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 |
| 范文 | 王晓路 〔摘要〕 此文以“全球化”为关键词，讨论了这一语境下人文学术的现代性问题。由于后续发展国家大多将欧美议题和理论作为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经验层面来展开资源借鉴式的解释和理论再生产，因而形成当代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的全球化现象。作者指出，由于知识命题和知识方式的关联决定知识的有效性，所以，学界尤应关注在此语境下形成的认知框架、学术指向和共同议题。作者认为，不同的历史经验可以针对理论的盲点形成不同的参照框架，但不能以某种民族立场替代知识方式。中国学界在此学术生产链中，应保持自我认知，除了引介欧美学术议题、话语形态以及参照中国本土经验型个案外，还应在学理意义上凸显自身的洞察，以此才能探索有效解释的可行性。 〔关键词〕 全球化；文学研究；现代性；认知框架；理论资源；经验陈述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29-07 从西方学界引入相关命题和理论话语形态并进入汉语经验层面的再阐释，是中国新时期的人文学术特征之一。中国的这一学术现代性特征与其外部条件和内在需求存在着对应关系。由于理论的产生是局部经验的作用，因而该理论就会与不同区域的经验构成理论旅行与意指实践的内在张力。此外，话语形态与其指涉关系存在着历史性，因而会随语言本身的跨文化转换而发生变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从术语、概念到衍生范畴的引入和阐发，亦是其中的重要现象之一。然而，对于“全球化”的言说犹如中国学界在新时期引入的其他诸多新概念一样，在“拿来”之后很快就成为某种认定的参照框架，在大致类似的认知中进行了人文社科各分支领域的衍生性学术再生产。从1990年代起，有关译著和论著开始增多。如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持编译的“全球化论丛”（俞可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其中包括：《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等系列论、译著。从文化角度讨论此话题的也有不少，如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全球文化系列”，其中包括《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与文化》。①另外还有不少是以“全球化”冠名的论著和译著，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全球化面面观》《全球化的关键概念》以及《全球化关键词》等等②，不一而足。这些成果对于国内学界了解全球化及其相关论域无疑是有裨益的，但具体到某一领域，如文学研究，对这一认知框架及其作用还需要细致区分和深入剖析。 由于历史现象与话语表述之间存在着时间差，所以，经验状态总是先于理论解说的。实际上，若从人类学和经济学角度来看，全球化的某些现象古已有之，只是学界对早期人类跨界活动的论述并没有采用某一认同的通用术语，即不以全球化命名而已。实际上，在各文化区域群体性生存和发展中，都有一个从家族血缘关系逐渐过渡到社会化生存的过程，即从自然关系到市民社会及民族国家的进程，其间也存在着与外部世界接触、碰撞和融合的文化事件所起的特定作用。如佛教得以进入中国思想并与当地信仰融合等重大文化事件，就存在着不同经验内在旨归的使然性。学界对此说法不一。其中林尹先生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佛教传入中国，当魏晋玄谈极盛之时。道家之言，以虚无为主，佛氏之说，则寂灭为归；出世之旨，同超乎人格，故能含融深义，浸入人心”。参见林尹：《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9页。换言之，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跨界行为和后果，如商旅路线、货品和钱币的交换方式、对距离和时间标准的统一、从生存基本需求品到奢侈品的工业及商业行为等等对此问题，欧洲大陆和美国学者均有涉及。参见〔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不仅是某种全球化现象，也是现代性成因的要素。按照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的梳理，黑格尔应该是第一个思考全球化的理论家，“因为他不仅仅讨论不同地域之间的联系，还探讨这种联系引发的意识状态。”〔1〕探讨这一领域的学人还包括沃勒斯坦等人，他“将当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追溯到了15世纪”。〔2〕笔者认为，彼得·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也许是最为集中地以“全球化”认知方式重新梳理世界发展史的学者。他在《世界史中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一书中将人类文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置于全球化视角中重新进行了考量。他将全球化的源起和发展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接触的起始模式：1200BCE-1000CE”；“转折点：1000CE”；“作为转折点的150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作为全球化的1850年代”；以及“194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一种新的全球史？”参见 Peter N. Stearns，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斯蒂格（Manfred B. Steger）则在其《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书中用“史前时期、前现代时期、早期现代时期、现代时期和当代时期”几个分类方式考察了全球化的发展轨迹。参见〔美〕曼弗雷德·B. 斯蒂格：《全球化面面观》，丁兆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二章：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吗？然而，上述论著作者所采纳的历时性简化方式虽然便于纲要式论述，却难以顾及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共时性问题。因为“历史中的行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很难用我们目前的词汇与概念完整描述。”〔3〕显然，上述论著偏重线性的方式，就很难涉及到同一历史时期的区域和发展模式的双重差异。 毋庸置疑，人类活动的基础动因是自然生活的需求。从知识学的角度来看，自然生活所必须的物化产品的交换乃至技术的推广、借鉴和普及也是导致知识产生的基础。全球化的蔓延除了空间、认知以及技术要素之外，也主要是由经济活动所驱使的国家利益所致。如是，对全球化就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同的文化区域而言，其中就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因为其复杂性在于多个层面：仅从经济角度和发展模式来看，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区别之一是前者所具备的技术优势和规则优势，及其环境优势和社会管理优势。而后者由于历史原因，如用工成本等，所以在现阶段拥有一定的产品和市场优势，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区域中十分明显。在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的经济转型中，其区域内部的地理优势也往往起到重要作用。参见“珠江三角洲工业基地”：http：//baike.baidu.com/view/1324104.htm，2015年4月10日访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规则的全球实施也同时连带了其背后的价值附加，所以，后续发展国家除了依据统一规则进行商贸活动、复制发达国家或区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程序外，还必须履行规则所附加的道德承诺，如环保和减排。