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辩证系统观视角下的生态化发展思想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
| 范文 | 师安隆 吴娜 摘要：辩证系统观视角下的生态化发展思维是新时代生态治理理论与实践背后蕴藏的巨大宝藏，它是对人与自然、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的理性思考，也是人类在新的实践水平上对自身生存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科学内省，更是在新的自然系统认知与实践之下对人类自身和所处的外延环境作出的客观把握，具有极其明显的系统性、协调性、共生性、底线性等思维特征。以生态化发展思维指导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系统全局的治理视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站位;（二）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三）和谐共生的治理举措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导向期许。 关键词：辩证系统观;生态化发展思维;社会治理;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028-0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视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根与命脉，并且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完全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福祉和民族长远未来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不难看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深远思考与战略部署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地位与高度的新宣示，更是党中央对新时代历史方位与时代定位的准确把握。也缘于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治理掀开了新的篇章：“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1]当前，我国已经逐步迈入以环境保护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良好发展态势已经突出表现了其巨大的优越性。因此，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个角落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础性工作。这是一场无声的绿色革命，更是一场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极富时空延展性的生态治理社会实践。而在此生态治理背后所蕴含生态化发展思维，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也必将会为国家与地方治理带来新的启示与新的活力。 一、辩证系统观视角下的生态化发展思维 在辩证系统观视角下，“所谓生态思维是思维主体（人类）具有生态化的思想意识和认识方法，是用现代生态学原理和理论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并以此作为审视自己言行的准则。”[2]其核心要义是将人类自身视为自然之元素，从系统角度去认识自然、审视自然、顺应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同时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时刻权衡人与自然间的协同发展程度，做到“知止而后有定”。 系统性、整体性是生态化发展思维的战略全局特征。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要素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共生”即为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存，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紧密互利、不可分割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问题治理，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以大局观念将系统性、整体性思维上升到理念高度，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共识始终贯穿其中。在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系统观念缺位的现象，甚至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会被部分当地、部门甚至个人利益取代架空;也存在系统观念错位的现象，前瞻性不够，重视短期发展，急功近利，见小失大，看不到长远发展，应保持“但得五湖明月在，春来依旧百花香”的视野与定力;同时，大局观念越位也时有发生，分析问题时割裂其整体性，忽视其客观内在联系，对发生的问题“就事论事”，其实这样百害而无一益，不利于社会治理高效有序运行。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其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特点也必将会融入到社会发展的点滴方面，在社会治理中更是如此，只有树立整体观念，站位全局、统筹全局，才能使系统运行达到最优，进而求得全局之利和全局之效。 协调性和协同性是生态化发展思维的和合发展特征。在自然生态环境中，人类与其他生物（如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自然生态的生产者又是自然生态的消费者，其间关系犹如唇齿、皮毛一般，唇亡则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而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消亡，对人类社会来说都将会有无法估量的损失。也因此，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的六项原则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列为第一条。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和系统存在观中，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没有自然生态环境提供的各项物质资料，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活动都将成为无源之木，无水之源。各类生物互济共生、和谐共处，是生态化发展思维的核心要义所在，这也为建成新时代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与启示。对社会发展、社会治理方面更是可资借鉴。例如：发展产业经济只注重龙头企业固然重要，但若不重视中小微企业培育，就会丧失孕育龙头企业的基础和沃土，导致经济增长、转型和创新发展流于形式、预期落空或大打折扣。同时，在社会治理中，若不能兼顾各阶层利益及其生存发展空间，忽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社会大生态的稳定、健康就可能会存在风险隐患。另外，对“三农”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粮食乃至工业原材料的质量和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驱赶小商、小贩等低收入人群，就可能导致城镇人口贫富差距扩大，为社会治安和稳定埋下隐患，等等。这些不利于健康稳定发展的隐患，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生态化发展思维。只有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多要素共同作用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系统、全局和发展的眼光去认识其内在规律，并将生态化发展思维的协调性和协同性运用其中，通过打通治理结构内部结点，维护好治理链条的统一性、协调性和共生性，来反思、对待和解决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和难题，才能在社会治理中处理好、解决好效率与公平、质与量等基本关系和基本问题。 辩证性、共生性是生态化发展思维的内生动力特征。“共生”是生态学概念，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或相互依存，或相互竞争，其间偶对平衡、辩证统一。共生的并不会影响每个个体的能动性和活力度，它强调“和而不同”，倡导发展的多路径、生活的多姿态以及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共生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在辩证中求发展的思维形态，是在合作中求共赢、在碰撞中求活力的源力机制。