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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广彩瓷中的中英设计交流

范文

张弛刘小奇陈洁

关键词：广彩瓷纹样设计交流图案设计设计交流

一、广彩瓷的诞生和发展：来自西方的市场需求

清代刘子芬的《竹园陶说》中记载“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制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瓷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此种瓷品始于乾隆，盛于嘉道。近日粤中出售之饶瓷，尚有于粤垣加彩者，因其杂用西洋彩料，与饶窑五彩稍异。有画笔极工，彩亦绚烂夺目，与雍乾粉彩类似者。”这是关于广彩瓷的最初定义，即在景德镇生产、广州装饰并且出口外销的瓷器，其中还归纳性地说明了广彩的制作目的、生产模式、产地、出现时间和装饰风格。根据作者的观点，广彩出现于乾隆年间，兴盛于嘉庆、道光年间;装饰风格在中国传统绘制方式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的技法和风格，纹饰主题中西方兼备，其中部分精品可与官窑相媲美，风格华美、色彩丰富;主要面向欧洲市场。

我国瓷器外销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新航道的开辟，东西方贸易往来愈加频繁，丝绸、茶叶与瓷器成为西方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三大主要货物。当时东西方贸易交流的媒介为各国东印度公司，其中又以17世纪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18世纪的英国东印度最为有实力。163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内部信件中描述了当时欧洲人消费瓷器的盛况;“随着欧洲开始充斥常见的瓷器，我们今后应该削减同类货品，改成依据需求下单，花色与质量务必更为精美。”这一阶段，中国瓷器入洪水般涌入欧洲市场。

清朝初年，社会动荡，清廷为了巩固政权，延续明朝的海禁政策。康熙年间设粤、闽、浙、苏四个海关，专职办理对外商贸和收取关税相关事务。然而发生在1755年至1759年的“洪任辉事件”直接导致清朝对外贸易转向“一口贸易”，广州由此开始独揽中外贸易大权，“并设立广州十三行专事对外贸易。英国学者安东尼法灵顿在其著作《贸易之地：东印度公司与亚洲1600-1834》一书中写道，“在广州的定期贸易一旦确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集中在三种商品上——茶、丝织品和价格较低的瓷器。”

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当地外销工艺品的发展，其中外销瓷为其中典型，其生产制作过程在中英两国设计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洋绘画、铜版画、银币、版画、素面、藏书票和游戏币等西方艺术作品以及富有西方特色的视觉文化形象作为外销瓷订单的样稿进入中国。而广彩瓷的图案纹样正是其集中体现。可以说，广彩瓷纹样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清代中国外销瓷角色的转变，是中国外销瓷转向市场导向的具体表现，也是这一时期中西方设计交流在中国工艺图案设计和制作方面最集中的表现。广彩瓷出现于清朝中叶，当时荷兰对外贸易已逐渐式微，英国成为海上贸易的主宰者。因此，本文主要以英国藏广彩瓷为例来讨论18世纪中英设计交流。另外，虽然广彩瓷的器型同样体现了中外文化融合的特点，但考虑到广彩瓷主要强调装饰风格，因此，本文主要就广彩瓷器的纹饰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阐述。

广彩瓷多为外销，而外销瓷装饰地点迁至广州之前，其主要生产基地为景德镇。对于当时的欧洲人而言，陶瓷价格不菲且不易获得。无论是将来自中国的瓷器作为家庭空间的装饰品，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展示和使用中国瓷器都是炫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有效方式。瓷器贸易最初并不属于东印度公司官方贸易的范畴，而是作为对公司员工的一种福利。因为瓷器防水，适合用于压舱，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都会在舱底部给员工们留出空间，允许他们以私人贸易的形式贩卖瓷器。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以及获得更具有个性化的瓷器，有机会前往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成为第一批定制外销瓷的客户或者中间商。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通常会向东印度公司说明瓷器购买的需求，并将订单交给东印度公司的。抵达港口后，东印度公司再将有详细绘制说明的订单转交给中国当地的联系人或者中间商（即买办）。这些中间商会前往景德镇，将订单交付窑厂保证在船返航之前将成品带回。

