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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心理学视角下贫困循环问题探究
范文

    蒋莹 姚婧

    [摘 要]目前,贫困心理学逐步兴起,国内外许多学者从贫困的产生,神经机制等不同角度,对反贫困进行了探索研究,意在建立一个系统的贫困理论,用于贫困的实际应用。有关的研究证据假设,贫困可能是特定的心理后果,可能导致经济行为,使其难以摆脱贫困。证据表明,贫困导致压力和消极情感状态,这反过来可能导致短视和避免风险的决策,贫困可能通过限制注意力和偏向于习惯性行为来牺牲目标导向的决策。总之,这些关系可能构成有助于持续贫困的反馈循环。

    [关键词]贫困;贫困文化;行为决策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世界上超过15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2013年12月的购买力评价)这种缺乏财政手段对其当地居民有深远的影响:在非洲,平均死亡人口比欧洲早21岁,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三分之一的儿童发育迟缓。经济贫困意味着生活在肮脏、早死和抚养面临类似问题的儿童。有研究者提出,贫穷会影响人们的情感状态及其经济选择模式,即他们的感觉和行为方式?由此,贫困问题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宏观的角度关注了贫困的群体性和政策性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贫困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行为决策也有着重要影响(Lund et al., 2010;Kahneman & Deaton, 2010; Noble et al., 2015)。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贫穷导致负面影响和压力,定义为有机体对环境需求超过其监管能力的反应,这种影响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偏好。特别是,贫困可能降低承担风险的意愿,不愿放弃目前的收入以寻求较高的未来收入。这可能表现为采用新技术的低意愿和对教育和健康等长期结果的低投资,所有这些都可能降低未来的收入。因此,贫困可能有促使更难摆脱贫困的行为。

    需要特别说明两点:首先,贫穷的特点不仅在于收入不足,而且由于机构功能失调,医疗保健机会不足,以及一系列其他障碍都是引起贫穷的原因。这种多样性使对贫困与心理学之间单一关系变得复杂。第二,我们并不是站在高处去指责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如果不是因为某些环境的巧合,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穷人。

    2 贫困对风险承担和时间贴现的影响

    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一再发现了更多的风险厌恶,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的获得上比富人少。例如,美国贫困家庭的折现率大大高于富裕家庭的折现率; 同样,对埃塞俄比亚农场家庭和南印度样本的研究发现,较低的财富预计会显著高于(行为测量的)贴现率。较富裕的家庭或年收入较高的家庭在代表性样本中也显示出较低的风险规避水平。

    在类似的研究中,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更小的(“差的条件”)或更大的(“丰富条件”)预算,然后被要求做出一系列“购买”决定。而较小的预算面临更加困难的折衷,因为他们可以买得更少的理想产品。因为在艰难的权衡之下的决策很可能消耗稀缺的认知资源,那么小预算者在需要意志权力和执行控制的后续任务中被认知资源被削弱。研究发现,贫困条件下的被试在后续的stroop任务中,出现了抑制力更差的情况。因此,贫困似乎会影响决策,使人们对决策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消耗产生影响。由于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被假设为延迟满足的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影响也可能影响时间贴现行为。

    3 为什么贫困影响风险承受和时间贴现

    穷人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可能影响贴现率和冒险行为,尽管穷人的内在时间和风险偏好可能与富裕人的内在时间和风险偏好相同。例如,穷人通常无法获得正规信贷市场,并被迫通过非正式渠道从放债人、朋友或商人借款。他们通常面临很高的信贷利率,而且贷款人通常限制向他们贷款的金额,这意味着穷人更有可能受流动性约束。因此,如果穷人在实验中,在当前付款和延迟付款之间进行选择,则他可以选择当前付款,这不是因为对于当前付款的内在偏好,而是因为非正式市场中存在的信用市场缺陷。贫困的个体通常面临高“背景”风险,如作物歉收。因此,他们可能在可避免的风险中显示较少的冒险行为,即使他们的风险偏好可能没有不同于那些较少暴露于背景风险的富人。也就是说,即使贫困者与富人的内在偏好一致,但是在环境的影响下,较高的背景风险已被证明与较高水平的风险厌恶相关。

    4 贫困对情绪和压力的影响

    减少贫困对影响和压力的影响通常在随机实地实验或自然实验(如中彩票)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一项肯尼亚研究证明了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家庭被随机选择接受无条件转移$0,$400或$1500。心理幸福感測量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幸福和生活满意度问题,并使用流行病学研究抑郁量表,科恩的感知压力量表和唾液中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测量压力和抑郁。当家庭接受积极转移时,该研究发现所有这些变量有实质性改善,但是在接受大量转移的患者中应激激素皮质醇仅减少。同样,其他几项研究报告了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表明现金转移降低了痛苦和抑郁症的评分。

    同样,一些研究发现,使用自然实验,如保证收入,彩票支付,获得养老金计划,另一些研究发现,收入的增加导致精神健康问题的住院率下降,减少抗焦虑药的消耗和自我报告心理健康的评分增高。几个随机对照试验报告,当参与者获得健康保险,改善住房和获得水时,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相反,贫困增加对福利的影响通常是利用意外的冲击来研究的,例如农民的恶劣天气。一个研究调查了在干旱时期肯尼亚农民的随机产生的负收入冲击是否导致皮质醇水平的增加。研究发现,农作物在干旱期间可能歉收,农民具有较高水平的皮质醇和自我报告的压力。这种关系不适用于非农场主,并且在那些完全依靠农业为他们的收入的农民中,比那些还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更为明显。另一项研究,在354名瑞典蓝领工人的样本中测量了皮质醇水平,之前和之后这些工人的一小部分失去了工作。在失去工作的工人中,皮质醇水平显著较高。进一步的研究使用了衰退行业作为失业的外生变异来源,并使用这种方法找到了失去工作对家庭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此,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贫穷的增加通常导致负面影响和压力,贫困的减少具有相反的效果。我们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负面影响和压力是否影响风险承受和时间贴现,因此可能是贫困影响经济行为的渠道之一。

