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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民交叉诉讼中产权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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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应加强产权保护，2020 年4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六稳”“六保”政策中明确要求保市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 年7月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特别指出，“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加强产权保护对于保市场主体、增强安全感、提振市场信心意义重大。

在涉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诉讼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点与痛点。所谓刑民交叉诉讼，是指因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且二者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诉讼。如关于假冒专利罪的案件审理，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假冒专利罪的立案标准包括“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在这类案件中，民事损害数额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而民事损害的问题应通过民事诉讼来认定。所以，针对行为人假冒专利这一项事实，在追究其犯罪的刑事诉讼中，必须同时交叉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际上，专利权只是众多产权类型中的一种，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 年11 月），产权的范围不仅包括物权、知识产权、股权等法律上的绝对权，也包括债权等相对权。现实生活中的涉产权案件，权利形态极其多样，所引发的刑民交叉诉讼也极具复杂性，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件。涉产权刑民交叉诉讼的现状与问题

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民事纠纷刑事化，二是涉历史遗留问题的产权案件亟需清理，三是涉案财物处理方面问题突出。民事纠纷刑事化即原本属于民事经济纠纷性质的案件，却动用公权力机关以追究刑事犯罪为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来解决，导致本来通过正常的民事诉讼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公安、检察机关的介入，变成了复杂难解的刑民交叉诉讼。实践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司法腐败、利益驱动等因素，民事纠纷刑事化的问题时有发生。例如，本来是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因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应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商、调解、仲裁或者在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来解决，但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本地公安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对外地企业的负责人实施羁押，借此向外地企业施压，令其答应本地企业的要求。通过公安机关抓人等刑事手段来解决民事经济纠纷，这属于人为制造出来的刑民交叉诉讼，但由于其手段快捷、收效明显，在利益驱动的影响下，实践中民事纠纷刑事化的问题一直屡禁不止。由于地方利益捆绑，这类案件在事后要纠错的难度也很大，对于市场主体权益、企业财产权益都造成了严重损害。

涉历史遗留问题的产权案件亟需清理。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大量民营企业往往创建于制度的空白期或转型期，使得相关产权问题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影响到后续产权的正常流转交易，并引发刑民交叉诉讼。例如，我国1993 年《公司法》规定，公司在注册时必须实际全额缴纳注册资本，并且无形资产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占比不得高于20%。这个要求对于很多创业初期的民营企业来说非常苛刻，因为他们无法凭借自己的专利权、技术发明等无形资产设立公司，而必须要有足额的货币资产。因此一些民营企业就采取虚开证明文件，在不同账户间来回转账等方式形成虚假的认缴投资，以满足《公司法》的要求。这种虚报注册资本的操作，是很多民营企业创立时所犯的“原罪”。2013 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取消了对出资方式进行比例限制的规定，并且也不再要求实缴注册资本。但实践中，存在一些民营企业家因过去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而被定罪，进而影响到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民营企业虚报、抽逃出资相关的行为，如提供虚假财会报告、伪造金融票证，以及由此所获财产的合法性等都成为长期争议问题。这类历史遗留的产权纠纷往往多年得不到解决。

涉案财物处理方面问题突出。在刑民交叉诉讼中，由于涉及与犯罪相关的财产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经常要对财产实施查封、扣押。但现行法律对刑事侦查中扣押的财产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导致非法扣押和随意处置涉案财物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扣押财产的数额远超出涉案金额;在扣押涉案公司财物的同时，还扣押了股东的个人财产;当案件还没有进入法院审理，公安机关就先行对扣押的财产进行拍卖处置等，这些都给产权保护带来了难题。

在这方面，现行法律规范不明确或缺失加剧了上述问题的解决难度。如我国刑法第64 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但是，何谓“违法所得”以及“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对此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未作明确界定，这在实践中极易引发分歧。如犯罪分子将违法所得用于正当的投资交易和生产经营，那么全部没收违法所得的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对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而且，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也可能影响到案外人的利益，但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救济机制，或者与之相关的返还财物和退赔程序。对此，《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地表述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完善刑民交叉诉讼中产权保护的路径与方法

第一，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产权问题。必须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因制度僵化、不健全而带来的产权瑕疵，对民营企业发展经营不规范所带来的问题，应坚持从旧兼从轻、疑罪从无的原则，在尊重历史的语境下审慎适用法律。特别是，应严格区分刑事犯罪与民事糾纷的界限，对于能够用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轻易动用刑事法律。如过去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因此企业申请贷款时会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相关事实的做法，对于这种行为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就应当充分考虑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历史。只要企业是将银行贷款用于实际经营，并且意图归还，那么就不构成犯罪，而因此产生的债务清偿问题，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在这方面，法院系统从2017年开始对涉产权刑事冤错案件进行再审纠错，目前已有68 起案件全案改判无罪，122 起案件得到部分无罪改判。

