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元代漕运体系下江南农业区田赋对中央王朝的供给情况 |
| 范文 | 刘鑫 摘要：根据有关史料统计了元代漕运至大都的粮食数量，分析了元朝每年对漕粮的固定消耗及元代漕运的成就及弊病，认为元代河漕和海漕并行的漕运体系，充分保障了京师大都和中央王朝的粮食需求。其中海漕在运量、效率、费用等方面比之河漕有较大优势，在元代漕运体系中逐渐居于核心位置。海漕江南农业区田赋来解决京师大都的粮食供给问题，对元代统治的稳固发挥着积极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元代;漕运;江南农业区;粮食供给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5-0053-04 元代在我国漕运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除内河运之外，还推行了大规模的海运，以充分保障京师大都及中央王朝的粮食供给。学术界普遍认为元代海漕与河漕并行而下，内河航道不畅，漕运体系不完备，供给的漕粮较宋和明清较少，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漕运体系在元代时“发展不大”。[1]笔者通过解析粮食供应的具体数量，结合粮食的支用情况，发现在漕运机制的供给下，元代中央王朝的粮食需求得到了充足的保障。以海运漕粮为核心的漕运体系对元代统治的稳固发挥着积极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元代漕运至大都的粮食数量统计 元政权在定都大都、平服江南后，京师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大运河转运“江南三省”农业区征收的田赋，运输线路为“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至中滦，陆运至淇门，入御河（今南运河部分河段）以至京师”，[2]卷2运漕 路途遥远、路線迂回曲折，且中滦至淇门段一百八十余里还需陆路转运，极大地浪费时间和运力。因此该时期漕运粮食至大都十分困难，成本亦高，“元大都经常出现粮食供应不上的现象”。[3]至元二十年（1283年），漕运至中滦的漕粮“惟可运三十万石”。[4]卷15949大元海运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河开通后大运河实现南北贯通：船只入江南运河，经长江、扬州运河、济州河、会通河、御河而直达通州。大运河贯通使元代内河漕运能力有所提升，“每岁之运数不过数十万石”。[2]卷2运漕即在海运漕粮前，通过内河漕运，每年由江南漕输送京师的粮食数量在50万石左右。 由于内河漕运供给至大都的粮食数量远远不足，至元二十年，朝廷尝试由海上运输粮食并获得了成功，后遂下令以海漕为定制：江南三省漕粮沿长江水系运至集庆（今南京下关）龙湾集中后，运至太仓刘家港装海船，向东入黑水洋（黄海东经122°以东海域）后向北行驶，绕过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后，于莱州大洋（即渤海湾）入界河（在今天大清河和海河一带），沿今北运河一线漕运输送至通州，每年“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京师”。[4]卷15949大元海运记朝廷还多次下令增加漕船漕户数量，使海漕的运粮能力逐年增加，“由四万石以上增为三百万以上”。[5]卷97食货五按照《元史》统计：世祖、成宗年间，即前25年为海漕发展阶段，每年的运粮数呈波动增长的态势，由岁运几十万石发展至最高时达180余万石;武宗至顺帝即位前，这45年间为海漕的成熟期，运粮数量长期稳定在每年250万至350万石之间;[5]卷94食货一到元末顺帝统治时，海漕因海寇之患和农民起义的影响而走向衰落，朝廷失去海运主动权，[6]海漕供给时断时续，运粮数量也下降到仅能输送10余万石。 除转漕江南田赋征收的粮食外，西北的陕西和甘肃行省、腹里中南部及河南江北行省北部的农业区所征收的粮食，也有部分需由各路粮仓纲运至大都。元世祖推行西夏漕运，以西京大同为中心收储西北粮食，通过黄河漕运供给大都。由于受限生产能力和黄河漕运溯流返运时人力挽运消耗，这部分漕粮供给的数量很少，有学者考证西北漕运的粮食数量每年应不超过15万石。[7]至元九年（1272年），朝廷下令扩建腹里及河南北部诸路仓的粮仓间数，使可储藏粮食的数量由194万石增至268万石。[4]卷15949大元仓库记由此判断该时期腹里和河南北部每年征收粮食数量已达200万石，其中半数以上会经御河或陆路转运大都，由中央官府统一收储。海漕施行后，腹里及河南北部与江南在向中央供粮的过程中呈现互替性，即某一区域如因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朝廷会削减甚至免除其赋役，转而从另一地区调集更多粮食，来确保供给总量的平衡，保障朝廷每年的固定支用。 综上，元代在以海运为核心的漕运体系下，京师大都每年转运、吸纳国内主要农业区的粮食数量约达400万至500万石，这个数字与元代京畿地区的官粮收储机构的储粮能力基本相当（共计可储粮668.5万石）。[4]卷15949大元仓库记其中约七成通过海漕转运江南的田赋来提供的“南粮”，两成左右的“北粮”是由腹里和河南北部供输，剩余的约一成则是来自于大运河漕运江南以及黄河漕运西北。