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哲学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新世纪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范文

张龙海+张武

〔摘要〕 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势头更为汹涌，在研究队伍、研究范畴、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长足进步，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诸如“研究方法缺乏创新”、“研究对象相对集中”、“两支研究队伍各自为政”等问题。本文首先简要回顾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起始渊源，然后理性分析新世纪以来的发展现状，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美国华裔文学；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美国华文文学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5-0024-15

“美国华裔文学”既包括美国华人用英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包括美国华人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①在美国国内，华裔文学研究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中国台湾，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后期；而在中国大陆，尽管1980年代前期就有相关文章发表，但数量极少，且仅为述介性质，直到1990年代，美国华裔文学才开始引发较多关注。进入21世纪，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迅速在中国大陆形成蔚然之势，17年来，不论是研究队伍、研究范畴，还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丝毫不逊于美国和中国台湾，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不过，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研究者进行理性分析和智慧应对。本文首先回顾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起始渊源，然后重点剖析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最后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提出一些策略性建议。

一、发展历史

200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发表美国华裔文学相关论文的学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美国华裔作家或批评家（如木令耆②、黄秀玲③、戈云④等）；第二类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高等院校中文系培育出来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如许翼心、饶芃子、王晋民等）；第三类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高等院校英语系涌现出来的美国文学研究者（如张子清、吴冰等）。本节拟通过对以上三类学者逐一评述，简要回顾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起始渊源。

第一类学者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论文发表时间相对较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促进了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研究。有资料显示，早在1980年，木令耆就在《读书》杂志刊发《美国华人文学》一文，对当时美国社会执着于中文创作的华人作家群体进行了简要介绍。该文应当算是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及美国华裔文学的文章。另据吴冰考证，第三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于1986年在深圳大学召开时，黄秀玲参加了会议并发表题为《华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的论文（该文于次年刊登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1〕），大会因此即时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标志着美国华裔作家华文作品从此正式纳入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日程。事实上，吴冰的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根据当时公开发表的会议纪要，该届会议共“收到海外华文文学论文十七篇”（其中“有五篇出自海外学者的手笔”），在研究对象上“涵盖了亚洲的新加坡、泰国和印尼，美洲的美国，欧洲的瑞士等”国家的华文文学。也就是说，除了黄秀玲的论文，另外十六篇海外华人文学论文同样构成本次会议由“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充分理由。不过，通过本次会议，黄秀玲首次将美国华文文学带入中国大陆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有力佐证了第一类学者对于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事业的影响和贡献。（以上数据参见潘亚暾、徐葆煜《国际共研学术、相互促进提高——第三届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于《深圳大学学报》1987年1期）或许，饶芃子在“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概况”一文中的提法更加准确一些：“1986 年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研讨会，由于海外前来参加的华人作家、学者较多，所以把会议的名称更改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参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1期）其后，戈云、黄运基、王性初和宗鹰等美国华裔学者戈云于1991年参加“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录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年；黄运基、王性初、宗鹰均于1997年参加“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均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走向21世纪的世界华文文学——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纷纷于1990年代前来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并发表相关论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美国华裔作家和批评家虽然大抵承认美国华人创作在语言上有中、英文之分，但是他们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文章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性摒弃了在美国文坛似乎更为活跃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一律囿限于美国华裔中文文学（又称美国华文文学）。究其原因，他们大概认为中国读者理应对华文文学更有感情，更感兴趣。例如，木令耆如是写道：“在美国也有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人士，但是他们多半是前几代便生长在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甚是隔阂，对中国的感情也比较淡漠。在美国仍旧用中文写作的作者，几乎都是对祖国文化有深厚感情的，并且也确信祖国的故有文化有继续维持下去的价值”。（参见木令耆《美国华人文学》，载于《读书》1980年5期）戈云更是指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毕竟是在祖国。真心实意地关怀、推动海外华夏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实在是政府与民间应尽的天职，诚有厚望焉！（参见戈云《美国华文文学之兴盛与隐忧》（摘录），载于《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1年2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美国华文文学或许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把美国华文文学视同于中国文学域外分支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作为纽约“华侨文化社”成员的美国华裔学者温泉就曾经撰文，构想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美国分会”。〔2〕客观地评价，与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相比较，美国华文文学中的“文化视角和政治视角”〔3〕同祖籍国（中国）的情感联系确实更为紧密。也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亚裔运动（Asian American Movement）推动下迅速崛起的，以“还我美国”（claiming America）为隐性政治诉求的、以赵健秀文艺理论为典型代表的美国亚/华裔文学批评才会在厉声批驳所谓“伪”华裔英语作家作品的同时，十分冷漠且异常坚定地将那些貌似“亲近”中国的华文文学（包括早期美国华人文学）排除在“美国华裔文学”范畴之外。当然，尽管多数美国亚/华裔文学批评家颇为赞许赵健秀等人倡导的“生民视角”“生民视角立论的核心是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华裔情感，认为有了这种情感，才有可能以此为核心形成华裔意识，并在此意识的驱使下，彻底与白人认同决裂，揭露美国东方主义的文化操作伎俩，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非中非美、独特的华裔认同，目的是建构一个具有独立传统的美国少數族群。”参见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7页。在试图“颠覆美国主流文化一统天下”、“揭露美国主流文化彻底同化华裔的怀柔策略”〔4〕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却并不支持其一味将“美国亚/华裔”与“亚洲/华人”绝对地割裂开来的狭隘做法。此后，美国学界围绕“什么是亚/华裔美国人”、“什么是美国亚/华裔文学”的论争便从未停歇过。有趣的是，虽然大多美国华裔英语作家（如赵健秀、汤亭亭、谭恩美等）十分反感自己的作品被误读成中国文学，但是多数美国华文作家（如木令耆、於梨华、陈若曦等）却一向乐于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中国文学的海外分支。在与戈云的一次笔谈中，身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①主要创建人之一的陈若曦曾经坦言：“美华文学可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的前途全系于前面二者。若用英文创作，则属于美国文学”。〔5〕应该说，陈若曦的观念在美国华文作家群体中颇具一定的代表性。从现实角度考量，亚/华裔英语文学在美国尚且属于边缘文学，华文文学更无疑处于边缘的边缘（“在美国，有意写作中文，稿酬相形更低”）〔6〕，也难怪当代美国华文作家通常会把中国文坛当做发表作品的潜力平台。然而，对于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接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大陆读者而言，美国华文文学在2000年以前还相对陌生，属于新鲜事物。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语境，第一类学者在中国大陆着力推介美国华文文学的文章方才应运而生。②

