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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探析佛寺对古代城市形态的影响
范文

    王京 周毅刚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Ancient Urban Form Affected by Buddhist Temple:

    Take Chang'an City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WANG Jing? ZHOU Yi-gang

    摘要:佛寺是我國古代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以隋唐长安城为例,通过对佛寺的主要建筑构成及其平面布局进行分析,探讨其分布形式与城市规划的关系,研究佛寺对古代城市物质形态的影响:树立城市标志物,影响空间肌理;形成天际线,完善城市空间景观;提供公共活动场所,塑造城市景观节点。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 is an main component of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China. Taking Chang'an City in Sui and Tang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temple building composition and its layou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form and urban planning, and then studied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temple to the ancient urban form: set up the city markers to affect the spatial texture; form a skyline, improve the urban space landscape; provide public events and shape the urban landscape nodes.

    关键词:佛寺;城市形态;隋唐长安城

    Key words: Buddhist temple;urban form;Chang'an City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TU252?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 ? ? ? ? ? 文章编号:1006-4311(2019)32-0198-03

    0? 引言

    城市形态,表层含义是指城市各组成部分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空间物质形态,究其实质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及社会过程,是人类各种活动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中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1]。从“城市形态”的视角研究古代城市多见于外国,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也陆续有相关著作,但绝大部分对我国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只停留在“坊”、“市”和“街道”这三个要素,而佛寺、衙署、祭祀建筑等非常重要且具有强烈特色的组成要素对古代城市形态影响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2]。

    佛教是最多中国人信奉的一个宗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起,就在思想、文化以及物质生活等方面深深地影响着我国人民(尤指汉族人民)[3]。佛寺是佛教在建筑形式上的具体表现[4]。自东汉明帝时期,为迎接以白马驮经来华传扬佛教的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建造我国第一座寺庙——“白马寺”起,大多数朝代为了平息战乱、安抚民心、稳定社会而大力倡导佛教,佛寺也随之出现,并得以不断发展。隋唐时期,佛教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佛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而都城长安成为了佛教体系的中心,佛寺也成为了长安城不可或缺的城市元素,在顶峰时期,长安城佛寺总数曾超120座。因此,本文尝试以隋唐长安城(因皇城和宫城内的佛寺文献记载较少,此处研究范围主要为外郭城)为例,通过分析佛寺的建筑构成、平面布局及其在城市中的分布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来研究其对城市形态的影响。

    1? 隋唐长安佛寺的主要建筑构成及其平面布局

    1.1 隋唐长安佛寺的主要建筑构成

    据资料记载分析,长安佛寺的建筑构成主要包括三门、围墙或回廊、佛塔、佛殿、配殿或阁、讲堂、钟楼经楼、僧房、庭院[5]。其中,三门位于寺院空间的最前部,寓意“三解脱门”,即可指寺院正门,也可指寺院左右两侧的寺门,但寺院三门通常是寺院中轴线上的第一座主要建筑;一般寺院的围墙为版筑而成的土墙,且普遍会设置回廊,或完全敞开、或向院内的一面开敞而向外的另一面则以墙封闭;佛塔在寺院中既有单独设置,也有左右对称设置,通常因其高度及形态作为寺院的标志物,长安佛塔的塔形主要有木楼塔、方形楼阁式砖塔、密檐式砖塔等;佛殿往往是寺院中最重要建筑,其规模、尺度的大小,往往与其地位与等级相联系,长安的佛殿形制大致分为正方形佛殿和长方形佛殿;通常在较大的寺院,在佛殿的左右两侧会设置配殿或阁。

    1.2 隋唐长安佛寺的平面布局

    由上述佛寺的主要建筑构成可知,佛塔和佛殿是佛寺中最为显著的部分,隋唐长安的佛寺首先沿袭以佛塔作为主要标志的传统布局[6],随之慢慢过渡到以佛殿为中心,且因大型佛寺通常由帝王贵族兴建,普通佛寺往往为信徒舍宅为寺之作,故大多学者认为,佛寺与宫殿官署、富贵邸宅等建筑没有根本的区别,也即在布局模式上普遍存在“同构”的现象[7]。据龚国强、王贵祥[8]等学者对隋唐长安城佛寺的平面布局考古分析,主要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2.1 有佛塔的佛寺

    在隋唐长安城中有佛塔的佛寺数量不少,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记载长安佛塔有34处,林立的佛塔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9]。而佛塔的位置不同,其佛寺的平面布局也有所不同:

    一是殿前有单塔的佛寺,即中门、佛塔、佛殿一同设置在南北中轴线上,如唐代长安青龙寺;二是单塔与佛殿各处不同院落的多院式佛寺,即佛殿处于佛寺的中轴线上,佛塔则处于旁侧,独处于一院落,此类佛寺规模较大,如大慈恩寺的西院即大雁塔;三是殿前有双塔的佛寺,要么在佛殿前左右对称设置双塔,要么是双塔分别处在不同院落,跟佛殿院形成三角鼎立的多院式佛寺,如千寿寺就有东塔院和西塔院。

