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重庆战时新闻检查 |
| 范文 | 李雪梅 摘要：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内迁，重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信息集散中心。为强化战时新闻检查部门职能，控制新闻源，国民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条例，加强对出版刊物的审查，建立新闻检查制度，逐步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管制。战时新闻检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事秘密，鼓舞了士气民心，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言论自由受限，舆论监督缺位。 关键词：国民政府;重庆;战时新闻检查;1937-1945 中图分类号：G219.29?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135-03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程度逐步加深，上海、南京沦陷，为保存抗战实力，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并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信息集散中心。鉴于重庆的战时地位，国民党加强重庆的新闻检查无可厚非，但是到抗战中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治主题的转变，其新闻检查政策也发生相应变化。本文主要对国民政府在1937-1945年的新闻检查作简要分析，探索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后来新闻业发展的启示。 新闻检查制度是指国家权力机构或其他权力主体对新闻采访、报道传递和发布所做的各种审查，以预防危险的或反政府的内容。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条例，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从点到面、立体式全方位的新闻事业网。1928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加强对出版刊物的审查，初步建立起了新闻检查制度。随后，国民政府逐步强化对新闻界的管制，新闻检查制度日趋完善。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中日两国全面交战，鉴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国民政府颁布《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对于新闻发布统制办法》等法令文件，健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中国解除战时状态，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本应随着战时状态的解除而取消，然而国民政府借口国家仍然处于非常时期，继续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对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依旧非常严格。 一、国民政府加强重庆新闻检查的背景 （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重庆“据水陆要冲，东下夔荆，西窥成都，南走滇黔，北通汉中，不独为西南数省转运商品之枢纽，且为军事上所必争，实握全蜀之锁轮”，[1]6因其区位优势，重庆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华北地区，平津很快失陷，紧接着日本侵略者将枪口对准华东地区，上海、南京危在旦夕。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提议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而留军委会驻扎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次日，国民政府决定接受国防最高会议的建议，西迁重庆，并电告前方将士[2]28。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作为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派驻机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为使重庆之地位与其战时首都地位相匹配，重庆于1939年5月5日被定为行政院直辖市之后不久，升格为中华民国陪都。随着战事不断升级，盟军最高统帅部在重庆成立，重庆成为二战的远东指挥中心。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十年间，风云际会，各界重要人物云集于此，重庆扮演着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舆论中心的角色，国难当头之际，为新闻界利用新闻的威力为抗战发声提供了助力。 （二）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内迁，重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消息集散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相继西迁重庆，沦陷区各工矿企业、学校、文化团体、新闻媒体等也陆续迁渝。当时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各大报刊纷纷来渝，《新华日报》 《扫荡报》 《自由西报》等从武汉迁来;《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晚报》、中央通讯社等从南京迁来;还有来自天津、上海的《大公报》《益世报》《世界日报》《时事新报》《大美晚报》。以上各报刊和重庆本地《商务日报》《西南日报》《新蜀报》《国民公报》再加上之前各国派驻南京的新闻办事机构组成了战时重庆新闻界。国民政府最高决策由此发出，诸多重大新闻在这里产生，重庆成为中国新闻业的中心，也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45。 二、国民政府加强重庆新闻检查的表现 （一）强化战时新闻检查部门职能 为达到“统制新闻，集中意志，以协助抗战建国大业之任务”的目的，国民党中央对其新闻管理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形成中宣部、战时新闻检查局、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三个主要职能部門。战时新闻检查局作为全国最高新闻检查机关，负责管理战时全国新闻检查事宜，并统筹各省市新闻检查所及各县市直属新闻检查室的人事和经费[3]134。重庆报刊社的新闻稿件直接交付战时新闻检查局下辖的重庆新闻检查所审查。《非常时期新闻检查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规定：“一部分不妥者予以删改，并加盖删改章发还之;全部不妥者免登，原稿不发还;凡未至发表时期之消息予以缓登，并将稿件留所存查，俟至可予发表日期始行发还，或通知发表之。每次送检稿件须将同样稿缮送两份，以一份留检查所存查，其发还的稿件要保留十日，以备稽考。”[4]8-9根据以上规定，1941年11月5日至22日，18天内重庆《新民报》晚刊送往重庆新闻检查所的稿件中，被删、被扣的稿件达到30篇，平均每天两篇。1942年度重庆各主要报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次数大都达到50次以上，其中《商务日报》竟达106次，平均每个月接近9次。 （二）控制新闻源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提出将普及中央通讯社的网络作为“加强新闻源控制，强化本党言论的领导机能”的手段。[4]144在战争中，通常有战地记者随军实时报道战争情况，同时战争的惨烈残酷程度，也决定了真正能进入前线，获得一手战时新闻的记者并不多，由此也决定了战时新闻信息来源渠道狭窄。因而国民党新闻宣传当局将战时新闻全部划归中央通讯社管理，从新闻源头防止不利于国民政府及不利于战时宣传的消息流出。