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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修例风波”期间CGTN采访视频的语言选择看媒体身份塑造

范文

李朝渊贾治秀

摘要：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2019年10月至12月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部分采访视频为样本，分析报道中的语言选择及其对媒体身份的塑造。研究发现，采访中并没有全部使用英语，而是英语、普通话平分秋色。在采访政商界、教育界人士时，主持人和受访者均选择使用英语，受访者主要发表时事评论，CGTN的身份为传统的外宣媒体;在采访普通市民时，主持人和受访者均选择使用普通话或粤语，受访者主要诉说其个人经历，CGTN的身份为同胞媒体。CGTN采访语言选择的多样性塑造了其媒体身份的多样性，也增加了全球媒体话语的多元性、客观性。

关键词：中国国际电视台;语言选择;媒体话语;媒体身份

中图分类号：G222.3 ?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7-0125-04

引言

香港“修例风波”①自2019年7月以来持续数月，引发大量暴力抗议活动，直到2020年1月香港才基本恢复平静。其中，2019年10月至12月是暴力抗议最为激烈的时段，暴力示威者不仅打砸商铺和新闻机构，甚至伤害警察和无辜平民。香港的历史和区位特殊性使得暴力抗议活动与外部势力的干涉密切相关，使得该次事件既是中国重大新闻，又是涉华重大国际新闻。

香港区位特殊，“修例风波”及暴力示威从境内新闻迅速成为国际新闻，立场偏颇的西方媒体报道更对其有选择地大肆渲染、推波助澜，而香港“黄营”（指反对特区政府修改《逃犯条例》的群体）媒体更是不分是非黑白，借机和西方媒体一同蓄意抹黑特区警察和政府。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国家外宣媒体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更有责任和义务遵循平衡、公正、客观的原则传播事实真相和中国声音，对冲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抹黑和不良言论。CGTN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派出记者深入事件现场，采访了诸多各界人士，从自己的立场进行了报道。

尽管CGTN将自身定位为外宣媒体（毕建录，2017），但国内受众（尤其是CGTN微信、微博端用户）也是重要的目标群体，特别是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双语受众（学生、翻译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外宣工作者等），而在海外受众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华人。同时，香港有着多元的语言和文化语境，CGTN赴港、涉港采访报道中主持人、受访人、配音、字幕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着CGTN、主持人、受访人甚至香港受众和内地受众的身份塑造。因此，CGTN对香港“修例风波”报道中的语言选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CGTN关于香港“修例风波”的采访视频概况

为全面反映语言选择情况，并考虑到新媒体视频报道越来越受到新兴受众的青睐，本文以CGTN微信和微博客户端在2019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关于香港“修例风波”的采访视频报道（即视频中必须主持人/采访人和受访者同时出镜并面对面交谈）为语料，考察主持人和受访者的语言选择及其对媒体身份塑造的影响。

我们收集到的语料概况如下：CGTN微信客户端发布的此类视频有10个，CGTN微博客户端发布的此类视频有16个（其中9个与微信客户端的重复）。视频中出镜主持人有CGTN知名主持人刘欣、朱丹等，也有CGTN外籍主持人Jim Spellman、Stephen Cole。出镜的受访者包括香港警察Sam和Alex，暴力受害者罗伯之子、李伯之妻，以及香港高校知名教授刘兆佳、梁美芬等。详见表1。

众所周知，尽管香港回归后推行“两文三语”（中文、英文;粤语、英语、普通话）语言政策，粤语仍是香港主要的口语变体，很多工作场所又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与内地联系紧密的行业或机构也使用普通话。那么，当CGTN记者采访香港人士时，双方会使用何种语言？双方语言选择如何塑造CGTN的媒体身份？

基于社会身份理论，Gallivan和Srite（2005）認为每个个体同时分属于不同的群体（例如，按照性别、种族、年龄、职业、宗教、语言等划分的群体），个体的不同身份在其不同观念和行为中的作用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在有些情况下，某些身份很重要，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并不重要，这一身份理念也同样适用于媒体等主体。

语言是身份的重要象征。选择何种语言，通常意味着选择者认同所选语言所在的文化、认同讲该语言的人群，即语言选择离不开选择者的语言态度。语言态度指“人们对特定语言变体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也即对讲这种变体的群体成员的评价。语言态度说到底也是群体归属或认同问题。……多数实证研究发现，标准语言变体多被赋予较高的地位评价，非标准变体/本地方言多被赋予较高的亲和力评价”（高一虹、吴东英、马喆，2019：40）。

