人将被孤立在互联网社会的边缘；另一方面，互联网这部“天书”也使每一个互联网的接入者都在书写可以永久保存的“天书”，它让所有的网民在“触手可及有网络”的状态下缔造出一种尊重技术、遵守规律，尊重公众理性合意的新秩序。简而言之，对于那些处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弱势群体，需要重新审视其在数字知识获取层面的素养和能力，进而获得“逆袭”的可能性；对于传统的机构、部门，尤其是传统媒体和政府职能部门而言，更需要以积极的姿态对接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培育互联网思维和使用互联网的能力，致力于新媒体时代话语权的重塑。 记者：您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对当前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影响？ 朱春阳：新媒体的强势崛起使“数字鸿沟”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传播技术的勃兴对不同群体因各自能力的差异带来的影响和收益层面的差异。目前官方传统媒体正面临着陷入“数字鸿沟”的危险，传统媒体的权力面临被分化和去中心化的尴尬处境。这一方面源于互联网新媒体所提供的用户体验和生活方式更具便捷性和人性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媒体作为突发事件中交流信息与意见的第一现场而成为社会舆论的核心平台。从目前来看，两个舆论场的摩擦依然存在，尽管互联网为两个舆论场的区隔的打通提供了契机，但并没有真正消解，因为传统主流媒体在成为人们行为决策参考方面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从两个舆论场打通的角度来看，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主流媒体要成为人们行为决策的参考坐标，需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打造以“双向沟通能力”为核心的话术技巧。 记者：你如何看待政务新媒体对弥合两个舆论场区隔的作用，政务机构应该如何利用政务新媒体打造“双向沟通能力”？ 朱春阳：政务新媒体目前已经进入常态运营期，从理论上讲，政务媒体是建构两个舆论场对话的重要平台和重要阵地，它在突发事件中扮演的是政府的沟通自救平台，在日常事务中扮演的是网络群众路线平台。官方机构开通新媒体平台以此作为沟通官民的渠道已经是业界和学界的普遍共识，但仅仅有政务媒体量的积累还不行，它需要真正让政务新媒体的作用落到实处，必须考虑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政务新媒体与网络媒体平台、本地网民建立良性的互动网络，形成彼此信任的关系。现在的政务新媒体平台几乎是遍地开花，但存在着极为鲜明的问题：日常强调正面信息的传播，却往往在社会冲突中失语。对于政务新媒体来说，要发挥其打通两个舆论场的作用，需要有学习者的姿态、研究者的意识，通过关注各类新媒体研究机构、舆情研究机构等发布的排行榜或研究报告，对那些特别典型的优质案例进行系统观察和学习，分析和总结其在信息发布时段、事实陈述技巧、突发问题应对策略、与网民互动技巧等层面的规律性，增强政务新媒体运营的主动性与策略性。 记者：在“互联网+”被提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传统媒体有哪些可以积极探索的方向？ 朱春阳：“互联网+”被提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它作为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已经成为与市场导向并驾齐驱的助推力量影响着传统媒体的发展。这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从当前来看，传统媒体的转型之路或者说探索的方向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内容、渠道和产业链。在国家加大版权保护力度的背景下，内容依然是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它是吸引受众的根本所在，决定着用户注意力的流向，因而加大对内容资源的拥有程度，注重内容的优质化和精良化，同时增强内容的版权经营意识和竞争意识是首要目标，也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从渠道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时代大量媒介平台的涌现，使渠道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整合多样化的渠道，在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云多屏”的架构体系，使其自身内容借助多元渠道的整合使协同价值得以最大化是重中之重。此外，传统媒体还需要改变收入来源单一的状况，通过上下游资源的整合，打造新的价值链，营造完整的生态环境，创造更为多元化的收入。 记者：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您觉得在媒介融合时代，我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主流媒体？ 朱春阳：首先，从服务于当前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我国“第五个现代化”的新要求的层面讲，新型主流媒体应该继承正面宣传能力的既有优势，同时又要彰显在社会冲突时刻提供沟通桥梁的价值，做到沟通能力的优化；其次，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体系多元化与碎片化的背景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間共享的价值体系，以形成更高程度的共识为目的打通两个舆论场，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最后，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发挥新媒体在跨行业、跨地域层面超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形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机制，实现有效的政治传播。简而言之，新型主流媒体就是正面报道能力与社会冲突沟通能力协同发展的媒体。 