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游戏在中国幼儿园中的角色变迁及趋势探析 |
| 范文 | 滕春燕 游戏是儿童基本的生存样态与生活方式，是儿童的标志与象征。在幼儿园作为正式学前教育机构出现以前，学龄前儿童在家庭、邻里、村落的自然生活环境中成长，浸润在自然游戏之中。游戏在给予儿童无比的愉悦与满足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自然的教化与成长。随着幼儿园的出现，游戏也步入与教育相结合的路程，游戏在不同时期的幼儿园中经历着角色的变迁。文章主要从中国历史上的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中有关游戏的表述与规定中探寻游戏在我国幼儿园中的角色变迁与发展趋势。学前教育政策法规的规范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对游戏理念和实践起着普遍的规范和指引作用，学前教育政策法规中的“游戏”是特定历史时期中游戏在幼儿园中的角色与地位的突出写照。 一、游戏在幼儿园中的角色变迁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学前教育机构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创立的湖北武昌蒙养院。百余年来，幼儿园的名称大致经历了“蒙养院——幼稚园——幼儿园”的演变，文章对游戏在中国幼儿园中角色变迁的考察即从蒙养院入手。游戏在幼儿园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角色变迁——清末：游戏是一种体育运动;民国时期：游戏是幼儿园课程中的一种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游戏成为幼儿园的主导教育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游戏成为幼儿或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一）清末：游戏是一种体育运动 19世纪后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紧张时局，被迫于1901年实施“新政”，教育改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部有关学前教育的国家法规，游戏作为蒙养院保育教导条目（游戏、歌谣、谈话、手技）之首在《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第二章中出现：“游戏分为随意游戏及同人游戏两种：随意游戏者使儿童各自运动，同人游戏者合众幼儿为诸种之运动，且使合唱歌謠，以节气进退;要在使其心情愉快活泼，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习气。” 将一直受到封建制度教育排斥的游戏突然列于启蒙教育机构保教条目之首，无疑是历史性的突破。但是，《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中规定，蒙养院是辅助家庭教育的，而家庭教育是“有子者母自教其子，以为如初等小学之基，有女者母自教其女，以知将来为人妇为人母之道”。可见，在新式教育形式的包装下，内里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封建传统教育理念。 （二）民国：游戏是幼儿园课程中的一种活动 1922年11月，国民政府通过《 学校系统改革案 》，确立新学制“六三三制”，蒙养院改为幼稚园。193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 幼稚园课程标准 》，将幼稚园儿童的活动分为音乐、社会和常识、游戏、故事和儿童、工作、餐点以及静息七项，游戏是幼稚园课程中的一种活动。《 幼稚园课程标准 》编订的主要负责人陈鹤琴说：“总体来说，游戏是一种复杂的活动。”他把幼儿的游戏分为发展身体的游戏（觉官游戏、动作游戏）、发展社交的游戏（团体游戏）、发展言语的游戏（言语游戏、歌唱游戏）、发展手的游戏（手工游戏、球戏）、发展人生观的游戏（化妆游戏、手指游戏）等。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游戏成为幼儿园的主导教育活动 1954年，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室编写了《 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 》，其中关于游戏部分写道：“幼儿园的全部教育任务是通过各种活动实现的。幼儿园的主导活动是游戏。”主导活动“并不是儿童在某一发展阶段最常见的普通活动，它也绝不占据儿童的大部分时间，其关键不在于占据时间的多少……我们之所以将这类活动称为主导活动，主要是因为这种活动的发展与儿童心理发生最重要的变化有关系，在这种活动中，儿童新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心理过程得以完成”。游戏不仅包含儿童外在的活动性游戏、消遣性游戏，也包括儿童心理机能发展的创造性游戏以及教育游戏。 教学游戏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幼儿园游戏的一种独特形式，游戏也借由教学游戏巩固了它在幼儿园中的合法身份。教学游戏是一种规则游戏，是指在教师的领导下，为完成一定的教学目的，师幼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共同进行的活动，它借用游戏的手段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达到教学目的。这一阶段，游戏的工具性价值获得充分肯定。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游戏成为幼儿或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前教育遭受重创，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发展陷于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学前教育迎来了曙光，游戏也获得了新生。1979年11月，教育部出台《 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游戏和作业”被作为单列的一章，其中指出：“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是向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手段。”