第二，构建统一的涉案财物处理平台。为规范对涉案财物的处理，《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2015修订）中已要求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信息系统，对涉案财物信息进行实时、全程录入和管理，并与执法办案信息系统关联。但从遏制管理腐败、有效管理涉案财产的目的出发，应当通过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将涉案财物的管理职权从侦查、检察和审判权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涉案财物处理平台不仅具有保管财物的基本功能，还应具有对财物进行保值增值等功能，如查封的酒店可以在平台监管下继续经营，这对于维护产权的功能和后续的民事赔偿都非常重要，公安机关不能一查了之。但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和运行，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等多部门衔接，在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顶层设计，同时应明确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具体程序机制。

第三，改革公安的罚没财政激励机制。刑民交叉诉讼中涉案财物处理存在的混乱状况，部分原因与现行的财政返还机制相关。根据规定，公安机关收缴的赃款、罚没款以及没收的物资、赃物的变价款，都是作为“罚没收入”“追回赃款和赃物变价款收入”上缴国库，相应地，在办案经费的划拨上，由财政实行按比例返回。这种激励机制的设计是为了调动公安机关办案积极性，防止公安机关在侦查工作中不作为。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也导致地方公安的利益直接与涉案财物处理相挂钩，使公安机关存在扩大化、超范围以及先行处置涉案财物的冲动。特别是，当公安机关已对涉案财物先行处置后，在法院审理中就很难对案件作出无罪判决了，而且也加大了对涉产权案件的纠错难度。

第四，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化程序建构。对于刑民交叉诉讼，司法实践中长期奉行先刑后民的原则，即首先解决刑事定罪问题，最后处理民事赔偿、财产问题。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交易主体和产权的日益复杂化，刑民交叉诉讼中一味强调先刑后民，已不符合实践的需求。如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中，作为认定知识产权犯罪的前提就是要确定权属和数额，而权属和数额必须先通过民事诉讼来认定。

因此，应根据实际案件中刑事、民事之间的优先关系展开具体分析，对不同类型的涉产权刑民交叉案件，确定相应的诉讼程序。如对于涉知识产权的刑民交叉案件，实行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的审理模式，更有利于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同时提高诉讼效率。对于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之间存在先决关系的，即一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那么就应具体区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之间，到底是在事实确定上，还是在法律关系上存在先决关系。例如，刑事案件是关于伪造文书罪的，而该文书的真伪决定了民事案件中争议财产权的归属，那么这就属于在事实确定上存在先决关系的类型，相应地，在诉讼程序上应先刑后民;而在许多经济类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涉及到股权等权属争议的确认，这是审理此类经济犯罪的前提性要件，那么这就属于在法律关系上存在先决关系的类型，应当先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确定股权的权属，然后再追究经济犯罪问题。总之，无论是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亦或者刑民分立，都需要对产权案件进行具体的类型判别。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诉讼程序的适用顺序，以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优势。

第五，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以民法中的产权规范为基础。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是指在宪法的统领下，民法、刑法等各个部门法之间不应作出相互矛盾、冲突的解释，否则，必然造成法律秩序的内在混乱，无法实现法律规范的目的。根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涉产权的刑民交叉诉讼中，应当将民商事法律作为前置性规范适用。因为民法是产权保护的基本法，而其他法律中的产权概念以及财产范围的界定，都是以民法为依据的，不存在一个在民法之外构建的刑法上关于产权和财产的概念体系。而且从范围上来说，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也是最广的，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要更窄，二者间是包含关系。这一点，在涉产权刑民交叉诉讼中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准则。因此，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法，只有当适用民事法律已不能有效保障人身和财产权益时，才有适用刑事法律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即刑法的适用，应当是弥补民法适用之不足，即所谓“有救济则无刑罚”。

现行刑事法中对于财产的规范，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这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产权体系日益完备的今天，会造成人为的刑民紧张关系。在《民法典》颁行实施的新时代，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应当严格规范涉产权的刑民交叉诉讼，实现产权保护的法治化。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刑事诉讼中的财产权保护系统研究”（项目编号：18ZDA144）的阶段性成果】【參考文献】

①周光权：《“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断逻辑》，《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3 期。

②张卫平：《民刑交叉诉讼关系处理的规则与法理》，《法学研究》，2018 年第3 期。

③王敏远：《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司法解释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年。

责编/ 赵博艺美编/ 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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