尽管订单上会有详细的图样说明，但由于中国工匠不懂英文，对西方的图样和主题内容缺乏了解，在绘制时并不能够完全做到忠实复制，可能会导致外框的图案装饰风格与中心纹饰内容相去甚远，从而出现奇怪的图案组合，甚至出现严重拼写错误，导致中间商因此蒙受巨额损失。例如在英国贵族Troutbeck家族定制的纹章瓷杯上，就出现了类似的“误会”，如图1。原本图中的鱼应该为蓝色，但中国传统绘画中，鱼通常都被会画成红色，于是，这只杯子上的鱼也被画成了红色。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减少成本方面的损失，一些粤商开始在广州设厂对景德镇的白瓷胎进行二次加工和装饰。广彩由此出现并获得进一步发展。

二、广彩瓷中的中西纹饰设计交流

广彩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瓷器当时的外销市场密切相关，同时也给中西方同风格的纹样在瓷器的装饰设计交流提供了媒介。一方面，西方来的订单将欧洲视觉文化引入中国，中国瓷器的装饰风格跟随市场需求而不断变化发展;其次，欧洲不仅仅只是单方面购买中国外销瓷，在贸易交流的同时，西方的工艺也通过贸易交流影响了中国瓷器行业的发展。18世纪初欧洲画珐琅导致中国釉上彩的出现，这种更符合欧洲人审美趣味的釉色为外销瓷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加工和制作定制瓷的过程中，广彩工匠不断重复操作、组合西方传达来的视觉元素，使其与中国和广东本土的瓷器纹样相融合，渐渐形成充满西方味道的别具一格的中國广彩工艺和纹样。本文将通过对几种不同类型的广彩瓷作品进行分析，讨论中西方纹样设计以及更多的视觉表达方式如何通过广彩这一媒介交流互融。

（一）中西参半的装饰手法和纹样

早期广彩开光人物纹瓷不仅在技法上融合西方，主题上也常常使用西方装饰元素，特别是一些场景纹样，设计手法和纹样元素充分融合了西方的绘画构图方式以及中西方不尽相同的生活场景。如现藏TY-州博物馆的《广彩锦地开光人物纹双耳碗》的图案出现了戴着清朝官帽形象的中国官员和挑着重担的两个中国人形象，但其背景却是有透视的西洋建筑。中式的树干与树叶却又加上了光影;前景下方的石块与远山运用了披麻皴笔法，但是前景的斜坡和后方的地面却又采用短笔的斜线和直线细密刻画。

图2是一对生产于1750-1775年之间的大碗，大碗的两侧分别绘制了中国人和西方人饮酒的场景，可以看出当时的瓷器纹样已经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表现得淋漓尽致。瓷碗上，放在一旁的官帽显示了图中人物的身份——政府官员，除了手中和桌上的青花瓷酒杯外，桌上还放了几盘菜，他们看起来相谈甚欢，举止并无不妥，在旁伺候的小厮态度恭敬;而西方酒桌整体感觉混乱，桌子中间是一个巨大的青花瓷酒盆，人们围坐四周，还有人醉倒在桌旁的地上。

（二）外贸相关题材纹样的外销瓷风靡一时

广彩外销瓷上有一类将外国商船、广州的城市风景、外贸交易场景等作为装纹案的作品，纹案包括包括外国商船、珠江口岸、十三行商馆、广州商店等。许之衡就在其著作《饮流斋说瓷》中就提到“嘉道之间所画楼台之画，书有地名者，大约绘西湖景为多，绘庐山十景者亦有之。至有绘珠海景者，乃粤人向景德窑订制之品，而非出于广窑所自制也。又有羊城八景之类亦然”。无论是船舶、港口风景还是交易场面，在中国绘画和瓷器上很难看到，但是在广彩外销瓷上很普遍，说明这都是广彩外销瓷所特有的纹饰，这些瓷器纹案基本来自西方商人带来的图案定制。