如今，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化态势，其问题解决已经不能完全依赖政府一方去协调解决，特别在信息化时代，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社会组织及个人都有可能在协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改变以往政府一元主导、大包大揽的处事思维，尝试运用好新技术新手段，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及个人的能动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在多元相互信任、彼此合作和利他行为等基础之上，不仅可降低行政成本，还能使决策更加科学化、高效化。故而，坚持辩证、共生的视角，坚持多元参与的协同合作机制来分析当前社会治理问题，在普遍联系中寻求相互影响的作用力，科学辩证分析当前多元社会形态之下的积极因素，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拓出新格局。 底线性、安全性是生态化发展思维的危机管控特征。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库兹涅茨曲线，主要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的关系，后来学者将其拓展到研究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并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指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呈倒“U”形曲线。这也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遭遇过的一段困境：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嚴重[3]。当前，中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处理好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这一世界性问题，是我国第二个一百年弯道超车必然要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在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首先划定了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既是是限制开发利用的“高压线”，又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安全线”，更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是从坏处做准备，牢牢把握主动权。”底线思维也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理论，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意识的继承。底线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察觉风险，防范风险并能化解风险的思维能力。只有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在不断经历“居安”中不忘“思危”的具体实践，才能坚定我们的战略定力，才能防患于未然，赢得治理与发展的主动权。因此，在社会治理之中，底线思维不可或缺，安全底线更需警钟长鸣。要以人民满意为工作底线，以社会和谐为基础底线，以保障人民财产、国家安全为安全底线，有底线、谋高线，才能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取得新的成绩，交出人民满意的案卷，所以底线性、安全性是做好危机管控，善于转危为机、更好谋划未来的思维特质，也是未来社会治理中急需的思维特质。 二、生态化发展思维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呼唤新的社会治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5]这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的生态化发展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系统全局的治理视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站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这也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明确了思路，指出了方向。社会治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采取措施，综合施策，形成合力，才能化事倍功半为事半功倍，达到最优效果。故而系统观念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站位，它不仅决定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和深度，也决定着社会治理的全局性、稳定性以及长期性，更是实现源头治理、标本兼治、良性自治的基本遵循。 其次，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治理方式变革，人与人才能和谐相处，社会才能安定有序，人与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因此，“要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6]，而这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其特点就聚焦在“共”字上，说明了治理主体不是一元主导的，二是多元协同的，政府、社会、公众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只有这样，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多元性和共同性才能得到保障和体现，进而实现更好的激发社会活力、增强社会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从而提升社会效率。 最后，和谐共生的治理举措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导向期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决定着社会治理现代化整体成效。而这也是贯彻和谐共生治理举措的最后一公里，是推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易堵点所在。只有不断提高城乡社区的服务和管理能力，才能有一个坚实的社会治理基础，才能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质上，和谐共生是手段，也是最终目标，当所有社会成员拥有在共同规范下，拥有共同价值，围绕共同利益，谋求共同发展，那么社会治理的大船自然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社会治理现代化自然也会计日可期。 总之，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生态化发展思维，这不仅在于生态化发展思维是对于生命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理性思考，还在于现代生态思维富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意蕴。生态化发展思维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既对当前困扰人类的诸多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作出了思考与回应，也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提供了新观念、新启示和新方法，可丰富和拓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方法与路径，更可为推动以保护地球和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为标志的人类新时代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提供丰沃的思想土壤和强大的理论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17（11）. [2]张森年.确立生态思维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讲话精神研究[J].探索，2015（1）. [3]王维嘉，杨家兴.源泉、价值、新路：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国逻辑[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3（5）. [4]张定乾.绿色发展”的思路与法治保障[J].中国集体经济，2016（30）.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16. [6]马原.政策倡导与法治维稳：多元参与视角下的社会冲突治理[J].治理研究，2019（5）. 作者简介：师安隆（1984—），男，汉族，甘肃临洮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吴娜（1989—），女，汉族，甘肃酒泉人，博士，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论辩证唯物主义的数理逻辑”（编号：19YB036）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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