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孙犁晚年的创作困境 |
| 范文 | 摘要：现代著名作家孙犁20世纪70年代复出后，表现出旺盛的创作热情，其随后的作品既有对童年旧事、革命生涯中所接触到的人与事的甜美回忆，也有对社会现实、文坛现状的点评；既表达了内心真实的情感，也对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他却愤然再次搁笔，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家个性化的文学思想与时代主潮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其搁笔原因的探究，是全面了解这位老作家的文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孙犁；创作困境；个性化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976年12月7日，孙犁创作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篇作品《远的怀念》，开始了他创作的新时期。研究者通常把“文革”前的孙犁称为“老孙犁”，而把“文革”后的孙犁称作“新孙犁”。从1979年至1995年，孙犁先后创作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和《曲终集》共十个作品集，约一百四十多万字。正当人们为“新孙犁”所表现出的高昂的创作热情和成熟的文学智慧阵阵叫好之际，作家本人却在1995年《曲终集》定稿之后再次断然搁笔，彻底告别了文坛。“他不再读书；不再写作；不再接待客人；他甚至不再拆来信，更不回信。他不理发不刮脸，不同家人交流，终日一言不发，仰面枯坐。”[1] 我们知道，孙犁五十年代曾一度搁笔。通常认为那是因为孙犁个人的文学理想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不一致。那么九十年代这次搁笔的原因又何在呢？很多人认为是健康的原因或年纪使然，但与孙犁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士却明确指出：“孙犁的不再握笔，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而搁笔的结果才是“使身体更其迅速地老衰”[2]的原因。为此，有必要对孙犁晚年搁笔的原因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一、不同的文学功利观 “文革”后复出的孙犁，首先是写下了《远的怀念》、《伙伴的回忆》、《悼画家马达》和《谈赵树理》等追怀战友或朋友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是作家“自己诚实的感情和想法”[3]209地直接表达；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孙犁对“四人帮”的愤怒之情。他说“……痛定思痛，乃悼亡者，终以彼等死于暗无天日，未及共享政治清明之福为恨事，此所以于昏眊之年，”[4]26“歌颂当今施政，诅咒十年动乱也。”[5]75正因为深感“当前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可贵”，所以当大多数作家在“文革”之后集中主要精力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清算和愤怒地声讨时，孙犁却呼吁作家们“向前看”。[5]75 在写下了系列追忆战友的文章后，孙犁又接连发表了《乡里旧闻》、《童年漫忆》、《保定旧闻》、《母亲的回忆》、《父亲的回忆》和《亡人逸文》等回忆故乡、亲人和童年生活的散文。这些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既形象生动地写出了中国城乡的人情世态，更通过这人情世态反映出普通小人物的善良淳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孙犁在新时期复出之后再次与时代主潮之间出现隔膜。 孙犁曾在一篇随笔：“在一九七八年之时，四人帮早已垮台，而我的写作，我的投稿，尚处在托熟人、寄边远、多挑剔、遭退还的情况，不是那么顺利，曾遇到不少波折”。[6]197究其原因，是由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主流文化”，虽然在内涵和本质上与四五十年代截然不同，但那种政治上的激进态度和情感上的亢奋精神与建国之初是非常相似的。孙犁虽然是文学功利观的坚定捍卫者，始终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与承担，在晚年的作品中，他反复多次有类似的表述：“作家必须与自己的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的东西，是他的主要职责。”因而，作为一位作家，“要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成为民族的忠实的热诚的歌手。”[7]108然而，同大多主流作家不同的是，孙犁既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又有着非常个性化的文学观念。在他看来，文学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政治固然重要，但作家在观察、反映现实生活之时，应着眼于现实生活之整体、之本身，而不能将政治从生活中提取出来，专门、孤立地去考察和描写，更不能“紧跟政治，赶浪头”。[8]116也就是说，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孙犁特别强调“生活”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并且推动现实生活前进的，作者如果没有生活，自然就谈不到创作了。——我们常常抽象地谈艺术的政治性，或是文学的艺术性，反倒把生活忘记了。没有丰富的切实的生活经历，政治性和艺术性都不能产生。——没有生活的作品，只能唬人，而不能使人爱好和受到教育”。[9]244孙犁还曾对“生活”在文学反映现实政治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详细地阐述。他说：“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政治是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变化，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他并且指出：“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只有“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8]115可见，在孙犁这里，“生活”是整个创作的中心，“政治”是消融在“生活”之中并通过“生活”得以展现的。孙犁的这种文学功利观与那种以狂热的政治激情将文学创作融入现实政治活动之中的主流作家们自然是不合拍的。 二、不同的文学发展观 如果说不同的文学功利观使孙犁难以与主流作家融为一体的话，那么不同的文学发展观又使得他难以接受较为年青一代作家的文学探索。 这里不妨先简要介绍一下“新时期”文学的社会背景和根本特征。正如论者所言，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是‘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都是当时揭批‘四人帮这个政治背景下的文学，它的共同的主题都没有超出批判极左政治这一时代主题的范围。极左政治的实质是现代封建主义，它是以对人的漠然和压制为基本特征的。于是对极左政治的批判便恰恰为批判意识和人性意识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循此思路，新时期以来，文学在表现主题上，“总的趋势是深刻到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人性的深层秘密。”[10]37而在语言形式和艺术品质上 ，“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11]351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后期，基本上进入了“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时代。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上对人性问题进行深入理论探讨的代表应该是刘再复了。他的《性格组合论》专门讨论了“人性深度”。他认为：“人性的深度包括两层意思：（1）写出人性的深处行而上和行而下双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发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文学长久性的魅力之源首先就在于对人性深层中这种矛盾内容的描写”。他还为此专门提供了一种人性测验的方法：“测验一个典型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较突出的‘上乘的丰富性格，只要看这个人物形象是否容纳两种相反的东西，即人性深处具有两种相反的思想情感的碰击。这种碰击正是人性美的内在源泉。”[12]403这一人性的析述，后来被认为是“站在了80年代人性问题的制高点”上。[13]333但孙犁对于青年作家们、理论家们在“人性的深层秘密”方面的探索很不以为然。他说：“我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在他们把人物写得单纯一些的时候，我觉得是真实可爱的，在他们着意把人物复杂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失败了。”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富、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小说创作上，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引以为戒的”。