第二类学者，起初以闽、粤高校中文系师生居多。他们之所以会对美国华裔文学（更确切地讲，应当是美国华文文学）予以关注，与他们持续扩大的研究视野（先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向台港文学拓展，然后又向海外华文文学延伸）不无关联。他们的学术轨迹大致是这样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研究台港文学，随后扩大到东南亚华文文学以至北美、欧洲、澳新华文文学”。〔7〕大概由于身处改革前沿，又与台、港相毗邻的缘故，改革开放伊始，他们便十分敏锐地感知到了新时代的学术脉动，迅速将研究对象从中国大陆文学扩展到了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率先把台港文学作为选修课程引入大学课堂，并于1982年成功举办“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其后，大约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其中，1986年的第三届年会（诚如前文所述）进一步把包括美国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扩充为研究对象，会议随之更名为“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美国华文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宏大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视阈的统摄下展开的。到了1993年的第六届年会，参会者普遍“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遂“发展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8〕，会议名称也随之变更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即意味着，中国大陆的美国华文文学研究从此被纳入更加庞大的世界华文文学③研究体系之中：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中国华文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两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分为东南亚华文文学和西方各国华文文学两大分支；西方各国囊括北美、欧洲、日本及其他各国四大板块；北美板块涵盖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由此判断，美国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地位堪称“低微”。如此“低微”的学科建构层次，再加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向来“重宏观、轻微观”的学术传统，美国华文文学研究注定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一支相对独立的专业队伍。事实上，2000年以前，大陆学者专门论述美国华文文学的文章并不多见；多数情况下，美国华文文学只是作为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诸多成员之一”散见于以宏观论述见长的文章之中。截止1999年的第十届年会，历届华文文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共收录论文380余篇；其中，专文讨论美国华文文学的大陆学者仅有王晋民1人④；其他论及美国华文文学的大陆学者大都将其置于海外/世界华文文学之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如许翼心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9〕，饶芃子的《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10〕，等等）。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2000年之前，大陆仅有7篇期刊论文（均发表于1990年代）专门探讨美国华文文学。⑤（当然，以上数据并不包含以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白先勇、杜国清等台湾移民作家作品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因为2000年以前，华文文学界一般把他们视为台湾作家比如，汪景寿的《略论聂华苓的小说创作》开篇即言道：“在台湾小说名家中间，常被冠之以‘历史感桂冠的是聂华苓和白先勇。”（大会学术组选编《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此外，在前两届年会论文集：即《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和《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全国第二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中，就已经收录有以白先勇、於梨华、欧阳子、聂华苓等为研究对象的相关论文，可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有将他们视为台湾作家的学术传统。2000年以后，这种认识才渐渐让位于把他们视为美国华文作家的认识。，仅有少部分学者会将他们的作品当做“美国华文文学”的一分子。从现有数据分析，王晋民的《美国华文小说概论》和翁光宇的《试论美国华文新诗》应当算是中国大陆最早明确将台湾旅美作家归为美国华文作家群体的学术论文。）至于图书方面，2000年前，金坚范主编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1998）系“国内出版的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笔者注）合集”〔11〕；顾胜浩、钱建军主编的《北美华文创作的历史与现状》（1999）是仅有的一部聚焦北美（含美国和加拿大）华文文学的论文集。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部分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不满语种的华文文学摒弃海外华人非华语写作的狭隘性”〔12〕，呼吁将“华文文学”易名为“华人文学”，从而引发学界广泛论争。在此背景下，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一度闯入中国大陆华文学者的研究视野。遗憾的是，这场关于“‘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争论最终并无结果，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也因此无法最终从容突破海外/世界华文文学自设的语种“边界”。刘登翰、刘小新总结说：“华文文学研究对非汉语写作的漠视，一方面是受制于目前大多数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外文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本身的囿限”。〔13〕换而言之，抛开观念的禁锢，语言构成了中文系出身的早期华文文学研究者尝试涉足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主要障碍。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第三类学者的迅速崛起及时弥补了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无力关切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学术苍白。