由于国民党对新闻源的管控，国统区那些主流新闻媒体的重要新闻也主要来源于中央通讯社，所以刊登的内容千篇一律。此外，中央通讯社通过跟外国通讯社签约交换新闻的办法和颁布《改进国际宣传实施方案》等，对外国通讯社宣传内容做出严格规定，扣留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消息。 （三）战时新闻检查与《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面临各种各样的新闻检查，武汉新闻检查所拟定的《非常时期新闻监察规程及违检惩罚暂行办法》，最初就是针对《新华日报》。1938年《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其负责人周怡专程赶赴重庆新闻检查所，希望新闻评论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特写两类稿件免于送检，如果必须检查，则请求不要删改或免登。重庆新闻检查所据此禀报国民党中宣部后，答复说无一例外，所有稿件必须全部送检。凯丰谈及国民党新闻检查时曾说：“从头到尾，包括标题、广告均须检查。检查所删改的必须照改，如果不照改的话，每天早上二时左右，就派三个宪兵三个检查员，一个便衣特务‘坐镇报馆，亲自校正。如发现没有照改则必‘勒令重排，并用铁铲将字铲去，或威吓工人停止印刷。”[5]321942年《新华日报》被扣留稿件501件，违检稿件126件;1943年《新华日报》被扣留稿件570件，违检稿件67件;1944年1至6月《新华日报》被检扣稿件504件，违检稿件128件。在短短两年半内，《新华日报》被检扣稿件如此之多，可见国民党新闻检查之严厉。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新华日报》励精图治，利用其在战争时期的特殊关系积极斗争，起到了宣传共产党、团结民众和孤立国民党的作用。 二、国民政府加强重庆新闻检查的影响 战争中最忌讳的事情莫过于泄密，对作战计划、战略战术、兵力部署、物资储备等军情的保密，无疑是军事行动按部就班、顺利进行的保障。在此过程中，一旦有一个环节出现纰漏，则有可能满盘皆输，因而在战争环境下进行新闻检查是必要的，战时新闻检查也不止存在于中国，其他国家也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加强对重庆的新闻检查，既是服务于抗日战争的军事需要，是战争状态下为保证国家安全采取的必要手段，同时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统制意图。战时新闻检查作为一种宣传政策，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性能。 （一）保障军事秘密，鼓舞士气民心 战时新闻检查是战时需要的产物，是保障战争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主要防止敌人通过新闻媒体窃取军事机密，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收集有关敌人的信息。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及时局的发展，重庆战时地位愈加凸显，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远东指挥中心。在新闻传播方面，重庆成为国内最大的消息集散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入驻。国民政府加强新闻检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新闻报道被敌人利用，并且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战时新闻检查作为一种宣传政策，通过限制和禁止不利信息流通这种消极手段，为强有力的宣传扫清道路，从而促成积极性宣传目标的实现。例如在战争中限制对部队伤亡人员的报道，禁止拍摄伤员画面等，都是为减轻宣传的负面影响，鼓舞士气民心所做的努力。 （二）言论自由受限，舆论监督缺位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通过颁发一系列法令、政策，建立健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实施战时新闻统制。国民政府采取事前审查事后追惩的方式来迫使新闻业就范，然后介入新闻业，派人办报办刊办团体等，直接控制媒体、引导舆论、贯彻意图、压制反对声音。由于国民党利用中央通讯社管理战时新闻，所以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报纸刊登的多是过滤后的新闻信息，且以军事报道居多。一些新闻事实被拖延、被掩盖甚至被篡改，真相被封锁，言论被钳制，报刊等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缺位，民意无从表达，影响社会民主生活，这不仅仅限制了舆论自由，严重阻碍了新闻事业的正常发展，还降低了政府公信度，使人民对政府的行政能力等产生怀疑。同时，由于过度过滤新闻信息，导致真实的消息不被报道，抑制了民众的参政热情，妨碍抗战精神的集中和力量的团结。由于时局跟国内政党之争错综交织，战时重庆的新闻事业呈现出复杂的生态，国民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新闻业都占据主导地位，拥有主动权，对于不按其新闻独裁方针行事的新闻媒体，采取严厉的新闻检查措施，对违检、拒检的新闻媒体，动辄查禁关闭，决不姑息。《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它所引导的舆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惕，成为与国民党的过分新闻统制相抗争的典型。《新华日报》自创刊以来每天面临各种各样的新闻检查，尤其在抗战时期被检扣、免登、删登的稿件数不胜数。 三、结语 战时新闻检查作为一种宣传政策，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为保证国家安全和服务战争需要，所采取的必要手段。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上海、南京等相继陷落，为保存实力与日军作战，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保护抗战军事机密，加强对重庆的新闻检查力度无可厚非，这种为保障国家利益而对新闻自由做出一定限制在戰时是必要的，但是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重庆的新闻检查存在标准不统一、从业人员素质低下、检查方法不当等问题。在抗战中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治主题的转变，新闻宣传的功能急剧反转，积极扶持亲国民党的新闻媒体和打压进步媒体，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共产党《新华日报》的严厉打压。自《新华日报》迁入重庆，国民党就加大对《新华日报》的检查力度，且很多新闻检查法规就是为制约《新华日报》而颁布，此外还通过流氓方式为《新华日报》的发行设置障碍，阻止报纸的流通。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共产党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其在抗战时期的特殊地位积极反抗，起到了宣传共产党，团结民众孤立国民党的作用。实践证明，国民党这种试图以强力取消不同意见并不能真正达到思想统一，也无助于统治者政权的稳定。合理的战时新闻政策不但不会妨碍言论自由，反而会促进新闻业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虽处于和平时期，但是在大数据时代，人们每天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数不胜数且交互频繁，所以坚守新闻传播和新闻报道的底线尤为重要，建议制定新闻法规保障新闻自由，同时实施科学的管理，以引导新闻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编.重庆市一览[M].重庆：重庆市政府庶务股，1936. [2]张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3]曹立新.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5]韩辛茹.新华日报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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