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从社会学角度辨析史量才的角色扮演及冲突 |
| 范文 | 谭泽明+商娜红 摘要角色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勘察个体角色的有效方法。本文基于角色理论的研究视角，辨析史量才作为报人、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的不同角色扮演，分析其角色扮演的内在冲突和外围冲突，诠释史量才的社会角色超载问题和被暗杀的原因。 关键词史量才；社会角色；角色扮演；角色冲突 史量才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将历史悠久的《申报》推向发展顶峰，史量才不仅是知名的报人、商人、银行家和资本家，而且是位重要的民主斗士，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然而，“暴得大名不祥”，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变化及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侧目，乃至遭遇暗杀之祸。 一、社会角色理论 角色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是研究社会人物的重要方式，“几乎没有哪一个社会学概念像‘角色这样被频繁地使用，角色的使用已远远超过社会学范畴”。通过研究人物的角色扮演，研究者可以找到恰当的切入点，更好地整体性把握研究个体对象的面貌和属性，并能深刻地剖析研究对象的内在世界。 角色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实用主义先驱米德（George HerbertMead）的“象征互动理论”（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米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其逝后出版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中，观点包括，“自我概念为行为提供重要动机”，“个体和群体受到文化和社会过程的影响”等。米德的研究启发了后之研究者，特别是关于个体角色的问题上，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的贡献尤为突出。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中，特纳提出，“所有人展现其自我概念为某种特定的客体”，“行动者是以一种能够强化自我概念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特纳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认定，以及在概念化身份角色中实现现实化角色行为，是诠释行为个体发生和发展的便利研究模式。 社会角色展现行为模式，不仅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相关联，同时与社会期望和角色期望有紧密关系，当一个人履行某种地位的权利与义务时，他就在扮演一个角色。角色的扮演包含社会群体赋予的身份和自我认定的身份，以及该身份所应该发挥的社会动能。作为一项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工作，准确界定历史人物的社会角色，有利于深入剖析历史人物。 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里，人物的角色变换亦呈现复杂的状态。有研究者就指出，“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极为独特”，“他们都是在传统文化基本价值之内接受西方文化的”。因此，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呈现出复杂情况，从角色扮演和角色冲突的角度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身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人物的抉择，更深入地洞察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 二、史量才角色研究的状况 近年来，在方汉奇先生“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的倡议指引下，业内新闻学者对新闻史的热点人物和热点领域进行了广泛挖掘，史量才便是研究热点之一。近十年来，业界多次召开史量才学术研讨会，中国知网也收录大量研究成果，学位论文超过55篇，研究论文超过900篇。 首先，在学术研讨会方面。2007年，中国史量才研究会在浙江理工大学正式成立。2009年10月，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浙江理工大学和中国史量才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纪念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出版了《仰望史量才：全国纪念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4月，上海社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单位在上海联合举办了“史量才与《申报》的发展”学术研讨会。2014年11月，上海市史学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了“媒体·报人·社会责任一纪念史量才遇害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这些学术研讨会中，涉及史量才角色研究仅有吴廷俊教授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全国纪念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吴廷俊教授以史实为依据，以发展的视角，认为史量才“以商人（企业家）办报为主体，兼有文人办报成份，并开始趋向党人办报”。