第三类学者精通英语，这无疑为他们成功介入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提供了便捷条件。一般认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875年，王山（音译）发表用以“对付当时的反华法案、种族歧视和美国社会习俗”〔14〕的《英汉手册》；1887年，李恩富（Yan Phou Lee）发表英语自传《在华童年》（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1899年，温妮弗蕾德·伊顿（Winnifred Eaton）以杜撰的日本名字小野の小町（Onoto Watanna）发表长篇英语小说《日本的野间小姐：一个美国日裔的罗曼史》（Miss Nume of Japan： A Japanese-American Romance）；1912年，伊迪丝·伊顿（Edith Maud Eaton）使用笔名水仙花（Sui Sin Far）发表短篇英语小说集《春香太太》（Mrs. Spring Fragrance，又译《春郁太太》）。此后，又有多位华裔作家陆续推出自己的英语文学作品。它们分别是刘裔昌（Pardee Lowe）的《虎父虎子》（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黎锦扬（C. Y. Lee）的《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雷霆超（Louis Chu）的《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等。不过，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却是从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作品评介开始的。汤亭亭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享誉美国文坛：1976年，《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發表，获美国全国书评界非小说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Nonfiction）；1981年，《中国佬》（China Men，又译《金山勇士》）发表，获美国全国图书非小说类作品奖（National Book Award for Nonfiction）。毋庸置疑，正是其不俗的获奖经历使得中国大陆学界开始关注汤亭亭，进而开始关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江晓明的《新起的华裔美国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马克辛·洪·金斯顿是Maxine Hong Kingston的早期译法之一，即汤亭亭。（《外国文学》1981年第1期）和凌彰的《美国华裔女作家洪婷婷》洪婷婷也即汤亭亭。（《世界图书》1981年第5期）被普遍认为是国内学界最早评介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论文。继汤亭亭之后，一大批颇具才华的华裔作家次第冒现出来，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最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繁盛期。其中，颇具知名度的诗人包括施家彰（Arthur Sze）、梁志英、刘玉珍（Carolyn Lau）、姚强（John Yau）、朱丽爱（Nellie Wong）、陈美玲（Marilyn Chin）、张粲芳、林永得（Wing TekLum）、刘肇基（Alan Chong Lau）、白萱华（Mei-mei Berssenbrugge）等。小说方面，深受美国读者欢迎的有谭恩美（Amy Tan）、李健孙（Gus Lee）、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任碧莲（Gish Jen）、赵健秀（Frank Chin）、伍慧明（Fae Myenne Ng）等。戏剧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则凭借其代表作《蝴蝶君》（M. Butterfly）一举夺得1988年托尼奖。伴随着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兴盛，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在1990年代也渐渐繁荣起来。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2年12年间，全国主要期刊仅发表7篇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论文，而从1993年到1999年7年间，在全国主要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有54篇之多。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相对独立化、专业化的特征。②1990年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从美国文学研究母体中脱胎而出之后，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国大陆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一颗璀璨明珠。张子清③、吴冰④等学者原本从事美国文学研究，后来多专注于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渐渐成长为中国大陆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1998年，由张子清组织翻译并担任校译的漓江出版社华裔文学译丛“美国华裔文学精品”（共包括《女勇士》《中国佬》《孙行者》和《喜福会》四部作品）正式与读者见面，标志着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迈入了一个崭新阶段。1999年，张龙海的博士论文《美国华裔小说和非小说中属性的追寻和历史的重构》（Searching for Identity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y in Chinese American Fiction and Nonfiction）顺利通过答辩，被誉为“中国大陆外国文学界第一篇系统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的优秀之作”。〔15〕总而言之，2000年之前，英语系师生凭借自身语言优势积极从事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学科建设和专题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为21世纪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略显遗憾的是，针对英语文学的长期关切使得第三类学者无形之中割裂了与美国华文文学的联系。这种割裂与第二类学者仅仅关注美国华文文学的做法颇为相似，其弊端日渐显现。

二、发展现状

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与美国华文文学研究之间依然呈現一种割裂态势。鉴于此，本节拟继续采取“分而述之（先分析美国华文文学，再分析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方法扼要剖析新世纪以来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此外，2000年并非一个绝对化的时间节点，所以尽管本节主要聚焦本世纪的研究成果，却时时与上世纪的历史追溯交叉在一起。

欲分析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现状，有必要首先滤清美国华文文学的概念。中国大陆学界对于美国华文文学“空间”的界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普遍将台湾旅美作家视同为台湾作家，就连这些作家本人（诚如前文所述）也多自我认同为“中国（台湾）作家”。那个时期，几乎很少有人会把台湾旅美作家华文作品看做是美国文学的一分子。据吴奕锜考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最早接触到的非本土华文小说是白先勇的短篇《永远的尹雪艳》（《当代》1979年第1期）。〔16〕其实，与白先勇小说几近同时与大陆读者见面的还有於梨华的《涵芳的故事》（《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季路〔17〕和刘炜〔18〕在第一时间对这两位作家进行了评介。此外，翻开前两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多篇探讨白先勇、於梨华、欧阳子等作家作品的论文赫然在册。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大陆的台港文学研究就是从研究白先勇、於梨华等旅美作家及其作品开始起步的。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伴随着“海外/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形成，“美国华文文学”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华文文学”之一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学术视野。王晋民〔20〕率先将美国华文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⑤进入21世纪，施建伟〔21〕又将美国主要华文作家群体大致分成三大板块。第一板块指1930至1950年代由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华人作家，包括林语堂（1930年代）、包柏漪（1946年）、许芥星（1940年代中期）、夏志清（1947年）、黄运基（1948年）、陈香梅（1948年）、谢冰莹（1948年）等；第二板块与王晋民的第三阶段相重合，系1950至1960年代前后赴美的台湾留学生（除王晋民提及的於梨华等人之外，还包括洪铭水、洪素丽、喻丽清、刘绍铭、李欧梵、水晶等）；第三板块指19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作家，既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严歌苓、周琼、刘荒田、周励、曹桂林、晓碴、艾丹、张士敏、戴舫、严力等，又包括来自中国香港的李素、农妇、思果、柯振中、吴瑞卿、陈炳藻、袁则难、郑树森、吕达、王亭之、倪匡、黄河浪等，还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华人作家陈大哲（越南）和蓝菱（菲律宾）等。应当说，王、施二人的分组均较为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华文文学的历史脉络，但是两者各自的不足也十分明显：后者遗漏了包括天使岛“木屋诗”在内的早期华文文学；前者忽略了1980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不过，倘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分析，美国华文文学的空间范畴已然十分明朗。概言之，所谓美国华文文学就是美籍华人使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依据这一定义，中国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旅美作家华文作品统统归属于美国华文文学。需要指出的是，旅美作家（尤其是台港移民作家）华文作品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一直都是华文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部分知名作家如林语堂、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欧阳子、严歌苓等更是热点中的热点。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大陆学界对于这些移民作家的关注度有增无减。以白先勇、於梨华、严歌苓为例（相关数据详见表1）：中国大陆有关白、於、严三位移民作家於梨华、白先勇分别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移居美国，中国大陆学界对他们的关注始于1979年；严歌苓于1990年代初期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中国大陆学界对她的关注始于1994年。的研究论文数量总体上呈逐年递增态势；2000年之后相关论文的年平均数更是明显高于2000年之前。依据表1数据推算可知：2000年以前，白、於、严相关论文的年平均数分别是34、184、32篇；2000至2016年，年平均数则分别增至113、908、1019篇。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相对多产且关注度较高的移民作家在学理层面上被划归为美国华文文学的缘故，美国华文作家队伍整体看来颇为壮观，美国华文文学也因此被誉为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22〕

