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吕后政治形象分析 |
范文 | 摘要:汉初,功臣集团占据中央要职,高祖崩后,吕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有意提升外戚地位来对抗功臣集团和宗室诸侯。吕后对功臣集团与诸侯王采取不同的手段加以抑制,对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刘姓诸侯多采取狠辣果敢的打压,对只想多捞取政治利益的功臣集团多施予采取制约优容。以往研究多从功臣集团、刘氏宗亲与吕氏外戚,三股势力角逐下的政治平衡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成果斐然。而对吕后在此过程中的种种顾虑和精心布局则关注较少,本文尝试从人物关系与人事安排的角度,分析吕后掌权期间为巩固自己的权利所做的努力,以及“诛吕事件”的始末。 关键词:吕后;汉初政治;吕氏之乱 一、吕后与功臣集团的较量 汉初功臣集团占据中央要职,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乃汉朝初期最重要的官职,高祖十二年(前195),吕后曾向弥留之际的刘邦询问身后人事安排“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惠帝六年(前189),吕后先后任用周勃为太尉、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此三人的任命,看似是吕后遵照刘邦的安排,其实并非如此。仔细观察会发现并非如此,首先高祖十一年周勃攻代,因军功被高祖授予太尉之职,攻代回来当年即被罢免,高祖何必又马上嘱咐吕后再次任命周勃为太尉,太尉之职没有在此期间被罢免,又何来任命周勃为太尉之说?可见高祖此人事安排当属子虚乌有之事。故此三人的任命,当是吕后自为之,从三人关系角度分析,“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王陵,虽然也是沛县人氏,但他最初有自己的队伍并不隶属于刘邦,具有完全独立性。汉立国后虽然也享有“丰沛元从集团”的优厚待遇,然和刘邦之仇雍齿相善,与周勃等人不属一系。陈平属项羽降将,初入汉营,便受诸将排挤,“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讙……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原王察之。”故陈平与周勃、灌婴等人亦早有嫌隙。吕后掌权期间,整体上看仍旧是军功集团占据中央要职,但此间亦有吕后利用功臣之间的微妙关系,使其互相制约的巧妙安排。 《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看似是由张良年仅十五岁的儿子张辟彊授意丞相而为之,但刘辟彊的这一建议,重大而又具体且明显带有威胁意味,作为侍中的刘辟彊此举极有可能是受到吕后暗示或直接授意而风喻丞相。但是,是否自此南北军就被吕氏掌控?朝廷的人事变动,赏罚举措,就皆出自吕后之手?恐非如此。吕后元年(前187)冬,首次与大臣商议欲立诸吕为王,便遭大臣反对,右丞相王凌坚决维护“白马之盟”的约定,即非“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左丞相陈平与绛侯周勃则作出让步。对此,吕后对最高决策层立即做出调整,借口拜王凌为太傅,夺右丞相王凌实权,将其排挤出中央决策层,并升“识时务”的陈平为右丞相,同时,安排心腹审食其为左丞相,监宫中,常决断国事。任用曾有恩于己的任敖代替赵尧为御史大夫。 吕后七年之前“侯诸吕”的人事安排中的诸多顾虑。吕后元年封功,吕氏受封三人人,除扶柳侯吕平父辈无功外,吕台、吕产不仅只有外戚身份,亦属功臣之后。吕后四年,吕氏子弟与功臣相杂受封的同时,有两个细节不能忽略,一为周勃复为太尉,二为罢免任敖以曹参之子曹窋为御史大夫,如此安排当是吕后与功臣集团进行的一次利益交换,吕后七年前的朝局,绝非“号令一出太后”这么简单。 二、吕后与诸侯王的较量 高祖崩,惠帝即位。吕后对曾挑战刘盈太子之位的赵王刘如意痛下杀手,她不能容忍任何僭越皇权的行为。惠帝二年,齐王刘肥来朝,在一次家宴上,孝惠按家人之礼让兄长刘肥上坐。这一行为惹怒了吕后,欲以酖酒杀刘肥。赖惠帝相救,后刘肥又主动献城阳郡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并尊其为王太后,才得以逃过此难。此时身在壮年的齐王刘肥,乃是坐拥七十余城的第一大诸侯王,他的任何僭越行为,无疑都在挑战着吕后最敏感的神经。刘肥献郡,尊自己的妹妹鲁元为王太后,明确的将亲情关系摆在政治关系之后,则正中吕后下怀。因此,至孝惠六年齐王薨,吕后再未加难于肥。 吕后并非开始就谋划,遍分诸吕,最初的想法应该是两个目的,一是想让诸侯王中能有吕氏一席之位,二是吕公之后皆有侯爵。吕后有两兄一姊、一妹,高祖时,吕后两兄及父皆已封侯,其妹吕媭之夫樊哙也凭军功封侯,封爵皆可传之子孙。唯独吕后姊吕长姁家无人封侯,吕后举家富贵,独少一人总不完美,所以吕后元年,先封吕长姁子吕平为扶柳侯。吕后元年封长兄吕泽之子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割楚薛郡为鲁国,为避免齐楚子弟因割地产生的不满情绪而团结起来敌视朝廷,吕后拉拢齐楚子弟中年长者入衛宫中,二年,封齐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并以吕禄女妻之,楚元王刘交子刘郢客为上坯侯。吕后四年吕氏外戚势力才开始逐渐崛起,但这次封诸吕同样是与功臣相杂而封,且为照顾功臣集团的情绪,使周勃复为太尉,罢免御史大夫任敖以曹参之子曹窋代之,吕后六年,封刘章之弟刘兴居为东牟侯,吕台之子吕通为锤侯。此后在吕后强势推动下,外戚势力逐渐挤占功臣集团的政治空间,失去实权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在陆贾的协调下,摒弃前嫌“深相结” 吕后夺齐楚之地以封外戚,担心齐楚联合起来向朝廷发难,乃封大将军刘泽为琅玡王以其妹吕媭之女妻之。齐琅玡郡与楚东海郡相连,吕后设置琅玡国将原本地域相连的齐楚两国隔开,又封刘氏旁系远支的刘泽为琅玡王。无疑是在齐楚两国之间打入一枚楔子,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转化为宗室血亲与支系之间的矛盾,以期达到利用刘泽牵制齐楚的效果。