吴教授对史量才身份界定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讲，摒弃了对历史人物判断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以发展变化的动态思维研判历史人物，是对史量才研究的重要贡献。作为吴廷俊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金丽梅在其硕士论文中基本承袭了吴教授的观点：“他的办报活动既超过了‘政治独立的商人办报、也超过了‘议政不参政的文人办报，而是开始趋向于干涉政治的党人办报。其社会角色也超越了报业家、实业家而趋向于党人。”在这里，无论是“身份界定”，还是“社会角色”，其实都是在讲史量才在当时社会活动中的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问题。 其次，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史量才的报刊经营和新闻思想。围绕史量才这一主题，研究的热点仍然在其经营管理思想和报刊思想，每年发表论文数量比较可观。对其社会角色的认定，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侧重。 从政治角度来看，有“民主人士”说、“民族资产阶级领袖”说、“爱国人士”说、“社会改良者”说等。例如，国民党军统局第一（军事）处处长鲍志鸿的回忆就认为，国民党军统认为史量才是“民主人士史量才”。与史量才共事过的老报人马荫良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说：“史量才先生是我国新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新闻事业家，也是一位工商实业家。”一些研究者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将史量才划归于民族资产阶级范围，“史量才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复旦大学的朱春阳教授认为，“社会改良者是史量才自我认定的第一身份”，并对此进行了阐释性的辨析。 从其他角度来分析，有“报人”说、“商人”说、“资本家”说等。早期的报刊资料显示，时人谈及最多的乃是其报人身份，冠以“报业大王”或“报纸大王”之誉，“《申报》主人”。如，当时的《北洋画报》就认为：“如果我们说荣宗敬算是面粉大王，刘鸿声是煤炭大王，那么史量才便是报纸大王。”史量才被刺身亡后，当时报界和文化界的悼词中亦多称其为“同业导师”“文化界先辈”“社会导师”等。当前的许多研究资料显示，大多数研究者将史量才身份界定为报人和民主人士，认为“史量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报人，民主斗士”。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论述史量才社会身份角色的研究则比较少，华中科技大学余丽梅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史量才社会角色的定位分析》算是为数不多的成果。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掌管着国内影响力首屈一指的《申报》，生活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其个体角色扮演情况值得讨论分析，其角色内的冲突和角色外的冲突值得关注。 三、史量才角色的界定依据 史量才所处社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复杂，史量才的本人经历也堪称丰富，因此，在界定史量才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发展和联系的方法，辩证地分析其社会角色的变化，避免出现判断历史人物主观化和新闻史研究内卷化的倾向。 （一）要避免判断历史人物主观化倾向 作为处于大变动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早年的史量才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读过私塾，中过晚清的秀才，中国传统文化肯定对其产生深层次的影响。此外，史量才主动接受新式教育，毕业于杭州蚕学馆，创办上海“女子蚕业学校”，对新知识、新思想抱有开放和接受的态度。而其实施《申报》改革，比肩《泰晤士报》的做法，为推动实现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史量才出身背景、教育经历和各阶段的人生经历，彰显了史量才社会角色的复杂性，简单地将其描述为报人、商人、民主人士等，均不够科学合理。 （二）要避免新闻史研究的内卷化倾向 我们知道，20岁左右时的史量才参加过辛亥革命、办过学校、任过教师、做过《时报》主笔，同时与立宪派人士（张謇等）和地方实力派人物（程德全等）来往密切；30岁左右的史量才开始经营申报馆业务，挺过多重难关，逐渐获得巨大成功；40岁左右的史量才不仅是上海滩舆论领袖，同时是实业界、银行界重要人物；50岁左右的史量才已经在上海的工商界、政界树立了相当大的权威，是许多社会团体的头面人物。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史量才“举办中南银行，五洲药房，中华书局，民生丝厂，此外社会各团体，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系者，几与无不参加”。因此，在对待史量才这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人物来讲，如果仅仅局限在新闻史领域，势必产生学术研究上的“内卷化”倾向，难免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哲学误区。 研究史量才的社会角色，要放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回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方能更好地勘察其角色扮演问题。在具体历史社会环境中，实际发生的史量才及其社会活动，才是我们准确确定史量才角色扮演的有效依据。