然而，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不是每位研究者都会自觉把这些华人移民作家当做美国作家加以考察。美国华文作家所属国别的主观不确定性导致很多实际操作层面上的混乱和尴尬。早在1989年，马国平就开始注意到海外华人作家国别的主观划分在图书分类方面产生的两难窘境。马国平曾经把日本华人作家陈舜臣的一篇小说翻译后投寄给一家外国文学杂志，该杂志拒绝发表，理由是“陈舜臣是华人作家，其作品不属外国文学”。〔23〕受此事启发，马国平对中国大陆关于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图书分类发生兴趣。经过一番调查之后，马国平发现，上海师大图书馆（马的工作单位）的图书分类虽然严格执行上海图书馆印发的分类标准，但是在标引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依然频出状况（分类情况举例详见表二）：同一作家（如陈舜臣、聂华苓）的不同作品被分别归为“外国文学类”和“中国文学类”的“一人两国”现象十分普遍；同一作家同一作品（如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仅仅因为出版社有所变化，在分类时便产生了差异）被重复归到“外国文学类”和“中国文学类”的“一书两国”现象也较为常见。对此，马国平提出的建议是：主管图书分类的《中图法》（《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简称》）应当在“在中国文学类中设立一个三级类目——港台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收录的范围前者为港台本土作家写作的作品；后者为以汉语或所在国语言写作的，以外国或中国为背景和以中国人为写作题材的、以中国人为主要阅读对象的作品”。〔24〕依照马国平的分类标准，不仅美国华文文学归于中国文学，就连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也因为作家的华人身份归于中国文学。马国平的困惑与发现显然不是个别现象。2001年，秦明和吴家玲〔25〕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目录随机检索到严歌苓的《海那边》（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和《人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作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前者被编入I71265，属“美国现代散文、杂著”类目；后者却被编入I24757，属“中国当代新体长篇、中篇社会言情小说”类目。图书分类标引人员在面对海外华裔作家作品时普遍无所适从的状态由此可见一斑。秦、吴二人给出的建议与马国平的思路大同小异：在“I2中国文学”下设的“I2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后增加一个同位类“I29X中国海外侨民文学”。姑且不论马国平与秦、吴二人的建议是否合理，单从他们揭示出来的有关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图书分类的含混状态来看，中国大陆学界对于美国华文文学“空间”的探索和争论还远未停歇。2008年，吴冰撰文指出：“国内曾有评论试图或‘争取把华裔美国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认为华裔美国作家无论用英文或华文写作的在美经历的作品，都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26〕吴冰的表态算是对“美国华裔文学（尤其是美国华文文学）应归于中国文学”的一种观念回应和反驳。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五大外国文学研究期刊（《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尽管频频发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相关论文，却几乎从未刊登过有关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的学术文章，又算是对“美国华文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种现实默认。

不过，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华文学习热潮席卷全球，中国大陆学界顺应时代潮流，主张以全球的视野关切华文文学研究，重视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整体观。在此背景下，華文文学被解读为“跨越国家文学疆界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书写现象”〔27〕，“语种的华文文学”在《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一文中，刘登翰、刘小新对“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等几个与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密切关联的几个基础性概念进行了阐释和区分。所谓“语种的华文文学”使得华文文学作为一个语种文学的概念突显出来，以求使已成为世界性文学现象的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相并列。得以独占鳌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于1993年成立筹委会，经过8年筹备，最终于2002年5月在广州暨南大学正式宣布成立，标志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又经过十多年蓬勃发展，世界华文文学学术年会的文化战略意义日益彰显，自2014年始，年会的主办单位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会升格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迎来了崭新起点，该届年会被命名为“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2016年11月7日，“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开幕式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其规格之高属历届之首。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华人作家受邀齐聚北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们被赋予同一个使命：向世界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

当然，坚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28〕并不意味着华文文学的国别属性从此变得毫无意义。受地理环境、人文素养、社会习俗、历史传承等因素影响，美国华文文学显然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华文文学，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特征。只不过，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的国别属性在大陆学界一贯以“含混”示人，多数研究论文并不一味坚持凸显美国华文文学的国别身份。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大陆的美国华文文学研究成果虽然总量惊人，但是以“美国华文文学”作为“全文”关键词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研究论文却只有246篇（相关数据详见表3、表4）。

表3显示：2000年之后，中国大陆美国华文文学研究论文数量增幅明显（2000年前仅有7篇，2000至2016年总计239篇，年平均发表14篇）；《华文文学》是美国华文文学研究论文发表的最主要阵地，已发论文占论文总数的2073%；《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原《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次之，占比1138%；《中国比较文学》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366%和325%；其他刊物如《当代文坛》《广东社会科学》《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也时有高质量论文见刊。

表4统计的120篇论文是在表3的239篇论文（2000年之后发表）的基础上删除会议综述、研究述评以及其他相关度不太高的论文（如只是部分内容关涉美国华文文学的北美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论文等）之后得来的。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美国华文文学研究范围极广，几乎涵盖了美国华文文学的所有发展阶段（早期如天使岛木屋诗，1930至1950年代如林语堂、黄运基等，1950至1960年代如於梨华、聂华苓、周腓力等，1980年代以来如严歌苓、刘荒田等，新生代作家群体如郁秀、王蕤等）；所有的美国华文作家中，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关注度最高，相关论文约占总数的1/5；所有的研究论文中，综合关注美国华文文学的论文最多，占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2005年之后，学界对于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关注度明显有所提升。