    1.2.2 以佛殿为主的无佛塔佛寺

    无佛塔的佛寺在唐代逐步盛行,主要由于多数佛寺是由住宅改建而成的,其平面布局早就完成,难以在寺中主要位置再立塔,佛殿则随之成为主体,其主要类型有:

    一是单院式佛寺,这种佛寺的规模地位都比较小,以一座或一组殿阁为主体(或成“凹字形”的组合),周围建堂房或廊房;二是几进院落的纵列式佛寺,此类佛寺在规模上属于中型佛寺,通常沿佛寺的中轴线及两侧,依次设置三门、佛殿及配殿、讲堂、钟经楼、僧房等,一般佛殿、讲堂两侧向外延伸出连廊,分别与庭院的东西连廊相连接,构成两进或两进以上的庭院,如唐长安城延康坊的西明寺东边的建筑基址;三是由几个多进院落横列式组成的多院式大型佛寺,即在中轴线上的主院两边,横向连接若干个旁院,构成一所大寺。

    2? 佛寺在隋唐长安城的分布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长安城经过隋唐两代的不断建设,形成了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大型都城,其外郭城主要分布了大小不等的里坊,以提供居民、商业、公共服务等需求。因受隋文帝崇尚佛教的影响,在短短的37年隋朝历史中,大兴城大力兴建佛寺,据统计,大兴城佛寺有116座,隋末佛寺衰退,存留至唐代的佛寺有71座,唐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兴建佛寺,至唐朝鼎盛时期(公元618-755年),即隋唐以来都城佛寺的最高峰,共新建佛寺56所,加上隋朝遗留下来的,合计佛寺超过120所。通过对比分析隋唐长安城佛寺的分布(图1),综合两朝代的规律,得出以下分布特点:

    2.1 佛寺分布不均匀,呈东疏西密、南稀中密北疏

    由隋唐长安城佛寺的分布图可见,以朱雀大街为界,佛寺数量城西的比城东的多、城中比城南城北多,且佛寺主要集中在西市周围及朱雀大街两侧,总体分布不均匀。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居住人群的不同,城北主要為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居住之地,城西主要是外国人和富商居住,城东主要为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居住,这些地方人气相对旺盛,经济发达,佛寺也在此地聚集,而城南主要为贫穷老百姓居住之地,远离宫城、皇城和东西市,发展相对落后;其次是地势原因,长安城的地势呈东高西低,城西地势低洼,容易积水潮湿,所以城东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好,达官贵人们也就纷纷搬到城东,而舍弃在城西的旧房子往往就改为佛寺,据宋敏求《长安志》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统计,隋唐长安城内514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的宅邸中,有387处位于东城各坊,西城只有127处,仅为东城的三分之一[10];最后是对外交通原因,由于通化门和开远门之间的横街的中间段为宫城和皇城,不对公众开放,因此商旅们通常从朱雀门前横街东西端的春明门和金光门出入长安城,随之这条交通要道车马来往非常频繁,大多重大政治宗教活动也会在此横街上举行,而且经过东西两大贸易市场,所以这一带为城中最繁华之地,佛寺也随之多集中于城北部朱雀门前横街。

    2.2 城内共存一坊多寺与坊内无寺的现象

    隋大兴城的外郭城共有108个里坊,其中有54个坊没有佛寺,而有的坊就有多所佛寺,例如居德坊、群贤坊、布政坊和崇贤坊的佛寺一坊内就多于5所,崇贤坊佛寺数量甚至达到8所;而唐长安城外郭城有77个坊有佛寺,没有佛寺的坊的数量比隋朝有所减少,但一坊多寺的现象依然存在,其中有32个坊拥有2所及2所以上的佛寺。此外,无寺的坊多位于城南,交通经济相对比较匮乏的地方,相反,多寺的坊则多位于城西和城中,以舍宅为寺的形式为主。

    2.3 佛寺多位于风水宝地、僻静之处

    在外郭城内各个坊当坡头的地方,寓意为龙头,被认为是非常之地,通常由官衙、王宅和重要寺观所占据[11]。据《唐会要》卷50记载:“城内东西横亘六岗,象乾卦,除第二岗坡头‘置宫殿,第三岗坡头‘立百司,五岗也为贵位,不欲常人居之”,开皇2年(公元582年)建城时依据风水理论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第一国寺大兴善寺,恰好占据了城内第五岗的坡头之处[12],在皇城南面中心,位于朱雀大道旁;再如位于西南角的两所大寺:文帝禅定寺和炀帝大禅定寺,它们都规模宏大,横跨两坊,一方面体现佛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佛寺中高耸的佛塔弥补地势上的缺陷。此外,一般的寺院,往往是各等人士舍宅而成,这些佛寺多处于坊内僻净之地。