此类外销欧洲的船舶纹瓷大约流行于18世纪中期，其中最为典型的作品是175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威里堡号（Vrijburg）”的船舶纹盘，如图3。这只盘子盘底绘制着一艘正在海上扬帆航行的商船，高悬桅杆上飘扬的蓝白红三色旗说明了其来自荷兰的身份。盘缘为西红料描绘缠枝花卉卷草锦地，盘子上方正中椭圆形蓝色卷草植物纹开光里用荷兰语写着铭文：“CHRIST：SCHOONEMAN OPPRSTUERMAN OP：T：SCHIP VRYBURG：TFR：REEDE WANPHO lN CHINAlNTIAAR.1756.”该船的大副克里斯蒂安.舒尼曼，意为：“克里斯蒂安.舒尼曼，威里堡号大副，于1756年驶离中国黄埔”。这款瓷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图中的细部彩色和画法均为18世纪广彩中常用的装饰手法。

欧洲多间博物馆均藏有相同款式的“威里堡号（Vrijburg）”船舶纹饰盘，上面的文字因定制人不同而有变化，但船舶的尺寸与方向也不大一样。有学者猜测这些纹饰都参考了同一份稿本。而收藏于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的爱德华.巴路（Edward Barlow）日记中，可以看到其中某页有一幅速写图，为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商船，其形象与上文中提到的瓷盘上的商船造型如出一辙，如图4。巴路曾效力于英国皇家海军，也曾经就职于东印度公司。对照看来，瓷盘纹样很有可能正是出自于巴路日记。

港口风景纹饰主题流行于18世纪中期，但是在18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例如，2005年5月在苏富比阿姆斯特丹拍卖会上拍卖的一件英国李家族（EIdved Lancelot Lee）的纹章瓷上就以港口图案为纹饰，如图5。盘中心为家族纹饰，盘边上四个开光里的纹饰分别表现了广州和伦敦两座城市的港口风景，象征着瓷器连接着两个国家和城市的贸易。设计者以墨彩描述了伦敦大桥、塔与教堂尖顶，以及珠江炮台。英国人大卫.霍华德和约翰艾耶斯（David Howard and JohnAyers）认为，该盘的泰晤士河景应该是模仿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欧洲铜版画绘制而成。

十三行主题纹饰和各种外销商品的贸易情形也是广彩瓷当中别具特色的一类，瓷器店和茶行是其中最常见的主题。图6为生产于1740年代的乾隆方形人物粉彩茶叶罐。茶叶罐上两侧纹样展示了欧洲商人与中国人进行茶叶贸易的场景。一侧画面前景中，戴着官帽的中国官员正在与洋人交谈，后面一角展示出屋里的账房先生也在认真倾听交流内容，右下角有两箱子打包好的茶叶。另一侧的画面上，两位主要人物围坐在一起喝茶，似乎是庆祝合作成功。与前一幅图上相比，这幅图上，整体气氛显得更加轻松，两人都换上了便服，也没有戴帽子。有资料显示，早在1720年就有清朝官员直接参与了对外瓷器贸易。还有一套瓷碗上描绘的是茶叶从采茶、炒茶加工到打包运输的全过程，这些瓷器也都远销至欧洲，并成为炙手可热的藏品。

