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常州古运河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
| 范文 | 李寒 顾锡宏 摘? ? 要：2014年，常州古运河（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京杭大运河27段河道遗产之一。保护常州古运河丰富的文化遗产乃成当今之务。文化遗产传统的保护方式多为档案式或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静态保护古运河文化遗产固然重要，然而，活态保护才能延续其生命力。常州古运河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前者的活态保护应结合水文化、显性与隐性文脉等三方面进行，而对后者的活态保护则宜结合生产性、数字信息技术与活态流变性等三方面开展。唯有开展活态保护，方能赋予常州古运河文化遗产永续发展的生命力，使之成为常州城市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常州古运河;古运河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3-0044-06 京杭大运河工程浩大，遂有“北有长城，南有运河”之说。此二者又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佛加大佛塔并称世界古代最宏伟之四大工程。其中，唯有京杭大运河仍是活着的、流动的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运河，是苏伊士运河16 倍长，是巴拿马运河的33 倍长。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系列遗产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1 011km，相关遗产58处，是我国唯一在用的活态遗产。京杭大运河常州段（下称常州古运河）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其长44.7 km，市区段 23.8 km，城区段7 km。常州古运河共有文化遗存153个，其中：水利工程遗产35个;其他文化遗产110个;聚落遗产8个。一般而言，文化遗产的保护有静态与活态之分，前者指档案式或博物馆式保护，而后者则指活态保护或传承。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固然重要，然而，保护的终极目的在于延续发展其生命力，即活态保护与传承。因此，如何活态保护常州古运河及其文化遗产，并促使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常州古运河概况 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约前528—前473）为北上争霸，从苏州望亭往西，经无锡至常州奔牛，开凿京杭大运河前身——古江南运河。这比号称“京航大运河第一锹”的扬州邗沟还早9年。越灭吴后，范蠡（前536—前448）开挖南运河而使运河南北分流。至隋时，文帝（541—604）复开邗沟入扬子江，而炀帝（569—618）则开京杭大运河，遂贯通常州、洛阳与扬州。古江南运河由常州孟河入长江，长170 km。当时，常州段运河曰前河或城南壕。常州古运河长44.7 km，自西向东依次穿新北区、钟楼区、天宁区、武进区后入无锡，沿途有新孟河、德胜河、藻港河、丁塘港与三山港汇入，南接武宜运河、采菱港和武进港，又与滆湖、太湖相通。[1]城区段长23.8 km，水流由西而东横穿市区，即由西水关入，经天禧桥（弋桥）、新坊桥、元丰桥，再由东水关桥而东，此乃常州最早之古运河。从最早的大运河段——古江南运河到隋唐后的京杭大运河，从春秋淹城①到“四城四河，城河相依”②，常州一直与运河水乳交融、血脉相连。明万历年（1572）前，京杭大运河流经常州旧城南部。常州知府穆炜下令南迁运河，1581年始重拓，乃成新运河绕城南而老运河仍穿城而过之格局。现在老运河西由运河路经关河路而分，自西而东经三堡街、西仓街、西圈门与西直街，至西河沿、西瀛里与西下塘交汇处新老运河分流，又经广济桥（亦曰西仓桥，已移东坡公园）、锁桥、文亨桥、篦箕巷、表场、毗陵驿遗址。老运河入西水关后，过弋桥、广化桥，顺西下塘、东下塘与青果巷，穿新坊桥、元丰桥、太平桥、水门桥（古名通吴桥，亦名永宁桥）、飞虹桥等，最后过东坡公园东入大运河。常州古运河历经沧桑，乃成城区内见证常州歷史发展之文化长廊，亦是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常州城依水而筑，因水而兴。常州之成为“三吴重镇，八邑名都”，可谓实至名归也。[2] 二、常州古运河文化遗产 常州古运河两岸的文物古迹鳞次栉比，物质文化遗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据《大运河（常州段）遗产保护规划》（2011），重点保护的显性文脉除大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外，现有水利工程遗产48个，其他物质文化遗产110个，聚落遗产9个（其中历史文化街区3个）及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还将古运河保护分五大类，即水利工程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聚落遗产保护、非遗保护、生态及景观环境保护。