研究队伍方面，2000年以来先后已有12位博士研究生专攻美国（个别扩展到北美）华文文学，取得博士学位。12篇博士论文（按时间顺序）分别是：南京大学郭媛媛的《边际定位与跨越：二十世纪美国华文作家文化心态及流变论》（2002）、暨南大学李亚萍的《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的主题比较研究》（2004）、暨南大学陈涵平的《诗学视野中的北美新华文文学的文化进程》（2004）、南京师范大学赵爱华的《论严歌苓多元、开放、平等的女性身份观的展示》（2007）、复旦大学倪立秋的《新移民小说研究——以严歌苓、高行健、虹影为例》（2008）、暨南大学李燕的《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2008）、东北师范大学邢楠的《严歌苓小说研究》（2009）、暨南大学蒙星宇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二十年研究（1988-2008）》（2010）、山东大学张栋辉的《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2011）、福建师范大学林雯的《论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的第一个十年》（2012）、陕西师范大学王亚丽的《边缘书写与文化认同——论北美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写作》（2012）、河南大学陈学芬的《自我与他者：当代美华移民小说中的中美形象》（2013）等。其中，文化研究、严歌苓专题研究论文各有4篇，网络文学研究论文有2篇，主题研究、比较研究、（女性）身份研究、形象学研究论文各1篇（以上数据有重复统计）。由此不难看出，文化研究依然是大陆学界解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主要方法；近年来，美国网络华文文学异军突起，正日趋形成新的学术焦点；严歌苓作品能够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热点部分证实了上文表4的统计结果（即“所有的美国华文作家中，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关注度最高”）；暨南大学不愧为中国大陆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重镇，12位博士中竟有4位毕业于此。目前，这批中、青年博士已经成长为中国大陆美国华文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大陆的美国华文文学研究也渐渐从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母体中脱颖而出，独立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

欲了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现状，同样需要从它的“空间”界定开始谈起。相较于美国华文文学，有关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国别属性的争议在大陆要小很多。除了少部分学者坚持认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之外，中国大陆学界普遍遵从美国华裔英语作家本人对于自我美国身份的认同态度，赞成把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列入美国文学。然而，针对“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文命名问题，学界却一直存在颇多争议。当然，“名称”论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内涵”认知差异。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张子清在尝试界定“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时曾经对“华人”和“华裔”做出区分：前者“生在中国，后来移居美国”，后者“出生在美国、精通英语、更多地接受了美国文化”。〔29〕张子清之所以作此区分，显然是把“华裔”一词视为准确界定“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指涉范畴的关键。既然“精通英语”的华裔作家一般都用英语创作，那么“英语”二字便可略去。于是乎，“美国华裔文学”成了“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专属简称。进入21世纪，张子清似乎意识到学界关于“华裔”的界定出现泛化趋势，在综合吸收多位美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极为细致地把美国亚裔/华裔（英语）文学空间范畴归纳为三种。三种范畴分别为：“1. 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均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的作家用英文描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2. 出生在亚洲/中国（生活时间或长或短）但受教育、工作、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作家用英文描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3. 出生在国外（既非亚洲/中国又非美国）但成长、受教育、工作、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或亚/华、欧美混血的子女）作家用英语描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参见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1期。此三种范畴有两点显著变化：一是“华裔”与“华人”的区分不见了（不论作家的出生地在哪里，只要他/她拥有华裔血统，只要他/她从事创作时是美国人，只要他/她使用英语进行创作，其作品就属于“美国华裔文学”）；二是“英语”成为勘定“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关键词（华裔文学首先必须是英语文学）。王理行和郭英剑把张子清的“三种范畴”浓缩为一句话：“有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30〕之后考虑到“血统论”的特殊内涵详见郭英剑《命名·主题·认同——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6期。，郭英剑又将该表述修改为：“华裔美国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31〕问题是，既然“英语”一词如此重要，何不直呼其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郭英剑解释道：国内已经“有较为独立的‘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专门研究海外华人用华文进行的文学创作”，所以“‘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的‘英语二字”着实“显得多余”。〔32〕实际上，郭英剑是把“华裔文学”当成了“华文文学”的对应物。其内在逻辑是：既然华文文学的创作语言是中文，那么，无须赘言，华裔文学的创作语言必定是英语。郭的解释表面看很有道理，但还是有漏洞。众所周知，“美国华裔文学”译自英语词汇“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华裔”与“Chinese”相对应。详言之，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中的“Chinese”，和“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华裔”相类似，都只能用以标识“Literature/文学”的族裔身份，无法彰显“Literature/文学”的语言属性。也就是说，“美国华裔文学”并非仅仅指涉“华裔英语文学”，因为它并不排斥“华裔中文文学”。张、郭二人大概是受了赵健秀文艺批评理论影响，把“华裔美国人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排除在“美国华裔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范畴之外，从而将“美国华裔文学/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囿限于“英语”文学。笔者以前也是主张这种观点。不过，在为译林出版社美国华裔文学译丛系列图书所作的“总序”中，张子清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认知又有了新变化。他以“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用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创作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后已经成为美国文学赖以自豪的一部分”为例，为“把华文作家归入用英语创作的、生长在美国的亚裔/华裔作家的队伍”〔33〕找到了有力依据。也就是说，美国华裔文学“有可能”（抑或理应）同时涵盖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既如此，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下义词，“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的“英语”一词便必不可少了。张子清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新认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回应。2008年，吴冰在《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一文中借鉴美国学者金惠经（Elaine Kin）的做法首次在中国大陆提出：“华裔美国文学不仅包括‘华裔美国英语文学，也应包括‘华裔美国华文文学”。〔3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受单德兴等台湾学者影响单德兴等台湾学者多使用“华裔美国文学”而不是“美国华裔文学”这一译名。，部分大陆学者（如张子清、吴冰）在后期文章表述中纷纷弃用“美国华裔文学”，改用“华裔美国文学”。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如郭英剑）仍然坚持使用“美国华裔文学”这一称谓。双方的阐释似乎都有道理：“华裔美国文学”能够在语序上与英文原词“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保持一致；“美国华裔文学”则把涵盖面较大的词汇“美国”放在涵盖面较小的词汇“华裔”前面，更符合汉语习惯。此外，由于大陆学界误用“美国华裔文学”指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为避免行文混乱，“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也常常被译成“美国华人文学”（如盖建平的《早期美国华人研究——历史经验的重勘与当代意义的建构》）和“华美文学”（如赵文书的《和声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本文之所以选用“美国华裔文学”这一名称，一方面是为了与已有的“美国犹太文学”、“美国黑人文学”、“美国印第安文学”等中译名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正本清源”，力争还原“美国华裔文学”的本来之意。若无特别声明，本文论述中的“美国华裔文学”一词均指涉“美国华裔创作的英语或华文文学作品”。