1989年6月，《 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 》颁布，其中明确指出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应遵循“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的原则。同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前教育行政法规《 幼儿园管理条例 》颁布，在保教工作部分提到：“幼儿园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 20世纪90年代，《 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 》与《 幼儿园管理条例 》继续贯彻执行，游戏作为幼儿园基本活动的地位被延续下来。2001年，教育部颁发《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游戏作为幼儿园基本活动再一次得到强调：“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力，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 二、游戏之角色变迁的趋势探析 游戏在幼儿园中的角色变迁展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从单一效仿到博采众长的变革之路;从工具性价值到本体性价值的游戏价值转变;从游离到结合的游戏与教育关系的变化。 （一）变革之路：从单一效仿到博采众长 清末时期、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前教育改革走的都是效仿他国的路子，例如日本、美国与苏联，游戏在幼儿园中的角色带有强烈的模仿印迹。 清末时期的学前教育效仿的是日本，蒙养院中的游戏是一种处于初始阶段的体育运动。日本《 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程 》（1899）中写道：“游戏包括自主游戏和集体游戏。自主游戏是让幼儿随意运动。集体游戏是开展集体唱歌等活动。以此来使幼儿心情愉快，促进身体健康。”《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中关于游戏的要义与之如出一辙。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从师从日本转向师从美国，从师法赫尔巴特教育学说转向师法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入中国成为当时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认为儿童的学习是经验的获取与发展的过程，经验的发展离不开儿童的活动。《 幼稚园课程标准 》中首先提出“活动”一词，且以活动的形式来组织幼儿园课程。杜威的“教育无目的”“儿童中心”等理念在《 幼稚园课程标准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教师是儿童活动的把舵者，要使儿童跟着他的趋向而进行，在未达目的前，不要改变宗旨。所发的暗示，也当一贯而不乱;在儿童既无反应而未到完成时，不可再有另一种新的暗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学前教育主要借鉴苏联的模式。这一时期游戏的内涵得以扩充，游戏成为幼儿园的主導活动。苏联模式下的学前教育注重幼儿间接经验——系统化的科学知识的获得，而游戏在幼儿园中主要化身为“教学游戏”的形式，为教学目标的达成服务。 改革开放以后，学前教育由某个理论主导或单一效仿某国先进经验的“一言堂”局面被打破，学前教育“睁眼看世界”，积极吸收与借鉴国外多元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认知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多元智力理论、瑞吉欧教育实践、高宽课程等一批学前教育先进理论与课程模式纷纷涌入中国，呈现出博采众长的新形势。中国的学前教育法律法规也一改以往师法他国的浓厚效仿痕迹，借鉴多元化理论之精髓，并结合中国学前教育实际来制定。对游戏内涵的理解日益深入，游戏在幼儿园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更能体现作为儿童基本生活方式之于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游戏成为幼儿园的基本活动。 （二）游戏价值：从工具性价值到本体性价值 游戏在中国幼儿园中的角色变迁呈现出从游戏价值不明到侧重于工具性价值，再到本体性价值回归的过程。清末，游戏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处于教育的边缘，作为课后饭余消遣的游戏很难起到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民国时期，游戏虽然作为幼儿园课程体系中的一员，但是在儿童为中心思想的片面理解下教育难有作为，游戏的价值也是受限与不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幼教模式影响下，游戏在幼儿园中以教学游戏的角色存在，是以追求游戏的工具性价值为教育目标实现而服务的典型表现。教学游戏是一种规则游戏，它是在教师的领导下，为完成一定的教学目的，师幼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共同进行的活动。实际上，它就是借用游戏的手段来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达到教学的目的。但是，屈就于教育的游戏在充分展现其工具性价值的同时，儿童失却了游戏对他们而言的愉悦感的最大满足，这样的游戏与本真的儿童游戏相去甚远。法国学者米舍莱说：“游戏显然是一种无偿活动，除了它自身带来的娱乐外，没有其他目的，从它成为教育游戏的时候起，它事实上就不成为游戏了，从游戏被用来培养某种技能或在某一特殊领域增进个人知识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游戏了。”虽然这句话比较绝对，但是米舍莱重视游戏的本体性价值，也即不带目的的纯娱乐性为游戏的本质性价值构成，如果失却了游戏的本质性价值，游戏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内核。