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平顺与坎坷：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的仕宦生涯 |
| 范文 | 王日根++张霞 [摘要] 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身处乱世，却并没有改变他读书应举的选择。幽僻的 山居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殷实的经济条件是其能静心苦读，并顺利走上科考之路的客观前 提。进入仕途后，赵吉士担任过知县、户部主事、户科给事中、国子监学正等职，也参与了 《大清会典》《赋役全书》等的编修。历数十年的为官经历，或平顺，或坎坷，其中既有大环 境的影响，也应看到个人特定经历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明末清初；仕途平顺；仕途坎坷；赵吉士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4769 （2015） 03 -0012 -06 甲申之变后，明清易代话题引发了后世学者的诸多讨论。其中，汉族文人士子是一大关注焦点。满清政权的外族身份使以往的研究多从“满汉对立”出发，进而将“遗民”“贰臣”作为该人群的代名词。①近年来，学界开始注重考察研究对象的实际处境，力争将其视为全面、完整的个体或群体。①这种尝试无疑细化了我们对明清之际汉族士人的认识，同时也深化了关于明末清初时代面貌和社会场景的了解。明清政权更替的影响固然重要，但其他因素同样不容忽视，甚至在具体人物的人生出路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本文以徽州士子赵吉士为案例，着重就其为官经历进行考察，揭示此人仕途沉浮过程中的若干因素及其所起的不同作用。 赵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崇祯元年（1628）出生于徽州休宁（今安徽省黄山市）。早年“人籍杭州”，顺治八年（ 1651）“举浙江乡贡进士”。康熙七年（ 1668），“谒选知太原交城县事”。五年后任满，“巡抚上其状，征人为户部山西司主事。”恰逢母亲去世， “还籍”丁忧。后“补户部河南司主事”，又遇“父忧”，“起复，补户部四川司主事”。康熙二十年，“奉使征扬州关钞。”后“复命监督通州中南仓”，又“入会典馆”并“奉命排纂盐漕二书”。二十四年，充任山西《赋役全书》纂修官。二十五年，御试于保和殿，擢升为户科给事中。两年后，因“河工案”受牵连被罢免。三十二年，重新“补国子监学正”。四十五年，去世。② 一、平顺：赵吉士为官之路上的促进因素 赵吉士幼年正值崇祯年间，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一家辗转多地。但对于懵懂的孩童来说，乱世纷争的印象少之甚少也在情理之中。崇祯十五年的某个清晨，“忽一蜈蚣从空落席上”，“予惊起走数步”，“屋梁堕枕间”，因此躲过一劫。母亲不禁感慨：“儿亦何幸遇难不死也。”[1]这番不经意间的言语或许是当时多数民众的心声，亲人安然无恙便是万幸。尽管“少逢兵革”，赵吉士依旧选择通过科举致仕。赵吉士的九世祖赵汸是著名的理学家，世称东山先生；曾祖父赵廷贤曾担任光禄寺署丞；祖父赵完璧为太学生，“文章行谊”在当地颇受推崇，“邑志列儒林中”。虽称不上名门望族，但祖上毕竟获得过功名，且在本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父亲“屡试秋闱”，终“不得志于有司”。或许正因为自己未能考中科举，便对儿子寄予厚望，“严督勤学”。[2]常年读书赶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只有那些家境殷实者才有可能为子孙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和物质保障。[3]“每黎明起，辄诣厨作粥，令奴婢遍饮，然后服役。日：‘彼亦人子也。”[4]从这句来看，赵吉士家的经济状况还算不错。[5] 顺治五年前后，赵吉士在浙江灵隐寺求学两载。③从休宁到钱塘（今杭州市），沿水路而下十分便捷。[6]寺内晨钟暮鼓，少有喧嚣，恰好适合静心读书。“予髫年读书灵隐，五大夫树下，窗对北高峰，峰半一僧，每夜击板念佛。绕山行，山有虎。余夜读声高，与虎声、念佛声相间。”“余读书灵隐寺五松房，山笋甚盛。余挖二根植窗前，僧大笑日：‘笋那得活。”[7]顺治二年，清政府即行乡试。[8] 身处乱世，面临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们不得不四处寻找藏身之地。可对于致意于读书致仕的学子来说，改朝换代的时代环境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相比之下，家庭状况特别是经济条件倒是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外界纷扰不断，但要寻找到一张书桌、一位名师在当时仍不是件难事。不过，每个人的遭遇千差万别，也非人人都像赵吉士那般幸运。和他同年出生的上海人姚廷遴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十三岁时，其父年仅三十五岁即去世。此后，母亲和祖母关系日趋恶化，他们母子的处境也不甚乐观。