前文提到，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繁荣起来，进入21世纪以后，其发展势头更是异常迅猛。2000年，译林出版社继漓江出版社之后再推一套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译丛，依旧由张子清组织、协调翻译人员。这套丛书具体包括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汤亭亭的《中国佬》、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Gunga Din Highway，1994，又译《甘卡丁之路》）、雷祖威的《爱的痛苦》（Pangs of Love，1991）、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Typical American，1991）、伍慧明《骨》（Bone，1993）以及李健孙的《支那崽》（China Boy，1991）和《荣誉与责任》（Honor and Duty，1994）基本上体现了美国华裔英语小说的概貌。2002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引进出版了5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原著，包括伍廷芳（Wu Tingfang）的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一位东方外交家眼中的美国》）、容闳（Yung Wing）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黄玉雪的Fifth Chinese Daughter（《华女阿五》）、任碧莲的Typical American（《典型的美国人》）、伊迪丝·伊顿的Mrs. 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春香夫人及其他》）。这些译著的出版和原著的引进为推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广泛普及做出不小贡献。

2003年1月，美国华裔文学本文所涉机构、专著、论文名称及相关直接引文中出现的“美国华裔文学”一词均实际指涉“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后文不再一一加注。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式成立，吴冰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不仅建设有面向全国的专门网站和资料室，为全国亚/华裔英语文学研究者提供详尽参考资料和信息，还与国内外相关院系、机构合作，多次成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2006年5月，该中心与美国圣·托马斯大学联合举办“21世纪亚裔美国文学国际学术会议”；2009年6月，该中心和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2009亚裔美国文学研讨会”；2012年6月，该中心同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美国研究中心一起召开“变换的边界与路线的重塑：亚裔美国文学国际会议”；2014年12月，該中心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一同承办了“第四届美国亚裔文学国际研讨会”。尽管为了与国际接轨（因为在美国，华裔文学并没有独立出来，而是与亚裔文学长期维系一种“共生共荣”关系），会议名称常常冠以“美国亚裔文学”，但绝大多数与会学者的发言都仅涉及“华裔”，所以历届亚裔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其实多是华裔英语文学研究者的学术盛典。除了上述由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心参与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外，国内其他院校、机构也先后筹办过类似会议：如汕头大学于2006年12月成功举办了“文化、社会和历史语境下的亚裔美国文学国际会议”；南京大学于2009年7月成功组织了“美国华裔文学国际研讨会”。国际会议的频繁召开为国内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与国外学者平等对话的一流学术平台，标志着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迈上了更高台阶。此外，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支持青年学者、硕博研究生赴海外交流学习，吸引了大批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领域的大陆学人前往美国高校进修、访学。与此同时，该领域内的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活跃，台湾著名美国华裔文学前辈（如李有成、单德兴、冯品佳等）屡屡受邀访问大陆高校。国内高校也频频邀请美国亚/华裔文学知名作家（如汤亭亭、任碧莲、伍慧明等）、文学批评家（如金惠经、黄桂友、徐忠雄、张敬珏、凌津奇、俞宁等）前来参会、讲学、作报告等。这些学术交流项目的顺利开展极大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促使大陆学界该领域的整体学术能力有了大幅提升。

同2000年之前相比，中国大陆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队伍的规模和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规模的变化可以从历届美文会（“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简称）年会相关论文的数量中窥见一斑：1996年，0篇；1998年，2篇；2000年，6篇；2002年，数量明显增多，首次专门设立“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讨论小组。①2003年11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少数族裔文学”专题研讨会（由美文会和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举办）上，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已经成为大陆学界的关注焦点。赵文书在回忆自我学术历程时无形之中印证了上述变化：“等到1998年……国内的华美文学已经有了起色。于是，在2000年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便决定把华美文学当做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我的博士论文2002年完成，并于2004年出版。到这个时候，国内的华美文学研究已经十分热闹了，学位论文、学术专著、研究论文层出不穷，华美文学俨然已经成为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35〕 2016年11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美文会第18届年会上，共计提交55篇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论文，占论文总数的21%，一支颇具规模的专业研究队伍已然成形。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的博士生数量与日俱增。2000年之前，张龙海是唯一一位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方向的博士毕业生；2000年之后，几乎平均每年都有2到3位博士生以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论文获得学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是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方向博士生名副其实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6年，全国已经拥有约36位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方向的博士毕业生，他们一般选择在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正在（抑或已经）成长为中国大陆该领域的学术骨干。

专著方面，南开21世纪华人文学系列丛书中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部分可谓代表了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按出版时间顺序）：方红的《华裔经验与阈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2007）、徐颖果的《跨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华裔文学——赵健秀作品研究》（2008）、吴冰和王立礼合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9）、唐蔚明的《显现中的文学：美国华裔女性中跨文化的变迁》（2010）、徐颖果主编的《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研究与文本分析》（2012）、张龙海的《透视美国华裔文学》（2012）、刘葵兰的《变换的边界——亚裔美国作家和批评家访谈录》（2012）、丁夏林的《血统、文化身份与美国化：美国华裔小说主题研究》（2012）、张延军的《美国梦的诱惑和虚幻：华裔美国女作家作品研究》（2014）等。②

三、问题与策略

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从来不缺乏“自我反思”精神。上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两支队伍、老中青三代学者不间断地对该领域进行客观总结和理性分析。在他们的研究综述类文章中，“研究方法缺乏创新”、“研究对象相对集中”、“两支队伍各自为政”是曝光率相对较多的三大问题。本节拟概述上述三大问题及成因，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策略性建议。