因此在元代中央王朝漕运机制中，海运江南漕粮居于核心地位。 二、元朝廷每年对漕粮的固定消耗 海漕施行前，供给京师所需粮食的缺口很大。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廷设立京畿和江淮都漕运司，“专以催督纲运……每岁需要达粮二百万石到都。”[4]卷15949大元海运记该目标基本是根据中央王朝粮食的最低需求数量而设定。元代中央及京师每年对漕粮的固定消耗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发放官吏禄米。元代官制，最初时只向官吏发放俸钞，后调整为对朝官及吏属发放一定数量的俸钞和俸米。至元十九年发放朝官的俸钞数量基本确定;大德七年（1303年），朝廷下令“始加给内外官吏俸米”，[5]卷96食货四并统计了当年消耗漕粮“约该二十八万余石米又”;[8]卷15俸钞至大元年（1308年）时，朝廷曾停发官吏禄米改为折钞发放，节省漕粮“岁该四十万石”;[6]卷23武宗一延祐七年（1320年），朝廷规定对官员俸禄“折俸支米”，同时详细明确了内外官俸数。[9]元代俸禄实行职务一贯制，[10]因此可以根据官员数量及俸禄的记载，计算出元代中期后朝廷每年向朝官和吏属体系的一万余人，发放俸米的数量约达50万石。 二是供养京师宿卫诸军。宿卫是指拱卫皇帝和京师的军队体系，元代宿卫主要包括怯薛和禁卫军队两个系统。怯薛初为自备给养，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朝廷下令“命宿卫受月廪”，[5]卷14世祖十四开始转由中央供养，且所费浩大，“一人岁支粮十石……（若放散）每岁国家省粮数十万石”。[11]卷67治道·元成宗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奏文宗时统计怯薛系统人数达45000人以上。[12]加之马驼粮料，每年供养怯薛的漕粮数量应达近70万石。元世祖统一全国后，由于怯薛不再承担京师日常的扈从守卫职责，于是营建新的“五卫军”，并规定每卫万人，两千人在京郊屯田，八千人作为宿卫扈从留守大都，以实现自养。但至武宗时，由于京畿地区农田水利荒废，导致军屯废弛、无法自给，粮饷不得不依靠朝廷供應。当时禁卫军系统包括左、中、右、前、后、武、左右都威、左右阿速、左卫率十一卫，数量约达7.6万人，每年消耗的漕粮数量应也不低于50万石。 三是赈粜和救贫救灾。元代时，在京畿地区储存漕粮还用于保障民生和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至元二十二年（1283年），大都城施行日常性的“赈粜之制”，即通过官府开粮市，将京畿粮仓储存较陈旧的漕粮，低价向贫民出售，以达到减少市直、平抑粮价的效果，年消耗海运粮在五十万石左右。[13]大德五年（1301年）之后，又向大都贫民补贴出售价格更低的“红帖粮”，朝廷因此项每年需拨米“总二十万四千九百余石”。[5]卷96食货四此外漕粮在京畿地区还用来放救济粮、流民口粮、贫困老弱军士家庭的抚恤粮，以及京畿和北方地区赈灾所用。粗略统计元代用于赈粜和救灾的漕粮数量每年约100万石。 四是供养大都的官营手工作坊。元朝廷每月向大都的工匠及其亲属发放一定数量的口粮。元世祖时“乃鸠天下之工，聚之京师，分类置局，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复其户，使得以专于其艺”，[14]卷41诸典·工匠全国各地括至大都的工匠数量约达六万七千余户。[15]167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廷规定每月按照“正身三斗，家属大口两斗五升，家属小口并驱口大口一斗五升，驱口小口七斗五升”[16]卷第13工粮则例的标准发放口粮，每年消耗的漕粮数量约达50万石。除工匠口粮外，大德八年（1304年）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酿酒机构酒槽房，当年仅因酿酒消耗的漕粮数量就达49万余石。[17]70-71因酿酒消耗太过浩大，故每逢饥馑之年，朝廷会下令减少酿酒的数量，甚至裁撤酿酒机构，以避免过多的粮食消耗。 综上，最晚到元成宗年间，每年维系元代中央政权及京师大都用度固定消耗的漕粮数量总计约达300万至350万石。除固定消耗外，朝廷还需依靠漕粮的供给来保障其他临时情况的用粮，如营建修整河渠水利等工程，援助或赏赐贵族及部曲，临时拨付出征军队的粮饷等。这部分临时用度数量并不固定，且支出的详细数量也并不详见于史载。但根据对每年漕运大都粮食数量的统计可以看出，元朝廷每年仍有近百万石的粮食储备来应对上述情况。元顺帝至正七年（1248年）时，仍有“分海漕米四十万石置沿河诸仓，以备凶荒”[5]卷140铁木儿塔识传的记载，直到至正十二年以前，元代史籍中也没有中央官府和京师大都缺粮和饥荒的记载。[18]82 三、元代漕运的成就及弊病 为元明清三代统治阶层以及今世之学者所普遍认同的是，元代漕运体系中的创举——大规模海运漕粮的方式，具有耗损少、时间短、运量大等优点，维系了一代王朝的生存，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也为后世所借鉴参考。明初，宋濂编修《元史》时，给予元代海漕制度很高的评价，形容是“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的“一代良法”。