“余自父亡后，名日读书，任情放荡，顽梗异常，十五年分竟废务外，心散气浮，口无好语，及至叔祖拘管之后，一字写不出矣。”[9] 康熙七年，赵吉±被任命为山西省交城县知县。交城县位于山西省中部，明清时期隶属太原府。境内西北部多山地分布，且与周围州县山区相连；东南部多平地，但只占全县面积的十分之一二。[10]任职五年间，赵吉士对这里进行了全面治理。“修图径”、“新横舍”、“立仓厥”、“定军营”、“折疑狱”、“罚赎锾”、“通龙山渠”、“复南堡村木厂”，等等。[11]《牧爱堂文集》收录了其整治地方的大部分文案、书牍资料，包括“丁赋”“革弊”“守御”“兴利”“除害”“劝善”“偷窃”“钱债”各方面，内容十分详尽。[12] 众多政绩中，最引人注目的属“交山平寇”。朱彝尊为赵吉士撰写的墓志铭中对该事件作了精辟描述： （康熙）十年十月朔（1671年11月2日）总督檄县进剿。君行令山麓葺静安堡，期以月几望，官兵进屯。先七日，置酒城隅却月波，张乐于舫，许老稚夹崖纵观。越宿复要昆山顾炎武、华亭陆庆臻、上海蔡湘，翦烛赋诗，密诫司夜者促更筹，于子刻打五鼓。君起送客出郭，则守备姚顺等已先受约，统步骑兵四百集南关外矣。疾行四十里，飨士卒于水泉滩，别为三队并进，入两葫芦川，据三座崖，贼鸟兽散，散复合，且战且奔，官军分剿巢窟，先后获魁渠二十二人，余或降或自到。君别淑慝，召山农终始不作贼者三十七家，赍以羊酒，其素不当夫徭者千四百三十家，编其籍入都图。入山旬有六日，交山之寇悉平。[13] “交山”狭义来说，仅指交城县西北部多山地带；广义则包含了分属周围州县的众多山区。从上述文字来看，此次贼寇平定行动只限于交城本县，整个过程所用时间也较短，共21天。由于缺乏多元资料相互补证，我们无法对事件本身做更多讨论。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对赵吉士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康熙十二年，已是赵吉士担任知县的第五个年头。任满之际， “大中丞达公上其功于朝”，“以平寇功奉特旨升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14]达公即达尔布，满洲人，康熙八年担任山西巡抚。[15]“赋税、治安、弥盗”本是知县的三大职责，“维护辖区内的秩序”更是重中之重。自明末以来，全国各地动乱不止，盗寇层出不穷。[16]顺治时期，新政权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不断增强，社会局势也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仍颇为活跃。这些被官府视为“盗贼”的群体成为考验满清政府的一大难题。[17]明天启年开始，交山一带日渐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剿抚这些盗寇的重任也随之落在了历任官员的肩上。[18]由此可见，赵吉士“平寇”行动的非凡价值。 从日后的情况来看，“交山平寇”对赵吉士的仕途有着持续影响。这种局面的出现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即由此产生的社会舆论为赵吉士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 就目前所见，平定交山寇乱的资料主要出自赵吉士之手，以文案类居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事件进展中生成的多篇疏文，如“移汛地换营兵”、“守险分治”、“具报人山日期事”、“申报擒盗情状事”、“再报擒盗情状事”、“三报擒盗情状事”、“申覆剿抚山寇事”、“执结文状事”、“遵例具呈恳题议叙事”。这部分文字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详实，有助于我们对平寇全过程的深入了解。二为“书牍”，是知县与各级官员的往来书信，其间揭示的诸多细节是对前者的有益补充。[19]根据赵吉士个人的说法，任职期间的“一切上下文移”都是自己亲力亲为，“从未假手于人”。[20]是否果真如此，无从可考。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勤于政务，还需要有较好的文笔。这恰好是他的优势。邵以发阅读完多篇文告后，不禁大加赞叹，行文“周详完密”，修辞亦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21] 事实上，赵吉士在当时的文坛确实受到相当的推崇。龚鼎孳是与钱谦益、吴伟业齐名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在清初诗界最负盛名。[22]他曾赞扬“赵子之文学丰采荫映”，能得到如此肯定实属不易。[23]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学者常常聚焦于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却较少关注其他“诗文词兼长并擅”者。赵吉士大抵属于后者。四库收录的《万青阁全集》包含了其生前的大部分著述，有《万青阁自订文集》《万青阁自订诗》《万青阁勘河诗记》《万青阁归隐诗》《问天旅啸》《羾青阁秋集》《燕山秋吟》《林卧遥集》《万青阁自订制艺》。此外，国家图书馆所藏康熙刻本《万青阁诗余》中又有词460首，加上《全清词。