与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起步时间要晚一些，但因为“内地‘人多势众，后来居上，所取得的成果也令台湾学者刮目相看”。〔36〕不过，国内研究跟风现象严重，理论、方法缺乏创新却也是不争事实。赵文书指出：“在研究范式及其所关注的一些焦点问题上，中国的华美文学研究基本上未能跳出美国学者的理论框架”。〔37〕或许是由于比较容易接触到西方研究成果的缘故，两支队伍中，英语系师生似乎更擅长套用西方文艺理论分析作家作品，但在创新思维方面却表现得稍逊一筹。盖建平直言道：“外语系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命题设置皆大量参考美国学界族裔研究（Ethnic Study）及其分支的亚裔文学研究的既存经验”。〔38〕李贵苍的专著《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思路清晰、文字优美、内容丰富，堪称不可多得的研究佳作。略显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第三章开篇足足用了17页篇幅詳细剖析黄玉雪《华女阿五》的“文化认同”主题，仅仅只是为了强化赵健秀对黄玉雪的否定和批判。张琼在其专著《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题反思》的“导言”和“结语”部分对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较明显的从众性和跟风特征”〔39〕进行了“勇敢的”、“令人尴尬”〔40〕的揭露，然而该项研究，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其实也是“对于目前华裔文学研究正经历‘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进程的一种呼应”。〔41〕换言之，该书颇为新颖的解读视角实际上同样是在美国学界华裔文学研究转向的启发下成形的。在该书中，张琼“力图从超越族裔性和政治性的分析立场出发，对美国华裔创作和批评进行探讨，并以矛盾情节和模糊性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作品实例，提出了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具有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学性，并着重强调了这类作品应该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享有平等的被视为文学的权利”。〔42〕该书的第五章（《主体视角下的美国华裔文学》），“从中国学者的主体文化立场来审视美国华裔作品”〔43〕的努力，使人眼前一亮，的确是难得一见的、颇具特色的、真正的“中国视角”。吴冰一直主张“中国人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独到之处”，〔44〕她不无中肯地建议：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长处是对中国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的了解，我认为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使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华裔美国作家大都引用、改写、挪用中国古典文学、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抛开错误不提，研究他们做了哪些变动、做这些变动的用意何在，对我们理解作家、作品都有很大帮助”。〔45〕吴冰的建议很具体、很实用，也很有远见。如此看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视角，为美国华裔文学乃至世界文艺批评理论贡献中国智慧不仅十分可行而且大有可为。

张龙海《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46〕于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论文多集中在汤亭亭和谭恩美两位作家身上，作品研究则集中于她们各自的代表作。截止2005年，中国大陆“有关汤亭亭的文章共有42篇，占总数的2346%；有关谭恩美的共有37篇，占2067%。而对汤亭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勇士》和对汤亭亭的综述，其中关于《女勇士》的论文就有21 篇，占汤亭亭个人作品研究的50%，占全国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论文总数的1173%，而对《金山勇士》的研究只有3篇，对《孙行者：他的即兴曲》的研究却是零。同样，对谭恩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喜福会》，共有19篇文章，占其个人作品研究总数的5135%，占全国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论文总数的1061%，而对《灶君婆》的研究只有一篇。其他美国华裔作家的研究涉及很少。在美国华裔作家群体中，赵健秀成名最早，多才多艺，已经发表两部戏剧，两部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选集，可是对他的研究却少得可怜，只有三篇文章，占总数的168%。”参见张龙海《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中国》，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 年4期。2012年，陈富瑞在做论文选编工作时发现，上述“研究对象高度集中”的局面并没有太大改观，他总结说：“华裔文学作家众多，但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等占据华裔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从最近几年急剧升温的论文数量来看，依然集中在这几个作家。同时这些作家的成名作关注度较高，之后发表的作品成就很高但关注力度却远远不够。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家在综述部分被提及的如邝丽莎、程美兰、闵安琪等，还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47〕造成这种“畸形”研究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张龙海认为，中译本的较早普及和内容上的通俗易懂或许是使《女勇士》和《喜福会》等作品赢得先机的主要前提。其实，大陆学者内部普遍存在的“附庸者”姿态又何尝不是一个主要因素。美国学者谭雅伦（Marlon K. Hom）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中国大陆对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跟台湾一样，似乎是被动形态，也可以说是因为地域距离限制：大多数都是依赖那些美国主流（白人）社会认可点了名的华裔作家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学者在中国社会是主流地位，当然认同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的事物，研究资讯有赖美国主流学术报道与传媒信息。不过反反复复探讨的都是那几位在美国主流认可，被捧进主流“殿堂”，在商业市场有畅销书的华裔作家，就是被美国主流牵着鼻子跟着走。〔48〕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关注之所以始于汤亭亭及其作品评介，正是因为汤亭亭在美国屡获主流文学大奖的缘故。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的研究热点始终都是深受美国主流读者喜爱的作家作品，仿佛一切唯有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方才具备学术价值，认可度越高，价值越大。张子清是国内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然而即使在他的文字里也似乎能嗅到“唯美国主流文学是从”的“附庸”气息。在论及华文作家在美国的边缘处境时，张子清曾经写道：“如果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等作家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辛格的水平，也就不必由亚裔/华裔美国学者或中国学者多费笔墨论证他（她）们的身份，美国白人文学界和学术界早就主动地把他（她）们的作品纳入美国主流文学里了”。〔49〕暂且不论白、陈、於的文学水平究竟高低与否，张子清略带讥讽的评述里流露出来的自动放弃文学批评话语权的姿态是值得学界深思的。