吕后晚年 给予“诸中宦者令臣皆为关内侯”的赏赐,“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此种种仓促之举,皆是吕后恐少帝难以驾驭群臣,诸大臣向吕氏子弟发难,试图以利益同盟和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来保障朝局的稳定以及吕氏子孙的利益。 三、“诛吕事件”再探 《史记》载“铲除诸吕”的导火索是“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硃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关于刘章“恐见诛”的理由恐难以成立。其一,诸吕并无为乱的任何准备,即使为乱,作为吕禄女婿的刘章也无被诛的可能。其二,吕后时,刘章尚且不惧被诛敢在宴会中唱《耕田歌》借“军法行酒杀”吕氏人,吕后既死,又岂会反惧诛?真正动因当是想与兄长里因外合借机夺权。得到刘章的消息,齐王刘襄迅速打着“诛不当王者”的旗号起兵,欲与朝中两位兄弟相谋夺权。然而,颇为戏剧性的是周勃、陈平劫持郦商,令其子郦寄竟以“归将印,与大臣盟而之国”的借口欺骗吕禄,欲使吕禄放弃对北军的掌控,对于郦商的“建议”吕产一面遣灌婴为大将,往击齐军。一面遣郎中令贾寿出使齐国,“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根据贾受的反应推测,其出使的目的应该是吕产期望刘襄能赞成郦寄的“建议”退兵,不料却得到“灌婴与齐楚合谋欲诛诸吕”的消息。吕产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除了听从贾受“急入宫”的建议外,没有做出任何应对措施,甚至都没有将这一重大消息及时告诉吕禄,让其做好准备。功臣集团通过御史大夫曹窋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反应,抢在吕禄得到“消息”之前,立即令吕禄的好友郦商与典客刘揭欺骗吕禄说:“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仍担心此计划不能奏效,同时“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可以说周勃掌控北军,完全是在阴谋败露之下的紧急之举。通过两次假传圣旨,先欺骗大将军吕禄,后欺骗北军将士,将整个北军完全蒙在鼓里后才掌控了北军。此时,尚有南军在丞相吕产手中,诸虚侯刘章奉丞相陈平之命佐太尉周勃,周勃先命卫尉阻止吕产进入殿门,恐不能胜诸吕,又命刘章率千余人入宫卫帝,周勃至此尚未准备发动最后一击,所做一切准备是为了阻止吕产将“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的消息告诉皇帝,同时也担心自己两次矫诏夺北军军权的罪行被皇帝知晓。周勃为将多年,深知以矫诏夺得的北军军权在合法性上会受到质疑,在兵力对比上也无必胜的把握,贸然发动政变风险极大,周勃此举当是在为灌婴率兵回援争取时间。然而诸虚侯刘章的举动扭转了整个局面,《吕太后本纪第九》记载:“硃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馀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餔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刘章率兵入未央宫门在庭中与吕产相遇,日晡时,遂击产,刘章是否与吕产进行交谈,史料不曾记载,后人不得而知,但身为吕家女婿的刘章对吕产发起攻击,是吕产始料不及的,仓促之间被刘章杀死在郎中府吏的侧中。吕产一死,吕氏诸人相继被诸杀。“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硃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从大臣对济川王刘太、以及黨吕的审食其之安排来看,此时,朝中大臣并未打算废除少帝,少帝的皇位也未受到动摇。“遣硃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朱虚侯告齐王罢兵之事,应发生在大臣谋迎代王刘恒为帝,并许诺“以梁赵之地封朱虚侯、东牟侯”之后更为合理。东牟侯刘兴居之所以愿为代王马前卒,积极“请除宫”当是因为“诛吕事发突然,未及参与,诛吕无功而被封梁王受之有愧。 结语 汉朝建立之初,异姓王被逐一剪灭,“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在此期间展现出一副杀伐果敢,冷酷无情的面孔。然在其掌权期间未见大臣入狱被诛,较于西汉中后期大臣屡屡被诛,可谓优厚宽容,而吕后优容功臣的背后亦是汉初功臣集团势力难以撼动的客观现实。反观“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此处,吕后谋尽族诸将之说与高祖弥留之际对王凌、陈平,周勃等人的评价与安排一样,皆不大可信,历史大事件的记载,虽有向着胜利者有益的一面书写,但无中生有的可能性很小,而当事人出口之言则难以考证。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馀皆坐法陨命亡国,秏矣。”司马迁认为造成功臣子弟侯国不保的原因是“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於当世之禁云。”太史公身在武帝朝,亲见百余功臣失侯始末,此言恐怕是言不由衷。 “诛吕事件”中功臣集团与齐王各自抱以不同的目的共同向吕氏发难,又因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分道扬镳,代王刘恒坐收渔利。吕后的种种做法无形中推动了中央集权的进程,“诛吕事件”的发生使吕后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中央集权的成果也不复存在,有学者认为“诛吕安刘”是中央集权的一种退化,对此,笔者并不赞同,正是这次政变使君臣关系由礼仪性向信-任型开始转变。君臣关系的转变也意味着皇权的加强。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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