顺康卷》的《万青阁诗余补遗》，共551首。这些词作数量庞大，且“题材广泛、用调丰富、风格清俊”。其编撰的《续初衷表记》《寄园寄所寄》，至今仍存于世。如此丰硕的作品，无愧于清初词坛名家的称谓。[24] 赵吉士还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姜宸英、陆庆臻、潘耒等学界名流都曾为其文集作序。尤其是明中后期以来，高度发展的经济促进了社会的空前繁荣，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交游日渐成为一种时尚，该潮流到清朝初年仍在延续。任职交城期间，赵吉士时常邀请地方士绅游览卦山；特意改造“却月湖”，成为交游场所。“平寇”行动前，赵吉士“置酒城隅却月波”，“复要昆山顾炎武、华亭陆庆臻、上海蔡湘，翦烛赋诗”。[25]“却月波”即却月湖，位于交城县东南部。[26]这与赵吉士自身乐于广泛交友的性格密切相关。“余少以友朋为性命”；‘”龚鼎孳称： “赵子少年豪俊，交口口广，所至车盖侯门如口口。”①担任知县的数年间，友人不断前往拜访。[28]康熙七年，赵吉士前往山西交城赴职时，曾绕道晋北地区访问多位“乡贤”。[29] 交际圈广泛且名流云集，他们的相互传颂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友人的序文中一再提及“平寇”事，并按照各自的理解不断赋予其新面貌。以邵以发为例，他依据自己的想像重新勾勒了一幅平定寇乱的全新图景，而且将其与王阳明平定赣州寇乱相提并论。[30]相关的诗词也不占少数，《万青阁全集》中的《交山平寇诗》就有19篇。另有阎尔梅《平交山》、程可则《交山平寇寄赠》、赵作舟《成咏》、陈祖法《交城山水口十绝》，等等。这些文字既为事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又给赵吉士的政治形象加分甚多。以其日后充任史书编修官为例，正是得到了好友的极力推荐。[31] 二、坎坷：赵吉士为官之路上的延缓因素 经过数年的勤学苦练，赵吉士于顺治三年开启了自己的科考之路。顺治八年，已经第五次参加乡试的赵吉士终于考中举人，不过，接下来的会试却十分艰难。十年间，连续三次参考。通过会试获得进士功名，就“具有参加吏部铨选的资格”。这是举人步人仕之途的两种途径之一，但赵吉土终究未能成功。[32]十六年的考场经历，“或过或不过”。“余会试已隽，以文中有而不予人以可托句，犯房官于可托讳，见刖。”[33]这是第二次会试失利的原因，也是现有资料唯一提及赵吉士考试未中的缘由。顺治九年、十二年、十六年的三次会试后，已到而立之年的他选择了“参加举人大挑”。自顺治十八年简选为“推官”，直到康熙七年才“改授山西太原府交城县知县”。 康熙十一年，赵吉士在山西省交城县担任知县已有五年之久。任期届满时，他向巡抚达尔布递呈文书，希望自己能得到举荐、提拔。[34]可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35]从山西交城到徽州休宁，绕道北京、山东等地，马不停蹄地奔波数千里，赵吉士终于在“忌前一日”赶到。[36]办完丧事，再次回到交城县的赵吉士顺利荣升为户部山西司主事。不过，他首先要为母亲守孝。这意味着，将在接下来的两年要暂别官场。[37] 守孝期结束，回到京城的赵吉士重新被补为户部河南司主事。经历了丧母之痛，此时的他更加牵挂千里之外的父亲。家乡若有熟人前往都城，总要询问一番。康熙十六年农历四月初十，父亲七十大寿之际，赵吉士因公务在身未能当面跪谢贺寿。不料，数日后竟收到三弟靖士的书信，“传吾父灯夕”。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他一时间“仓皇无措”。虽“急请长假”，却仍未见到父亲最后一面。[38]临终时，兄弟六人只有六弟在身边。一个多月前，赵吉士曾梦到父亲对自己说，“我归多日，儿竞不知耶。”醒来后，声泪俱下。此次丧事先后持续了十一天。[39]接着，又是两年的守孝期。 自康熙十二年知县任满升迁为山西司主事后，赵吉士也曾担任河南司主事、四川司主事。可是，两次丁忧不仅占用了数年时间，而且使赵吉士七年间的仕途断断续续。尽管此后他也曾担任过扬州关钞官、史书编修官等职务，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官宦进程被延缓的现状。[40] 康熙二十五年，赵吉士通过“御试”升任户科给事中。[41]经历了数年的主事生涯，仕途平平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至此，他的为官之路达到顶峰。 第二年，赵吉士参与勘察河务。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他担任户科给事中期间的惟一公事。随着政权日趋巩固，康熙皇帝开始加强治理黄河。[42]当时，河道总督靳辅和安徽按察使于成龙的治河主张不一致且争执不下。于是，朝廷派户部尚书佛伦、吏部侍郎熊一潇、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前往当地进行考察。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走访，他们赞同靳辅的意见。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不久之后，江南道御史郭琇弹劾靳辅，先是指称其“治河无功”，接着又疏参大学士明珠结党营私、干预朝政。