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游戏研究的深入，游戏之于儿童发展的意义以及游戏在幼儿园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同时，“儿童的世纪”到来，人们对儿童生存状态与发展的关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儿童的权利获得了法律的保护。《 儿童权利公约 》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儿童基本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并确认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等。之后，中国逐步确定“游戏作为幼儿园基本活动”，《 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 》中还强调：“应充分尊重幼儿选择游戏的意愿，鼓励幼儿制作玩具，根据幼儿的实际经验和兴趣，在游戏过程中给予适当指导，保持愉快的情绪，促进幼儿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作为儿童基本生存样态与生活方式的游戏受到尊重与强调，游戏之本体性价值得到凸显，游戏之发展性意义与工具性价值相对弱化。只有在尊重儿童游戏意愿、维护儿童在游戏中本真的情绪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考量与追求工具性价值，教育才能保持游戏基本品格、实现教育的功能。 （三）游戏与教育：从游离到结合 游戏进入到幼儿园中，说到底是游戏进入到幼儿园正规教育机构中、进入到形式化教育的场域中，是与幼儿园教育相结合的过程。游戏与教育的结合并不顺畅，经历着从教育的边缘向中心移动、从游离于教育到与教育密切结合的过程。 在晚清，游戏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分为随意游戏与同人游戏，随意游戏就是幼儿自己玩乐，同人游戏是“合众幼儿为诸种之运动”，主要是户外体育运动，发挥着“使其心情愉快活泼，身体健适安全，且养成儿童爱众乐群之习气”的作用。这时的游戏作为课间、饭后玩耍的娱乐消遣，游戏与教育基本上是游离的。民国时期，游戏虽然在名义上已成为幼儿园课程中的一种活动，与音乐、社会和常识、故事和儿童、工作、餐点、静息等其他六项共同构成幼儿园课程的活动，但是从游戏的实施来看，游戏与教育仍是游离的。在杜威儿童为中心思想指引下，儿童在游戏中有较大的主动权与自由度，而教师的指导则被视为对游戏的干扰，在这种避讳下，教师变得束手束脚、无所适从。当时的一位幼儿园教师困惑地说：“课表上虽然写着上什么课，但要看儿童的兴趣而伸缩变动。他们喜欢做就做，他们不喜欢做就结束。”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游戏成为幼儿园的主导教育活动”。这一阶段，游戏在工具性价值的引导下进入教学的框架中，成为开展教育教学、促进儿童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游戏作为幼儿或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游戏与教育的结合是一种将游戏工具化、发挥游戏工具性价值的结合方式，那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游戏以基本活动的角色在幼儿园中立足、与幼儿园教育结合，体现着其作为幼儿基本生活方式的综合性价值与功效。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变化值得注意，即游戏是“谁的基本活动”的变化。从《 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中“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到《 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 》中“游戏成为幼儿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再到《 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 》中“幼儿园的教育工作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又到《 幼儿园管理条例 》中“幼儿园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政策文件的文字表述呈现出对游戏的界定从“幼儿的基本活动”到“幼儿园的基本活动”的演变，表现出对游戏的认识从幼儿发展到幼儿园教育的变化，标志着在政策中游戏在中国学前教育中、在幼儿园中基础性活动地位的真正落地。 综上所述，游戏角色演变的现实启示是：幼儿园应突破中心论的框限，实现游戏与教育的深层结合;在在地化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7年研究课题“从意蕴到实践——浙江省儿童民间游戏的德育价值及其在幼儿园的实施”（编号：2017N28）;浙江师范大学省级及以上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自设课题“幼儿园民间游戏德育模式的构建——以浙江省为例”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3]杨枫.学前儿童游戏（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王春燕.中国学前课程百年发展与演变的历史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5]仲建维，涂悦.外来的杠杆：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中的杜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2）：37-44. [6]王春燕 ，卢乐珍.自由游戏活动中幼儿同伴交往的研究[J].教育导刊，2002（Z3）：19-22. [7]上海幼师（女师）附小和幼稚园调查报告[J].人民教育，1952（6）：23-28.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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