表1显示了上述时间段内“修例风波”相关采访视频中CGTN主持人和受访者的语言选择情况。

从表1可见，CGTN主持人使用英语、普通话，受访者使用英语、粤语、普通话。就主持人和受访人的语言组合而言，主持人使用普通话时，大多数受访者使用粤语，其余少数受访者使用普通话，但没有受访者使用英语;主持人使用英语时，所有受访者也使用英语，无人使用粤语或普通话。下文将分别讨论主持人和受访者选择特定语言的动因及其在塑造CGTN媒体身份方面的作用或影响。

二、CGTN主持人和受访者的语言选择

主持人的语言选择与媒体身份塑造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视频中的主持人大多为CGTN的内地记者，有个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记者，没有来自粤方言区的记者，因此主持人的语言选择有英语和普通话两种。英语的选择是CGTN作为的外宣媒体的“默认选项”，而普通话的选择对于CGTN记者和节目而言都是十分罕见的。

（一）英语

长期以来，提起“外宣”或“对外传播”，很多人的理解都认为是用外语宣传或传播中国声音，因为外国受众的语言是以英语为主的外语。CGTN将自己定位为外宣媒体，且刘欣等主要主持人绝大部分时间在主持英语节目，此次报道中选择英语应是外宣媒体的题中之义。然而，在表1显示的17个采访视频中，主持人使用英语的有10个，仅为一半稍多。

在这10个主持人使用英语的采访中，第13号和16号采访的主持人为CGTN外籍记者Jim Spellman和Stephen Cole，均以英语为母语，在采访中自然选择了英语。第6号和12号视频中主持人采访的受访者分别是一名在香港生活了28年并从事金融行业的英国人和葡萄牙前外交部长，均为外籍人士，主持人选择英语不仅是出于CGTN的外宣媒体定位，也更好地适应了受访者的语言背景。

在其余6个采访视频中，主持人均为CGTN中国内地记者，采访语言都选择了英语，主要是为适应受访者的语言选择，而后者又与香港的语言习惯有关。

香港回归祖国后，英语在香港政府管理、律政系统、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等领域仍居于核心地位;香港职业人士使用英语的频率与其职位高低和资历长短成正比。此外，香港职业人士口头交流使用英语的频率与发言场合的正式程度成正比（Evans，2013）。电视采访的正式程度较高，因而使用英语的概率较大。第5号、8号、14号视频的受访者分别是：著名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刘兆佳，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美芬，均为教育界人士。第2号、7号、11号采访的受访者分别是：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香港警务处前处长邓竟成，均为香港政界人士，且曾经或现在担任领导职务，这6位受访者均选择了用英语发言。

在这些英语采访视频中，CGTN主持人身份和平时其他采访时一致，突出职业主持人身份，受访者的身份是专业人士，受访人主要就“修例风波”相关时事问题发表意见和评论。例如：（第5号）刘兆佳评论主题为“美国‘香港法案意在使香港沦为对抗中国的‘棋子”，前特首梁振英评论主题为“美国涉港法案与香港、人权或民主根本无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评论主题为“香港通识教育被政治化”。另外，作为遏制暴力行为的主要行为者，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发言更多地表明了警务处的坚决态度和行动，即“将以‘刚柔并济策略处理香港社会情况”“对于那些触犯法律的人，我们有责任将他们缉拿归案”。这些受访者的身份和CGTN其他时事采访中受访者身份没有本质区别，均为发表时事评论的专业人士，但他们都是生活、工作在香港的专业人士，更能代表香港有识之士的声音。CGTN将他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是在向国际受众传播中国声音特别是香港声音，这与CGTN一贯的外宣媒体定位一致。

（二）普通话（或粤语）

表1显示的17个采访视频中，主持人使用普通话的有7个，占到将近一半。

在7位使用粤语或普通话的受访者中，有3名香港警察、3名香港市民、1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兼律师。3名警察分别是：被暴力示威者用箭射伤的香港“蓝背心”传媒联络队警员Sam，在港铁观塘站执行公务时被示威者割颈的香港警察Alex，在葵涌警署外遭暴徒围殴被迫举枪自卫的警长刘泽基（“光头刘Sir”）。3名市民分别是：在旺角街头清理路障时被暴徒砸伤的廖先生，在北区大会堂外遇害的清洁工罗长清先生（第一位被暴徒伤害致死的市民）之子罗先生，在马鞍山因仗义执言而被暴徒纵火焚身的李先生（第一位被暴徒伤害的市民）之妻李太。1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兼律师是何君尧先生，曾于屯门湖翠路街站宣传时被暴徒用刀刺伤。