[5]卷93食货一在明代时，国家组织大规模海运虽被取消，但仍有多次小规模海运军饷的尝试，海禁政策下民间海上运输也并未断绝，朝廷大臣也有推崇并主张恢复海运者;至清道光年间，由于无力维系大运河航道的畅通，漕粮海运重新成为京畿漕粮供给的主要运输方式;[19]而近代洋务运动对海上轮船运输中上海至天津段航线的探索，借鉴参考了元代海运的航路。后世对海运的大量尝试，客观上肯定了元代海漕这一创举的历史价值。 元代海漕对后世的宝贵遗产，还体现在海运技术上的突破：一是在船舶制造上，元代最大型的海漕船舶可达四层甲板、十二桅、二十橹，载人时可达千人以上，装载粮食则可达八、九千石。二是在航海技术方面，元代人摸索出了一套利用气象、潮汛、风信等自然条件来保障航程的经验，并制定规程或口口相传;还掌握了在航线区域立标指线的技术，通过设立标志，对航向、航程及易发生事故的航段等进行标注;使用了航行中船队不同船型的分工协作，根据不同海域水情调整海船外形以及技术人员的职位分工细化等因地因时制宜的航海技术。[20]667-675元代在航海方面取得的技术进步，对明朝初年郑和宝船下西洋和海外贸易等提供了有利条件。[21] 元代的漕运体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之间的商贸往来和经济交流。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廷开沟通御河和泗水的会通河，贯通了从江南直达大都的大运河航道，使得大运河沿线的商贸活动逐渐发展兴盛，“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22]卷2丞相淮安忠武王，20元诗中有“近日船行御河里，顺流日日南风喜”，[23]454“五千斤蜡三千漆，宁馨时年欲夜行”[24]207等诗句，描述运河上往来的商贸活动。往来运河商贾中，有势家权要的蒙古人、色目人，亦有民间的富商，当时朝廷明令禁止势家商贾凭借特权在运河上阻遏民船的行为，可见一定程度上肯定和支持民间的运河商贸。在海漕中，富家船户通过在船上携带货物，贩售北方稀缺的南货，“富家大舟，受粟多，得庸直甚厚，半实以私货，取利尤伙;器壮而人敏，常善达”，还有富家船户“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26]卷60杂事的记载。 元代海漕同样存在一部分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一是相对内河漕运，海漕航行事故更多，黄宗羲批评元代海运“但计漂溺之米而不计漂溺之人”，[26]卷79漕河议避谈海运伤亡情况，枉顾海船户的身家性命。二是海漕极大地破坏了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如驱使青壮劳力至海上，从事海运的人员保守估计应有数万青壮人员，[27]并编为专门的“海船户”，农时出海，贻误了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海运过程中损耗的粮食、布袋、漕船等，强加给江南民众来生产保障，成为沉重负担;朝廷给江南海漕户的报偿往往压到最低限度，使之贫乏不堪;加之各地官吏的贪赃耗损，更变相加重了江南民众的负担。至元朝末年呈现“贫极江南、富称塞北”[28]55的奇特局面。三是海漕的充足供给使元代中央政府形成对江南的强烈依赖，忽视了大都自供给不足的粮食安全隐患，客观上造成京畿地区、腹里甚至整个北方产粮区农业生产长期低迷的情况。宋本、王祯、吴师道、孛术鲁翀等农学家和官员，认为大都周围发展农桑事业收效甚微，不宜推广。海漕断绝后，元朝廷迅速陷入无粮可用的境地，“京师外馈军旅，内给百官俸禄，粮饷乏绝”，[29]卷11送顾仲华督漕入京序直接加速了王朝的覆灭。在海运不通当年，脱脱开始施行京畿地区官募屯田，“岁入二十万石”，[5]卷187并于十年后发展至四十万石，维系了至正后期十余年的中央统治。若京畿屯田提早施行，应当更可缓解粮食危机。明清时针则对元政权“亡于海”的经验教训，为保障京师粮食安全，对发展京畿及西北农田水利进行了尝试。 四、结论 综上所述，元代每年漕运供给京师大都的粮食达四、五百万石，中央王朝对漕粮的固定消耗约达三百五十万石，朝廷有较充足的粮食储备来应对临时需求。而京师大都仰赖的粮食供给，约七成是通过海漕转运江南农业区的田赋来提供的，海漕在提升效率、节省费用等方面比之河运有较大优势，对元代统治的稳固发挥着积极作用。以海漕为核心的元代漕运体系，基本解决了中央王朝粮食供给问题，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商贸的交流。 但从历史演进视角看，海漕进步只是元政权以一种新的举措来加强对江南财赋的控制，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央王朝的粮食安全问题，反而确立了后世对江南农业的长期掠夺和依赖关系。统治者仅从掠夺的角度来解决王朝和京师的粮食供给问题，导致华中和华北大部分地区农田水利的废弛，加剧了北方农业的进一步衰落，造成了后世我国农业南北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总的来看，对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近郊的农业生产和外地的粮食输入二者不可过于偏废，而在埠外粮食供给体系的建设中，应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拓宽供应渠道，使粮食供应结构多元化、供给能力可调控，以抵御供应链条不稳固的潜在风险。 