    2.4 重点佛寺地位突出,东西配置均衡

    一些国家大寺往往占据城中的重要位置,如隋大兴城在建成时有意地将两所国家级寺观大兴善寺和玄都观在朱雀大街的东西两侧对称布置,寓意着文帝对道教和佛教同等重视;又如唐高宗将西明寺置于最尊贵之处,受国家供养。重要的佛寺通常由皇帝指定高僧主持,作为某一宗派的根本场所,且会作为行香设斋、迎送佛牙、庆祝皇帝生日等重大活动的场所。此外,城东城西的大型佛寺配置均衡,例如在安仁、丰乐二坊有荐福寺塔与法界尼寺的双塔隔朱雀大街而相对,此外城东有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大安国寺,城西有西明寺、庄严寺、千福寺等都是街区内宗教文化的活动中心。

    3? 佛寺对隋唐长安的城市形态影响

    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由建筑、道路、广场、绿地等构成城市形态的物质要素有机组合而成。城市形态具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种表现形式,本文着重研究其物质形态部分,即城市有形要素的空间布置方式。

    3.1 树立城市标志物,影响空间肌理

    唐朝为了维护坊市制度的严密性,规定民居和商用建筑不得建楼阁,由此一来,长安城内绝大部分的建筑为低层院落式住宅,高耸的佛寺与之对比,便成了城市的标志物。如大庄严寺,位于永阳、和平坊东部,高97米;再如,大雁塔(大慈恩寺塔),位于晋昌坊东侧,高88米,其造型雄伟壮观,登塔远眺,都城繁华景象一览无余。加之,隋唐长安城是棋盘型城市,棋盘式路网构成了城市肌理的骨架结构,这也基本确定了建筑物及其聚集方式。而佛寺的树立往往会改变城市空间肌理,它即会使城市立面变得丰富,也会成为人民的外部观察参考点、城市的向导。

    3.2 形成天际线,完善城市空间景观

    上文所述,佛寺通常置于风水宝地、坡头之处,那么它们的高大雄伟往往会突破呆板的平面局限,使空间形式富有变化,实现构图的完成。唐大明宫建成后,城市政治中心随之东移,大明宫正殿含元殿则与晋昌坊的大雁塔遥遥相对,大雁塔便成了大明宫的主要对景。在适当的角度下,以天空为背景,佛寺与宫城建筑或城墙会形成连续界面、形成一个高低错落,富有韵律的城市天际线。例如,从长安城南面向北望,体量大、形象庄严的明德门楼处于郭城正中,形制较小的启夏、安化门楼分别位于东西两侧,作为空间轮廓的过渡,分别延续到西侧高一百五十尺的弥勒阁与东侧高三百三十尺的大庄严寺塔、大总持二寺的木塔,呈现出一段精彩完整且富有韵律美的城市轮廓。

    3.3 提供公共活动场所、塑造城市景观节点

    佛寺能提供公共活动场所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寺前广场,主要用于商品交换,这往往体现在东西两市附近的佛寺中,随着商品贸易的不断发展,大批的外地商人和国外胡商进入,佛寺甚至成为邸店,用于存放和出售物品,有的还为外来商人提供住所。二是在寺院内由回廊、院墙或建筑围合而成的庭院,主要用于佛教僧徒们进行集会、举行上香等大型佛事,但由于它们对外开放,往往也会成为公共活动场所,有的大型寺院的庭院会作为戏院场所,如大慈恩寺,青龙寺等;有的寺院會作为“武举”试场,如荐福寺;另外,一般佛寺的庭院会注重园林景观设计,种植名花异木,如西明寺、慈恩寺、兴唐寺等有种植牡丹,牡丹盛开时就会吸引京城市民争相观看;还有一些寺院会在庭院中挖有水池,给市民用作放生。由此可见,佛寺的这些公共活动场所,因其特有的景观特色,也会成为城市重要的景观节点。

    4? 结语

    综上所述,隋唐长安城佛寺是因不同的政治、经济、地理以及不同的人群等原因建立的,其鲜明的等级、不同的区位、独特的造型都对城市的物质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佛寺只是古代主要建筑的一种类型,而建筑也只是构成城市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单从佛寺这一个方面去研究古代城市形态是不足的,本文仅为古代城市形态的研究提供一个方向,要全面分析和把握古代的城市形态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郑莘,林琳.1990年以来国内城市形态研究述评[J].城市规划,2002,26(7):59-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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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J].清华大学学报,1961,8(2):51-74.

    [4]罗微,乔云飞.浅谈中国佛寺的营造文化与艺术[J].考古与文物,2003,1:62-68.

    [5]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

    [6]宿白.隋代佛寺布局[J].考古与文物,1997,2:29-33,28.

    [7]白化文.汉化了的佛寺[J].新建筑,1986,3:74-76.

    [8]王贵祥.隋唐时期佛教寺院与建筑概览[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八辑:3-64.

    [9]李志红.唐长安城市景观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6.

    [10]曹尔琴.唐代长安住宅的规模[C].中国古都研究(第十三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05):222-225.

    [11]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J].考古,1978,6:409-425,401.

    [12]孙湉.中国古代宗教神邸文化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研究——以西安、韩城为例[D].西安:西北大学.2009.

    作者简介:王京(1988-),男,河北邢台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理论;周毅刚(1974-),男,湖北宜昌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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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1: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