（三）技艺精湛的仿西洋绘画图案的纹样

英国首任访华使节马嘎尔尼（GeorgeMacartney，1737-1806）的随行官员约翰.巴罗（JohnBarrow，1764-1848）在其著作当中对广彩瓷做出以下评价：“比如从英格兰输出一种图案，广州的工匠就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复制出来。他们所上的釉色则是他人无法模仿的。”可见广彩瓷工匠对西洋绘画的模仿能力在18世纪晚期已经被西方人认同。而在所有的外销瓷当中，最有难度的类型是对西洋绘画的模仿。从1720年之后，随着西方人对定制瓷的要求越来越高，来自西方的素描和铜板画样稿为定制提供了更明确的图样。另外，此时油画技巧已经传入广州，广彩瓷工匠得以精确模仿样稿，其中精致程度甚至可以达到宛如出自西方画家的手笔。这类图案可以分为仿西洋铜版画，以线条的堆叠构成画面，有单色、局部彩色以及全彩的表现方式;另一种是仿西洋油画式，以成块的色彩来表现纹饰的光影与立体感。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的一只青花描金耶稣受洗图餐盘上，画面中间是耶稣正在河里接受约翰的洗礼，如图7。远处的天空中，上帝化身各自从天而降。盘子四周有六个中式风景的开光，盘子边缘都是水果花卉纹样，并有天使纹样隐藏期间。盘子中心的画面完全符号《圣经》中的场景，与一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铜版画《耶稣受洗图》内容十分吻合，如图8。

另外一幅完全忠实于铜板画原画的瓷盘图案出现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阿喀琉斯浸礼图餐盘上，如图9。瓷盘图案中，刚出生的未来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正被自己的母亲和其侍女浸入冥河水中。画面左边，一位斜躺在翻到水罐上的女神象征冥河，其身后是象征胜利的女神奈基。画面右侧是希腊火神与工艺之神赫菲斯托斯，他后来为阿喀琉斯在参加特洛伊战争时铸造了盔甲。这个图案模仿了艾德姆.若拉（Edme Jeaurat）仿自尼古拉斯.维格尔斯（Nicola5 Vieughels）的原作版画，如图10。瓷器纹案与版画的色调、构图等方面的设计是几乎完全一致。

（四）特色符号纹样推动瓷器装饰设计发展

在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为数众多的中国外销瓷藏品中，有一只带戳印的符号盘别有特色。有别于那些带有各种纹样的山水纹样或者人物纹样的瓷盘，这只瓷盘上只有几种不同的瓷器纹样设计元素。盘的边缘由两圈纹饰带组成，每圈纹饰带由四种纹样组成，两圈纹饰带之间有21、22、23、24的数字，如图11。盘心有两组纹样，均呈椭圆形。其中一组中间为“FE”和“IM”等花体英文字母组合在一起，另一组则为花体英文字母“WF”的组合。该博物馆还藏有一件类似的盘子，如图12。编号从17到20，边缘装饰也是多种设计纹样的组合。这些盘子上的纹样大致可被作为标准化边缘装饰的鼻祖，它们让使用者可以简单直接地看到纹样出现在瓷器上的形象。此类纹样设计推动了现代装饰类纹样应用到陶瓷装饰设计上的发展，是陶瓷紋样设计进一步走向标准化的直接体现。

结语

总而言之，18世纪前后，面对来自西方的市场需求，中国陶瓷行业主动应对，从产业布局到生产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保证与外商沟通的顺畅，外销瓷的装饰纹样设计工作由景德镇迁移至广州。广东十三行的成立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为广彩瓷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在外商、行商和瓷器匠人三者的共同努力下，广彩瓷融贯东西文化，突破传统中国瓷器纹样图案设计，成为清朝外销瓷中的主力军，在中西方瓷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分析典型的广彩瓷作品纹样，我们可以看到广彩瓷器通过对中西参半的绘画题材、绘画技法、装饰题材和视觉元素的运用，在模仿中完成了创新。广彩瓷的诞生及其纹样的发展创新，正是广彩瓷匠人敏锐观察西方市场的动向与流行趋势，积极探索西方瓷器流行品位，发展出符合西方客户需求的中西融合风格和纹样设计，也由此促进了中西方瓷器设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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