    4.1 负面影响和压力对风险承担和时间贴现的影响

    严重的信贷约束和不可预测的背景风险意味着穷人特别容易受到收入和健康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不太能够控制他们的生活环境。如上所述,这导致压力和消极的情感状态,例如不快乐和焦虑,并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状态是否对决策产生独立的影响。

    4.2 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受试者在实验期间,被随机分配到接受不可预测的高电击或低电击的威胁中。不可预测的冲击是诱导恐惧和压力状态的可靠方法。在高威胁条件下的受试者显示出比低威胁条件下更高的风险厌恶。在另一项研究中,受试者的恐惧是通过让他们观看一个恐怖视频来显示一个年轻人被不人道的折磨外部诱导的;这种恐惧诱导也导致显著更高的风险厌恶。恐惧诱导也导致在其他一些研究中更多的风险厌恶选择,并且还表明,风险厌恶选择可以通过认知重评来减少恐惧诱导视频的恐惧效应。

    因此,不仅可以通过恐惧感应来增加风险厌恶,而且可以通过减少恐惧来减少风险厌恶。增加的风险厌恶也可以通过施用氢化可的松诱导,其提高脑中的皮质醇水平,并因此模拟应激的一些神经生物学效应。在安慰剂对照实验中,一半的志愿者在8天的时间内接受氢化可的松,使得能够研究物质的急性(在第1天)和慢性效应(在随后的几天)。氢化可的松的急性效应不会导致风险承担的变化,而慢性施用导致风险厌恶的强烈增加:安慰剂和急性可的松病症的受试者在风险承担任务中选择风险大约50%的病例,但慢性氢化可的松条件下的受试者选择它仅略多于20%。因此,综合来看,实验对恐惧和压力感应的证据表明,恐惧和压力导致更高水平的风险厌恶。

    5 问题讨论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可以形成一个反馈循环,其中贫困通过对心理结果施加影响而加强自身,这可能导致潜在不利的经济行为。这种反馈循环可能会延长贫困人口的脱贫,如果上述关系足够强大,会让贫困者不能脱离贫困。

    从前面的讨论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和关注。首先,我们认为,贫困的心理结果和经济选择之间关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压力和负面影响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尽管初步的结果然不能完全解释是什么心理方面的压力,哪些类型的负面影响影响着经济行为。此外,这些证据目前仅限于实验室研究,文献几乎没有区分急性和慢性压力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因为贫困通常是一种慢性疾病,未来的研究应该检查慢性压力变化对实验室以及实地环境经济选择的影响。其次,关于不同的扶贫干预措施对生活满意度和福利的因果影响仍然没有什么证据。我们不知道哪种干预更好。例如,现金转移是否比提供健康保险或作物歉收保险更有效?最后,时间维度几乎完全未被探索。关于减轻贫困是否导致心理健康受到永久影响或只是暂时性增加的知之甚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干预后重复测量。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上述关系是否构成贫困陷阱。为此,将需要在贫困和心理结果之间或心理结果和经济选择的建立一个非线性关系。目前还没有证据;现有关于收入和心理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没有显示非线性的强烈迹象。相反,著名的Yerkes-Dodson定律表明,压力和表现可能呈现类似倒U的非线性关系:根据这个定律,唤醒的适度增加导致性能的改善,而极端的唤醒导致性能减量。但是,很少有证据表明这是否适用于经济行为;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富有成效的领域。

    最后,什么类型的福利计划或干预会打破上述讨论的关系?如果提出的反馈循环成立,三种可能性似乎有希望打破循环和改善福利:第一是直接针对贫困,第二是针对其心理后果,第三是针对他们的经济行为。当然,这些可能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應当独立地结合起来研究,以了解它们的效果。关于直接针对贫困的第一种可能性——许多研究已经测试了关于心理结果和经济行为的直接减贫计划的效果。大多数这些研究考查现金转移计划,这在近年来产生了普遍福利的结果。关于直接针对第三种可能性目标的经济行为,一些计划为经济行为提供了小的推动,带来了巨大的积极福利后果,例如承诺储蓄账户,提醒储蓄或提供在顶部具有狭缝的可锁定金属盒(如存钱罐)。我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即针对贫困的心理后果,对未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希望。更广泛地说,其心理后果及其对经济选择的潜在不利影响之间关系的理解,将导致实现两个目标的减贫方案。首先,他们将同时考虑贫困的心理成本和相反的消除贫困的心理益处。第二,他们将心理变量作为减轻贫困的新干预目标。我们希望,这将导致对贫困更加精细的理解,从而有助于解决这个持续的全球性问题。

    [参考文献]

    [1] 庞洪伟,巩艳红.如何逃脱贫困?——基于贫困心理文献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8(05).

    [2] 徐富明,张慧,马红宇,等.贫困问题:基于心理学的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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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8: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