这7位受访者的共同之处是他们本人或家属曾受到暴力侵害。虽然他们中也不乏香港的专业人士，但与上文中选择英语的受访者不同的是，受伤的经历使他们的发言不是“冷眼旁观”的专业人士的时事评论，而更多的是个人化的叙事，以亲历者的身份诉说伤痛，以自己的伤痛作为最直接“证据”来揭露和怒斥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主持人、受访者双方选择使用普通话或粤语（相对于英语）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更符合这种关心式、诉说式对话的基调。如表2归纳了使用英语和普通话或粤语的采访分别塑造的主持人、受访者、CGTN的身份。

粤语是香港社会口头交流的默认语言变体，但这7位受访者并没有清一色地选择粤语，尽管粤语对他们而言是母语、更熟练的语言。

在3名使用普通话或粤语的香港警察中，仅有Alex全程使用粤语，主持人对Alex的遭遇深表关切和同情，并赞扬他坚韧的精神（采访主题为“遭暴徒割颈，声带受损，他仍坚持选择当一位有使命感的香港警察”）。Sam大部分时间以粤语发言，但在访谈最后以普通话说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香港警察”，明确是意在通过CGTN将这句感谢语传达给内地民众，以拉近了香港警察与内地民众的距离。CGTN同样对Sam表示关切、同情、赞赏和支持（采访主题为“香港受箭伤‘蓝背心警员：羡慕内地的警察，也谢谢你们支持香港警察”“我就做好我自己”）。“光头刘Sir”刘泽基全程用普通话发言，体现了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他在被暴徒围殴时自卫举枪，但却被别有用心的外国媒体负面报道，借以抹黑香港警察，而CGTN的采访使他有机会说出真相，为自己和香港警队正名（采访主题为“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把枪指向他们”）。

在3名使用普通話或粤语的香港市民中，廖先生和李太较为年长，全程使用粤语发言。出于身份保护目的，李太的发言视频全程由语音软件用带有一定口音的普通话配音。罗先生较为年轻，是唯一全程使用普通话的市民受访者，这一语言选择也出于他和父亲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正如罗先生在采访中说，“我的父亲不是管闲事，因为国家的事、香港的事，没有闲事。”CGTN将采访罗先生的视频主题定为“罗伯之子：前一天他还跟我联系，问我吃饭了没有”，充分体现出对受害者的关切和同情。

香港立法会议员兼律师何君尧是另一位全程使用普通话的受访者。何君尧本可以以专业人士身份仅发表评论，但他在“修例风波”期间曾于屯门湖翠路街站宣传时遭刺伤，这一事件使得他比其他专业人士多了“暴力受害者”这一身份，也使他的发言和本节中其他6名受访者一样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叙事或诉说。同时，何君尧选择普通话也是与他强烈的国民身份认同感分不开的。他在采访（主题为“遇刺使我恐惧，但我不做逃兵”）中多次骄傲地提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授予名誉博士]这是国家给我一个认同，一个认可、肯定。这是很崇高的一个名誉，君尧感到很自豪”，以及“我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的。”

就本节主持人的语言选择而言，刘欣是CGTN知名主持人，长期主持各类英语节目，并数次代表中国主播参加美国新闻评论节目，与美国主持人对话。但此次在第1号和第4号采访视频中，受访者是均为曾受伤的香港警察，刘欣全程使用普通话，话语之间充满关切，同时对他们的精神充满敬佩和赞赏。其他主持人也是同样。

此外，刘欣不仅在采访中选择讲普通话，在一个独白视频（CGTN微信端发布，2019年11月27日）中也选择了讲普通话。这一选择使CGTN微信端的不少受众表示“意外”。获赞最多的一条受众留言写道：“本来以为刘欣老师为了自己相对更安全一些会用英语进行报道，结果点开发现是普通话，真的很刚了，不愧是能在全球传播中国声音的人。”这种意外感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刘欣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主持英语节目，观众极少看到她讲普通话的时候。其次，该视频是在香港街头录制，在香港这一多语言环境中，讲英语会被认为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再次，该视频是在暴力示威还没有结束时的香港街头录制，暴力示威者反对内地、反对政府的嘴脸昭然若揭，会简单粗暴地将普通话与内地联系起来，2019年9月就曾有台湾记者在香港录制节目时讲普通话而被暴力示威者认为是内地记者而打伤，2019年8月更有《环球时报》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暴徒围殴。此时刘欣选择普通话充满“代表内地人民来看看香港”的同胞情和不惧暴力的勇敢，不同于CGTN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外宣媒体的身份。