参考文献： [1]吴琦.南漕北运：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2]（明）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朱子彦.元明时期的海运与海禁[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4]（明）解縉纂.永乐大典[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5]（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陈卫兰.刘仁本笔下的元末海运漕粮[J].台州学院学报， 2015（2）. [7]周松.元代黄河漕运考[J].中国史研究，2011（2）. [8]陈高华，张帆等校.元典章[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9]潘少平.元朝俸禄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10]潘少平.论元朝俸禄制度[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刊），2002（1）. [11]（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13]陈彩云.民生灾难与族群藩篱：元代漕粮海运及其社会后果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2018（6）. [14]（元）苏天爵.元文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5]周继中.元大都人口考[M]//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集（1981）.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16]黄时鉴校.元代史料丛刊·通制条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7]默书民.元代大都的粮食来源与消费[M].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9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18]默书民.元代海运粮数量的变化[M]//刘迎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9]杨宗鸣.漕粮海运对清代经济区域变迁的影响[J].兰台世界，2014（6）. [20]范金民.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1]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J].历史教学，1958（5）. [22]（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3]（元）傅若金.清江集·覆舟叹[M]//（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元）方回.桐江集·听航船歌十首（之三）[M]//（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25]（明）王鏊.姑苏志[M]//吴相湘.中国史学丛刊.台湾新北市：台湾学生书局，1965. [26]（清）黄宗羲.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孟繁清.元代的海船户[J].蒙古史研究，2007（9）. [28]（元）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9]（元）陈高.不系舟渔集[Z].钦定四库全书·集部. [30]孟繁清.元明海运与河运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9）. [31]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略论元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32]王培华.元代大都上都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3]朱偰.大运河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34]韩儒林.元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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