但是，在环保和减排为标识的合法性背后不仅遮蔽了发达国家或区域将重排放、高耗能的产业早已转移到了后续发展国家或区域的历史事实，即资源环境的递次转嫁，同时也遮蔽了后者的制造水平。这使得在价值统一体下，后者必须向前者订购符合环保和减排标准的设备，全球新的经济结构链就此形成。因而，人们不难理解全球化也是某种全球政治合谋的症候。此外，后续发展国家的内部制度，如用工管理，并无全球统一规则，因而也无人过问。由此，“全球采购”和“血汗工厂”构成当代全球化特有的悖论。加之资本跨界后必然引发文化资源的挪用，即传媒利用文化资源进行消费引导，导致不同区域的消费同质化，因而跨国过程也不是“仅仅简化为特定的经济过程”。〔4〕因此，人文社科学界对全球化的观察往往会关注经济一体化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即通过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透视到其背后典型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式文化运作。实际上，“后殖民”学术命题和阐释均与此相关。所以，对于作为通识语和基本概念的全球化，应从多角度加以透视。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结构性关系中，前者作为确定性条件虽然可以决定后两者的状况，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换言之，人文社科的学术活动总是历史阶段中的认知行为，这一思想陈述有其自身的惯例和逻辑。因为，“文化系统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这是最为显而易见的，而重要的是由语言所再现的，但还包括各类体制性机构，从管理层、宗教实践、建筑和大学课程和文献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实践之间并非只涉及到意义是否等值，而是存在着一个概念与文化关系所导致的意义范围和转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认为的，“甚至所有最为全球的术语‘全球化本身也犹如‘现代性或‘历史一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包含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范围”。〔6〕我们可以认定，作为“渐进”（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在当下形成了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语境下，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区域中，这一问题的所指和论述层次必然会出现差异。对这样一种复杂的蔓延过程进行观察和解释，跨学科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论。“就关注的学科而言，全球化是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教育学、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题。”〔7〕简言之，全球化不论是作为某种通识语，还是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现象，对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均是持续而深刻的，而且这一现象所引发的思考直接进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其间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论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编的著名论著《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说》（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则将以全球化作为主题的虚构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显然，全球化的进程在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某种全球化语境下认知同一性的现象，即西方观念随着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展开获得了复制并形成某种学术语言、范畴和概念为基础的认知共同体，因而，米尼奥罗直接指出，“我将首先探讨一下在过去五百年中语言与文学概念之间、人文学科与学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这五百年是具有现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体系形成与扩张中得以充分实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后续发展国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学术体制为保证知识共享的规范性使得欧美学术文化获得了大面积覆盖和复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语言、文化到学术文化，全球的学术活动逐渐集中到主要的几个语种和文化模式上，由这些语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辐射到全球各区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类型： 语言及人文界限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欧洲现代文学、学术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现代阶段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它以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各种语言的文学 （及其希腊文、拉丁文的遗风）、学术文化（主要是英语、法语和德语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特征。〔9〕 值得重视的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文学术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成为关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资源所引发的，其重要原因是各个后续发展的文化区域在新的时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历史阶段中相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问题。在表层的类似现象和现成言说之间，发达国家的学术方式，包括命题、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资源，会获得首选，即后续发展国家对新现象解说的历史性滞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学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资源有着自然的渴求，如中国学界在新时期对欧美理论持续引介，对其理论话语形态就一直抱有热情。所以，区域的学术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犹如沙士森米耶以历史学为例所指出的，“当代学术机构中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结果”。〔10〕与此同时，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其学术指向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后半期尤为明显。当代美国文论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说明当代文学理论特质时特别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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