CGTN及主持人对受访者伤情和创伤经历的关切和对他们精神的赞赏是在其他国家的媒体报道中很难看到的：对“修例风波”进行报道的西方媒体没有一家关心香港警察和市民的安危，没有一家对受害的无辜市民表示同情，更不可能给予他们任何发声的机会。因此，CGTN选择采访受伤警察和市民首先体现了内地和香港的同胞情谊及对香港警察的支持，使用普通话（而不是英语）更符合采访的内容和基调，有助于拉近同胞的距离，增强了同胞的感情，CGTN因此将自己塑造为向内地和国际受众传播香港弱者声音的国家媒体和关注香港的同胞媒体。

三、结语

在对香港“修例风波”的报道中，CGTN为忍辱负重的香港警察发声，为受到暴力侵害的香港市民发声，为心怀正义的香港学者发声。尽管CGTN的绝大多数节目是英语的，但英语不是本轮采访视频报道中主持人的唯一语言选择，而是还有普通话，这突出了媒体的家国情怀以及内地和香港的同胞情谊。尽管粤语是香港口头交流的默认语言，CGTN本轮采访中的受访者并没有全部使用粤语。选择英语发言的受访者多为香港政商界、教育界人士，他们在采访中也是以自己作为专业人士的身份对“修例风波”进行评论，这符合英语一直以来在香港职业社会居于中心地位的情况，也符合CGTN一贯的外宣媒体定位。选择普通话发言的受访者多为受到暴力侵害的香港警察和香港市民，他们出于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选择了普通话，并在采访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进行了个人化的叙事，这种情况下的CGTN及主持人更多地是以内地同胞的身份出现，完成了为弱者发声的使命。对于没有选择用英语发言的受访人，CGTN没有使用同步英语配音，而是保留了受访人的粤语或普通话原声，最大限度了保留了其真实性，让国际受众听到了真实的中国声音。同时，无论主持人和受访人选择何种语言，CGTN视频报道都提供中英双语字幕，以保证信息对海内外受众的可及性。

受到暴力侵害的香港警察和香港市民是香港“黄营”媒体和西方媒体反对和压制的对象，西方媒体对他们要么不予报道，要么是负面报道。CGTN将这些人士的话语纳入自身话语，对他们表现出了尊重，对他们反对暴力的精神表示赞赏，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关切和同情。这不仅使CGTN成为这些人士发声的平台，帮助他们捍卫了自己的权利和名誉，从而将CGTN塑造为关注香港的国家媒体、同胞媒体，展现出CGTN平衡、公正的形象，并在与“黄营”媒体和西方媒体的比照之下间接地揭露了后者的嘴脸。

表面看来，受访者的语言选择完全是其个人选择，似乎与CGTN媒体身份的塑造没有关系，实则不然。受访者的话语一旦进入CGTN，其“话语秩序”就得到了提升，间接参与了CGTN的话语和身份塑造，特别是在香港“修例风波”背景下，西方媒体基于自己的议程设置和传播目的而选择性忽略或歪曲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形象及其话语，CGTN关注这些个人或群体并为他们发声，也体现了其“See the difference”（“与众不同”）的初衷。一言以蔽之，CGTN语言选择的多样性造就了其媒体身份的多样性，也使CGTN与西方媒体形成了互补，增加了全球媒体话语的多元性、客观性。

注释：

①“修例风波”指2019年6月至2020年1月期间香港一些激进势力以反对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之名进行的各种激进活动。

参考文献：

[1]Evans，S.Perspectives on the use of English as a business lingua franca in Hong Kong[J].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2013（3）.

[2]Gallivan，M.，&Srite，M.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dentifying fragmentary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s of culture[J].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2005（4）.

[3]畢建录.国际战略视角下我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兼评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成立[J].青年记者，2017（21）.

[4]高一虹，吴东英，马喆.回归20年后香港与广州、北京的语言态度比较[J].语言文字应用，2019（2）.

作者简介：李朝渊（1985—），女，汉族，甘肃武威人，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翻译学。

贾治秀（1991—），女，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翻译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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