虽然，关于史量才的第一手资料匮乏，特别是日记、回忆录等直接材料比较欠缺，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为数不多的演讲、序文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探寻其社会角色的面貌。 四、史量才的角色演变考察 假以面上之审视，进行描述性之梳理，在不同时期里，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又不尽相同。 （一）进步青年的角色 青年时期的史量才敢于接受新式教育并创办新式学校，在科举盛行的末日余晖里，其思想还是比较前卫和开放的。黄炎培回忆说，“山东路望平街时报馆上层息楼”和“赵竹君的家惜阴堂”都是上海进步人士经常聚会的地点，而史量才就是“息楼”和“惜阴堂”的常客。特别是“惜阴堂”，赵凤昌在这里联系当时的实权派人物，促进南北议和，号称“民国产婆”。在这些聚会场所，史量才结识了黄炎培等海归精英，结识了张謇等立宪派人士和程德全等地方实力派人物，获得了各界领袖人物的赏识。据称，史量才原名史家修，“量才”的名字就是根据张謇“量才而用”的评价而得来。辛亥革命期间，史量才参加了上海地区的革命活动，革命后任职松江盐务局长。史量才的学习经历和活动情况足以说明，青年的史量才属于进步青年。 （二）报人的角色 1912年10月，史量才在张謇等人的支持下，完成对席子佩《申报》的收购，成为《申报》主人直至被杀身亡。按照申报馆撰写的《史先生史略》的说话：“二十余年，未尝少懈，实为一生心血之所凝结。”特别是三十年代《申报》的各项革新，史量才终于将《申报》打造成世界知名的报纸，获得《泰晤士报》北岩爵士的亲睐，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沃尔特·威廉博士的赞许。实际上，“报人”是史量才本人和社会共同认可的一个角色，按其对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贡献来判定，可谓实至名归。 （三）商人的角色 史量才收购申报馆本身就是一次商业活动，时人也认为“史量才是精通‘生意经的”。从1921年开始，史量才初步完成了对《申报》的改革，开始涉足银行业和实业领域，与华侨商人黄奕住合资发起成立中南银行，与徐采丞合资开办了“民生纱厂”，坚持扶助“五洲大药房”并成为其第一股东，坚持扶助中华书局等等。在新闻业内，史量才不动声色地收购了上海《时事新报》和《新闻报》，以及天津的《庸报》，是名副其实的“报界大王”。此时，史量才建立了一个包括新闻业在内的、涵盖多领域的商业帝国，商人是其重要角色扮演。 （四）社会活动家的角色 “九·一八”事变是史量才社会角色转变的节点，自此以后，其社会政治活动日趋频繁，在“一·二八”事变中达到顶峰，短暂充当上海政治领袖的角色。 1.在政治上积极参与或领导社会活动。以“壬申俱乐部”成立（1932年1月28日）为标志，史量才开始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几天后，“壬申俱乐部”扩大成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担任会长，积极支援和服务十九路军的抗日活动，实际上承担了战时临时政府的功能。之后，史量才又担任淞沪战区善后委员会副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兼任农村复兴委员会会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职。此外，史量才聘请陶行知、黎烈文等进步人士任职《申报》，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出批评：“国民党主政六年，于我国家我人民曾有何政绩？不过徒存留若干宣言决议案，纸上之史料耳！” 2.在文化上积极开展服务社会的活动。以发布《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为标志，史量才开始以申报馆为载体，扩展其业务，包括发行《申报月刊》，开办“流通图书馆”，创办“新闻函授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出版《申报年鉴》《申报丛书》《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等，可谓风生水起。史量才的解释是：“报馆不仅是一个商业机关，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机关，是应该替社会服务的。”史量才的这些改革，让申报馆在无形中取代了上海地方政府的一些职责，大大提高了申报馆主人在上海地方市民中的地位。 五、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内冲突 史量才的角色内冲突主要体现在掌管申报馆之后，围绕报人、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的不同角色扮演，史量才不断地变换职责，角色内的冲突不断发生。 （一）报人角色与商人角色的冲突 在当时国内报刊中，《申报》与其他报刊相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其办报的历史比较悠久，在上海甚至全国读者心目中有着稳固的地位；其次，《申报》办报方针和评论风格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申报馆的基本架构都比较完整，采编人员队伍比较稳定，不需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动。虽然，史量才也提出了“史家办报”的思想，将经营《申报》纳入治史范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但实际上，史量才的报人角色成功于报馆的经营管理上。史量才聘请陈景寒管理编辑工作，聘请张竹平负责广告和经营，很快让昏昏欲睡的《申报》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申报馆是史量才报人角色和商人角色的联系纽带，一旦商人的角色发挥功能，报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这种冲突在收购《新闻报》股权事件中得到集中展现。 （二）商人角色与社会活动家角色的冲突 在西方发达国家忙于欧战及战后的经济恢复、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并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史量才依托申报馆进军实业，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家国思想和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史量才“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充分利用《申报》平台，拓展其救国济世的雄伟抱负。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序言中，史量才指出：“确认史地二科，凡人生基本观念之所以确立，与夫爱群爱国心之所由培成，胥于二者是赖……得此不啻置邮而通也。”在“一·二八”事变中，1932年2月4日，史量才等电请政府向十九路军增援：无上海即无全国，置十九路军而不援，岂特弃我300万市民？史量才的这些社会活动，“始终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场上，对国民政府及某些官员的妥协退让与腐败行为进行不留情的揭露与批评”，已经超越了商人的角色职责范畴，不得不在商人和社会活动家之间做出选择。 （三）社会活动家角色与报人角色的冲突 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史量才频繁参与社会活动，不仅组织和参与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运作，而且参与民主人士的政治活动，甚至还被蒋介石聘为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务。早在1931年11月底，《申报》就在国内率先发表了《宋庆龄之宣言》，称：“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公开反对蒋介石，支持宋庆龄反对蒋介石的政治活动。1932年，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后，史量才与其发生了直接联系，“宋经常与杨杏佛、史量才商讨发表文件”，并以记者身份参加了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发表了抵制蒋介石新闻统制政策的言论。在敏感的社会活动上，史量才利用《申报》频频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难，质疑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共苏区的“围剿”，质疑“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同时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申报》禁邮”事件即是明证。史量才的社会政治活动，实际上放弃了报人客观中立立场，报人的角色被冲淡了，成为社会活动家角色附属。 六、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外冲突 史量才社会角色外的冲突是伴随史量才资本帝国的壮大而产生的，社会角色出现职责上的超载，并逐渐沉淀累积起来，导致与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一）超载的角色职责被过分地沉积下来 申报馆在经历了席子佩官司案后，史量才逐渐收购了申报馆所有股份，其商业才能逐渐得到空前释放。此时，不仅外界将史量才尊为上海滩“报界皇帝”“报界大王”，甚至连史量才自己也认可这一身份。作为上海滩实业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在面临日本入侵、国民党政府无作为的局面下，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承担起了“战时临时政府角色”，史量才的角色扮演超出了角色范围。根据维持会会员、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在1932年5月3日的日记记载：“近日无论到何处反政府空气甚为浓厚”；“因恨政府，每次开会会员故意唱高调，使政府难堪，此云攻心之法也”。上海市政府在淞沪抗战中的角色缺失和史量才的角色超载，都是不正常的角色扮演现象，史量才在此时的地位和影响超出了本身的角色范畴。 （二）加剧了社会角色外的冲突紧张 个体常常通过身份地位和角色行为的职责承担，与社会结构发生联系。史量才社会角色的超载，角色的功能被过度放大，都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互动联系。这种状况导致与蒋介石政府当局的紧张对立，如果说“《申报》禁邮”事件只是警告的话，民主人士杨杏佛被刺事件就是赤裸裸的威胁，而沪杭公路上的暗杀事件则是最为直接的行动了。作为报人、商人，甚至社会活动家，只要能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角色支配下活动，应该还是比较安全。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怀抱儒家道德价值的商人”，是不希望国破家亡的，史量才角色外的冲突既是自我角色的突围，也是社会组织和历史时代的推动。 七、结论 历史人物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今天的我们，以有限的碎片化的历史资料来研究复杂的历史人物，总免不了“漏洞百出”。因此说，再科学的判断也是建立在不科学的方法之上的。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位卓越报人，史量才的社会角色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其角色扮演在报人、商人和社会活动家之间不断切换，角色内冲突和角色外冲突不断发生，乃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杀。在史量才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负责的报人、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积极人世的社会活动家的身影，是了解民初新闻史、了解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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