[7]156孙犁认为 “用外来的形式，套民族生活的内容，会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做法，不会成功的”，[14]35并语重心长地劝诫作家们：“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实行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4]87 很显然，孙犁对新时期文学的批评，所使用的标准或者说评判的依据之一是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性，即作品对民族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否“有益”。孙犁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作家引进新的形式，进行新的探索，只是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要有一种为时代、民族、社会以及大多数人探寻、追求并视为理想的主导价值，他说：“风格的形成，包括两大要素，即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特征。时代特征的细节是：时代的思想主潮，时代的生活样式，时代的观念形态。作家特征的细节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个人性格特征、个人的艺术师承爱好。”[14]7他自己的创作，所力求达到的就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15]4孙犁在创作中虽一向坚持“离政治远一点”，[16]125但这“远一点”并非“超然其外”，而是力避图解政治、政策。孙犁所遵从或者说他所主张的，就是通过“生活”来表现“政治”，而且在表现过程中努力使“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17]84形成和谐统一的状态。 如果说年青一代作家在写作技巧方面的探索让孙犁不以为然的话，那么社会潮流对写作内容方面的影响更是让这位老作家深感沮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最热衷最坦然地谈论着金钱以及与金钱有关的种种，以至于在孙犁看来“自然的天地在逐渐缩小，物欲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比重越来越大。人口的密度越大，道德的观念越薄。”[4]189反映在文学上，“写作为的是金钱，编辑为的是金钱，出版也为的是金钱。文艺工作的关系，一下变成了交易所，变成了市场。”[16]208对此，有着非常鲜明而自觉的精英意识的孙犁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因而也注定了他再次与主流文化的无法沟通。 三、不同的人生观 生物学家指出，“每一种生命体，即使是最低级的生命体，都不是仅仅在某种含混的意义上适应于（angepasst）它的环境，而是完完全全地符合于（eingepasst）它的环境”。[18]39“适应”即意味着“生命体”自身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符合则是“生命体”与大自然的一种天然的契合。以此来观照人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孙犁的独异之处。 在芸斋小说中，有两个人物形象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一个是“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的“大风派”人物冯前；[19]20另一个则是“不只游戏人生，且亦游戏政治”的“善泳者”老张。[16]6表面上看，这属于两类不同的人物形象，而实质上，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冯前的“实利”行为，还是老张的“游戏”态度，都是为适应环境而对自身所作出的调整。应该说，这两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孙犁颇有来往（孙犁说：“我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5]103但孙犁不仅不受其影响，反而在私下对他们的处世之道提出“意见”。因为在孙犁的人生哲学中，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对环境的“适应”，而是终生在寻找着与他的个性相“符合”的“环境”。 然而，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显然与孙犁的人文追求不相“符合”。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原先维护社会文化秩序的道德规范、伦理法则极大地失去了其中心化、一体化的社会整合功能，而新的道德规范、伦理法则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导致物质对精神、肉体对灵魂的挤压。反映在文学上，一方面是大量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作品对市场上猎艳惊奇趣味的迎合，另一方面在各种“新潮”理论的袭击下，文学主动反映和参与现实的能力日益衰退，以至于“文学的现状并不是源于创造，而是源于引进。”[20]3文学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关注让位于对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抒情言说和消费。无论前者的“拜金主义”还是后者的“才子气”，[21]278在孙犁看来，都是“社会风气堕落”的必然结果。这自然与孙犁的人文理想差之千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犁的退隐之意再度浮现，他第二次搁笔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四、结语 纵观孙犁的一生，他始终对人性、人情和人民生存状态进行着密切关注与持久、深入地思索。他在抗战时期对纯美人性的高扬，建国后直至新时期，对人性的种种困境和人性欲求与社会现实矛盾的深入揭示，都鲜明地表现出作家对如何使社会更有利于人性的健康发展的独特思考和美好愿望。然而，社会发展却一再使他这一愿望不断受挫。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主流对现实人的关注非常表象地借鉴于西方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虽也不乏相当有深度的成功作品，但相当多作品的恶俗与对大众的迎合让孙犁深感文学的堕落。因此，孙犁的第二次搁笔，既是一个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世俗化的商业社会的一种无奈的抗争，也是对个性化文学思想和人性理想的自觉守护。孙犁的这次搁笔，既暴露出特定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显示出老作家孙犁文化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偏激与局限。 参考文献： [1]张学正.观夕阳——晚年孙犁论述[J].当代作家评论，1998（3）. [2]滕云.孙犁辍笔已五年[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05-20. [3]孙犁.晚华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4]孙犁.尺泽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5]孙犁.老荒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6]孙犁.芸斋书简[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7]孙犁.远道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8]孙犁.秀露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9]孙犁.孙犁文集（第四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10]刘思谦.文学梦寻[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 [11]杨联芬.现代小说导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12]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上海书法出版社，2000. [14]孙犁.澹定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15]孙犁.孙犁文集（第一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16]孙犁.如云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17]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8]（德）恩斯特·卡希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9]孙犁.无为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20]南帆.冲突的文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1]孙犁.曲终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何明清（1970-），男，河南开封人，开封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繁荣文学创作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研究”（2015-GH-467）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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