记者：近年来，以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为契机出现了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新闻客户端。作为颇受学界和业界关注的澎湃新闻无疑是一个典型案例，您如何评价这一产品？ 朱春阳：澎湃新闻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典型，其横空出世不是偶然的。首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新旧媒体融合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澎湃新闻通过严肃的政经新闻和深度独家报道对当下中国诸多焦点问题予以关照和反思，成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焦点问题的主要信息和观点来源，契合了“新型主流媒体”的特征与定位。同时，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优势、人才优势、信息资源优势和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也为澎湃新闻提供了充足的行动空间。综合来看，澎湃新闻的成功靠的是精确的读者定位，良好的采编团队，对既有《东方早报》资源的有效整合，新旧媒体出版秩序的调整等。但就目前来看，澎湃新闻如何在创新激励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保证既有竞争优势得以持续。 记者：在各大媒体广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看待都市报与新兴媒体之间的关系？ 朱春阳：在2005年之前，都市报一直充当着传媒业创新的旗手角色，但在2005年这一局面发生改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替代了都市报成为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创新领导者。根据我的观察，都市报能否在互联网时代依然在传媒市场上拥有立足之地，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都市报能否获得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都市报和机关报相比，有体制上的灵活性优势；但和商业新媒体公司，尤其是上市新媒体公司相比，却缺乏优势。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些率先发展起来的都市报成为传媒人才的“黄埔军校”但却无法留住人才，一些都市报虽然一度拥有不菲收益但却承担反哺母报的重担，使其收益循环至体外导致对创新者的激励严重不足。对于都市报来说，处理好与新媒体的关系，需要用“用户关系”建设来取代传统的“传-受关系”，重塑传播力与话语权，将自己建构成政治上能够打通两个舆论场，经济上能够壮大实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记者：您如何看待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政策在推进中国媒介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朱春阳：近年来与媒介融合发展相关的政策比较具有重要意义的是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同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上述政策措施的出台，使媒介融合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为我国传统媒体转型、传媒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通过互联网推动产业融合创新，成为新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宏观战略，进一步为传媒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让事业的归于事业，让产业的归于产业，分类管理是大势所趋，如果这一重大制度突破得以实现，这对于提振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及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记者：您如何看待传统媒体纷纷进驻移动互联网这一现象？ 朱春阳：2012年，手机超过台式机，成为网民上网的第一通道，这标志着移动互联网超越PC互联网，成为网民生活方式的第一承载平台。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媒体跻身主渠道，挺进互联网是顺应传播业发展潮流的选择。作为传播主渠道的移动互联网，也是中国社会信息变动的第一现场，唯有到达这一现场，才能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专业群体同场切磋，相互砥砺，共同进步。传统媒体如何把内容资源、采编团队的优势，延伸到移动互联网平台考验着改革者的智慧。两者的对接将会促动传统媒体巩固其既有优势，拓展平台建设，强化其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力；对于互联网媒体来说，通过资源整合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轉其公信力相对匮缺、优质内容相对缺乏的局面。传统媒体纷纷进驻移动互联网将继续推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带来现有资源的整合重组、结构优化，进而为我国传媒集团的融合发展提供路径和经验。 【专家简介】 朱春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管理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CSSCI期刊《新闻大学》常务副主编，兼职央视市场评估部专家、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最具影响力人文社科青年学者”荣誉称号。 作者简介：孙祥飞，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新闻传播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编辑：徐 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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