户部尚书王日藻、山东道御史陆祖修、工部左侍郎孙在丰也紧随其后，对靳辅等人予以揭发。很快，一场空前的罢免风波随之而来。继明珠、勒德洪、李之芳、余国柱、科尔坤几位大学士被革职后，靳辅、慕天颜、孙在丰、佛伦、熊一潇、达奇纳相继受到处分。[43] 赵吉士同样没能幸免。[44]陆祖修指出，父子三人“异籍”，因此被冠以“行止不端”之名，遭到免职。[45]赵氏世居安徽休宁，不过，赵吉士和儿子景从、孙子继汴先后入浙江钱塘籍，并在那里参加科举。所谓“异籍”，正是指此事，又称“寄籍”。清政府是否允许民众这么做尚不清楚，官方的章程亦无类似规定。[46]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种普遍行为。赵吉士的兄长赵端、弟弟靖士、儿子景从都是如此。 尽管每个人因不同缘由被免职或受处分，但依旧无法掩盖事件的本质。正如乾清门议事一样，朝廷给予他们辩护机会，可终究未能改变整个事态的发展趋势。赵吉士详细陈述了勘河过程，并揭示官员们“以私事互相攻讦”，而不是围绕河工本身展开讨论。的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最初的治国举动俨然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波。[47] 事实上，早在双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时，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了背后的党争端倪。①亲政以来，尤其是清除四大辅臣后，防止任何势力独大是康熙时期的基本治国原则。“河工案”引发的大规模罢免不仅实现了对内阁人事的再调整，而且达到了打击朋党势力、整顿朝廷风气的目的。[48] 康熙朝各方面整治不断深入，为即将到来的康乾盛世拉开序幕。可就在如此的大好时代，赵吉士却因为政治株连使自身的宦途遇梗。被贬后，他曾在京城郊外的燕山一带逗留数日，眼看复职无望才前往江浙。没有公职在身，昔日的往来应酬自然少了许多。游走山水间，寄情于诗作，悠然自得的生活同样不乏乐趣。康熙三十二年赵吉士重新补为国子监学正，不过是朝廷的一种慰藉，也预示着其仕途已走到了尽头。 三、结语 明末清初，各地动荡不安。为了保全性命，赵吉士曾随家人四处避难。不过，身处乱世并没有影响他读书举业的人生选择。和中国传统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读书、科考、入仕也是这位徽州少年的既定道路。尽管长年流落异乡，但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殷实的经济条件足以让他安心读书；灵隐寺不仅有着幽僻的山居环境，而且有名师隐居于此，从休宁顺水路而下至杭州颇为便利，拜师求学亦非难事。这些都使“少逢兵革”的赵吉士可以勤学苦读，为接下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担任知县期间，顺利平定交山寇乱成为任满之际升迁的重要资本。正值由乱入治时期，这件事对地方官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其他方面社会治理的功劳。赵吉士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之士，广泛的交际圈及其营造的社会舆论为他树立了正面的政治形象·这些有利因素都有助于其仕途的发展。 当然，赵吉士也遭遇了一些延缓其仕途的不利因素。十六年的赶考过程甚为漫长，最终仍未能考中进士；凭借举人身份获选推官到实际担任知县，期间经历了七年之久；任满顺利升迁，又逢母亲去世，只能暂时辞官守孝。接着，遭遇父亲过世。连续两次丁忧，使数年间的仕途断断续续，且毫无作为；升任户科给事中终于为其官宦生涯迎来了新阶段，可始料未及的政治株连让一切戛然而止。康熙皇帝对朝政的大力整顿为即将到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石，却也不乏像赵氏这样的受累者。 从赵吉士的人生出路尤其是宦海沉浮来看，导致其个人仕途平顺或坎坷的因素十分多元。如家庭状况、文字功夫、时代背景、交际圈、政治生态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的案例分析虽然不具有代表性，但却启发我们简单地用大环境对应具体人物的做法并不可取，以人物为切入点，通过考核其实际处境与具体遭遇方能呈现丰富、多样的社会面貌，进而对明清易代之际的汉族士人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2][4][5][7][19][21][27]（30][31][32] [33][35][36][37][38][39][40][4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95 -1997：207；207，251，255，259，260；256； 261； 91， 165； 721-761； 721； 205； 721； 221， 236 -237； 628， 207， 66， 255， 628； 257； 248； 253； 259；398；18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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