相比之下，包括美国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要相对独立很多。近年来，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多次组织全球华文征文大赛：2014年，名为“文化中国·四海文馨”的首届全球华文散文大赛颁奖典礼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现场隆重举行；2016年，面向全球华人华侨的“中山文学奖”又成为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压轴戏”。吉狄马加甚至建议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参照“塞万提斯奖”（西班牙）和“歌德奖”（德国）的做法，“专门设立一项面向全球华文作家的高品质国际性文学奖项，以此提升华文文学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华语写作的世界性地位”。〔50〕当然，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有侧重点，但至少在“把谁作为侧重点”的问题上，大陆华文学界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评价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努力建构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批评话语体系于中国大陆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而言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原本是一体的，不可分割。吴冰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最早的华裔美国文学是从华裔美国华文文学开始的，这就是20世纪初被扣留在天使岛的华人移民刻写在墙上的许多华文诗歌”。〔51〕尽管学界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起源尚存争议，但任何致力于文学史梳理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美国华裔文学内部英语文学和华文文学长期共生、共存的独特文学景观。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与美国华文文学的割裂状态可能源自美国华裔内部固有的，ABC与FOB之间的相互轻视与不屑。这种轻视与不屑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限于论文篇幅，本文不展开论述。前文曾经提及，张子清等学者曾经对“华人”作家与“华裔”作家做过区分，其实正好分别与FOB、ABC相对应。事实上，“华人”和“华裔”作家之间的“差异”、“不友好”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如陈若曦在论及两者关系时毫不讳言，她说：两者“写作和发表环境大不相同了——一个是美国文坛，一个是大中国文坛，而双方又有语言问题。我的一位女文友认识谭恩美，说了要介绍我们认识的，但两年了，全无动静。我也不去催她。要知道，这两种人认知和写作的中国文化背景，层次并不相同，你细读作品便知。”参见戈云《文学“下海”及其他——与陈若曦笔谈》，载于《学术研究》1994年2期。大陆发表的文章中，美国学者戈云最早注意到两支“华人作家队伍”戈云写道：“目前美国华人文学界已经明显地摆出了‘两翼的态势：一翼就是以华文写作的美华文学作家的队伍，而另一翼则是以英语写作的美国华人文学作家的阵容。……遗憾的是，这两翼华人作家队伍，似乎至今仍未有学术性的沟通或感情上的交流。”参见戈云《文学“下海”及其他——与陈若曦笔谈》，载于《学术研究》1994年2期。之间的隔阂，他热盼双方将来能够精诚合作、“共存共荣”，携手“谋求更为辉煌的发展”。〔52〕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大陆华文学界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台港文学拓展到海外华文文学时，并没有人想到要把海外华裔非华文文学囊括进来。1990年代，部分华文学者曾经建议把研究范畴延伸至其他语种的海外华裔文学，并一度引起易名（把“华文”变为“华人”）风波，结果因为语言障碍最终不了了之。1994年，饶芃子第一个提出用比较的方法观照其他语种的华裔文学的必要性，她认为：“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时，对各国各地区海外华裔用其它语种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给予一定的观照，对这些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心态作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处于非本民族文化包围中不同的华人作家群体，在多元文化撞击中如何形成各种各样不同于本土文学的‘自我”。〔53〕陈旋波的论文《从林语堂到汤婷婷：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叙事》（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算是对饶芃子建议的呼应，只是此类文章并不多见。

进入21世纪，美国华裔文学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形成了两支队伍：美国华文文学和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从事美国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多是中文系师生，一般在《華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中国比较文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参加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从事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学者多为英语系师生，《外国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是他们发表论文的主要阵地，一般参加中国美文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两支队伍基本上没有交叉，缺乏交流。刘登翰、刘小新谈及华文文学研究忽视其他语种的华裔文学的弊端时坦言道：“匆庸讳言，‘语种的华文文学有其先天的局限。语种的限定/界定显然使大量存在的华人华裔非汉语写作的作品及其文学现象，远离华文文学的研究视域”〔54〕，他们坚信“打破华文文学研究自设的‘语种框限，开放边界，把它的批评视域和研究范畴向非汉语书写的文学经验扩展，已是必不可免了”。〔55〕吴冰也不无真诚地呼吁：“大陆华裔美国英文文学和华裔美国华文文学两支队伍各有特点和优点，老中青三代也各有所长。我希望两支队伍能互相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为提高中国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做贡献”。〔56〕其实，21世纪以来，有相当数量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如胡勇、蒲若茜、侯金萍等）选择到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只是她们依然坚持把英语作为自己的有利条件专攻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如此这般，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与美国华文文学之间的鸿沟依然显得无法逾越。不过，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开始尝试消除两者之间的屏障，从整体的视野关切美国华裔文学。林涧指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之间的人为鸿沟正日益变得模糊林涧解释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移民作家开始用英语写作和发表作品；而另一方面，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华文作家又在中国出版了许多在美国创作的有关美国生活和经历的华文文学作品。”参见林涧主编《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研究》，编者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1页。，并因此倡议“用比较文学和跨国理论的方法来研究美国的华人文学及中美文学与文化关系”。〔57〕赵文书的专著《和谐与变奏——华美文学文化取向的历史嬗变》尝试跨越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和美国华文文学之间的裂痕，把文化取向的变化过程作为研究主线，系统考察了美国华裔文学体现出来的美国早期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然而，赵文书的跨越似乎并不彻底，因为他的专著只涉及早期美国华文文学，而美国华文文学几乎覆盖美国华裔文学近乎每一阶段。邹涛注意到“族裔散居研究中的流散文学研究”有意把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两大板块“整合到一起”的学术动向，认为“这体现出一种从民族到族裔再到族群的研究转向”，她的专著《美国华人商文学：跨文明比较研究》之所以以整体的美国华裔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便是出于“适应这一整合的发展趋势”〔58〕的考虑。南开大学蔡晓惠的博士论文《美国华人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与身份认同》（2014）应当算是突破语言隔膜，全面审视美国华裔文学的最新成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包括美国华裔作家在内的全体海外华人对于中华民族（包括文化）的认同感越来越强，是时候通过文化的桥梁把世界华人紧紧凝聚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努力。如今，国家层面的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已经成功召开了两届，标志着华文文学全球大联合时代的到来。然而，包含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在内的其他语种的海外华裔文学的整体缺席使得肩负“讲述、讲好中国故事”时代使命的华人/裔作家队伍显得并不完整。正因为如此，消除内部隔阂，聚合全体力量，对于国内美国华裔文学研究来说，不仅十分迫切而且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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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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