[3]常州古运河遗产如下： 古运河航道有老运河常州西、东段通航段与禁航段，老运河市区段（明运河）、南市河（古运河）与东市河（古运河）;亦包括关河、西市河、北市河、南运河与老孟河。水利工程遗产包括古桥、码头等。古桥有锁桥、中新桥、新坊桥、彩虹桥、万缘桥和宝善桥及1个历史建筑——古纤道;码头则有御码头、大码头、尚书码头、表场轮船码头与白云渡等。另外，闸、堰、坝亦见证并记录了古运河历史，如新闸、奔牛闸、孟城闸、魏村闸（旧名烈塘闸）、戚墅堰、石龙嘴（龙舌头）及文成坝等。聚落遗产有：3条历史文化街区——青果巷、前后北岸、天宁 寺-舣舟亭;6条老街，即魏村老街、孟河老街、小河老街、西夏墅老街、余巷老街与奔牛老街。工业遗存自西而东有常州恒源畅厂、航海仪器厂、常柴厂老厂区（锁桥湾）、常州梳篦厂（勤业桥畔）、大成一厂刘国钧办公地（同济桥北）、中华纺织博览园（大成三厂）、戚机厂和戚电厂等。历史文化遗址有淹城遗址、圩墩新石器遗址、阖闾城遗址、好墩遗址、寺墩遗址、渭城遗址、象墩遗址、姬山遗址、新岗遗址和三星村遗址等。古建筑遗址有大明厂民国建筑群、戚机厂民国建筑群、唐荆川宅、前北岸明代楠木厅、天宁寺、赵元任故居、文笔塔、舣舟亭-东坡洗砚池、毗陵驿、荆溪馆、临清会馆、洪都会馆、全闽会馆、管干贞故居、恽鸿仪故居、盛宣怀故居、道台府（将军楼）、材罩屋旧址、晋陵白氏宗祠遗址和吕宫府等。古墓葬遗址有董家墩汉墓群、恽家墩汉墓、诸葛瑾墓、唐荆川墓、黄仲则墓、田舍村隋墓、恽南田墓、合剌普华墓、段玉裁墓、史贻直墓、戚家村画像砖墓与淹城土墩墓群等。石刻及铸造遗址有东坡洗砚池、显庆寺轿石经幢、淳化阁帖石刻及太平兴国石经幢等。庙宇及庙宇遗址则有钟氏祠堂、汇秀庵、清凉寺、天宁寺、二贤祠、白龙庙、大林寺、万绥东岳庙大殿及戏楼、关帝庙大殿、县文庙大成殿与崇法寺大殿等。 另外，常州古运河尚有国家级非遗12项，省级非遗38项。包括：常州梳篦、金坛刻纸、常州唱春、常州道情、常州锡剧、留青竹刻、常州滩簧、浦河风筝、万绥猴灯、乱针绣、小热昏、马灯舞、剪纸、巨龙等民间艺术，亦有大量与运河相关的神话及民间传说，如乾隆、苏东坡在常州的传说、董永传说及白太官传说等。还有民俗如芙蓉荡湖船、划龙舟、“上三”集市、横山桥庙会、打春与舞龙灯等。更有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和孟河医派。恰如龚自珍（1792—1841）诗曰：“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 三、常州古运河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常州古运河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一“活”字，即实行活态保护。 （一）以水文化为主线，活态保护古运河航道及水利工程遗产 常州北枕长江，南临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舟（2 800余年）、最早的橹（6 000年以上），均在常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的水文化构成常州本土文化主体且影响文化发展。常州历史上，运河曾两次南移，便是活态保护之先例。城区南北6 km内，有数条运河平行东流，自北而南有春秋古运河、明清运河及新运河。随着航道南移，古运河乃成历史之河、生态之河、文化之河，而毗陵驿畔江南运河常州城区段则成为常州首个世界文化遗产。[4]2008年竣工的新运河长44. 5 km，西起荷园里，东至直湖港，穿城南而过，环城而行。新运河由双向两条500 t级船舶提升至双向六条1 000 t级船舶，其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此亦延续古运河“船畅其行、货畅其流”之本体功能，重要的是，对提高常州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常州亦保存有大量古桥。常州古桥史可上溯春秋，下及清末民初。《武进县志》载，唐至民国所建之桥，至1949年尚存 1 200余座。古运河上桥最多，造型变化最大，可谓“无桥不成路、无桥不成市”。现在，古运河仅存三四座古桥，由西向东，保存完整之古石桥有广济桥（后迁东坡公园）、文亨桥（20世纪80年代重建）、新坊桥与飞虹桥。尚有建于唐之元丰桥、南齐之太平桥、宋之广化桥、元之永宁桥（水门桥）等，可惜这些桥被“活态”得过了头，其历史与文化早已消失于钢筋混凝土里了。可见，如何“活态”保护运河文化遗产尚需“活”的思维，既保持其历史性又虑及其现实性，以为永续发展也。 （二）以显性文脉为核心，活态保护古运河聚落遗产、工业遗址及历史文化遗址 文脉主义强调历史连贯性与文化连续性。[5]聚落遗产乃文化生态博物馆，亦是本地的根性文化。古运河沿岸聚落遗产丰富，今尚存青果巷、前后北岸、天宁寺-舣舟亭3条历史文化街区。前后北岸乃常州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处之一，但其修复因缺乏活态保护意识，似存在诸多遗珠之憾。[6] 2019年4月29日，闭关7年的青果巷终于重临人间。这或许包含了某种“活”的元素。12.6 hm2的青果巷亦常州一宝，乃古城之缩影，可谓书香门第院套宅，官宦富家宅连院。此巷展现出一幅粉墙黛瓦、小桥流水、枕河而居的画卷。青果巷曾走出了数百名进士与名人，故有“江南人文古巷”与“江南名人第一巷”之美誉。街巷尚存百余栋明、清及民国民居，各级文保单位11处、历史建筑17处、遗存古井10余口，尚有连片典型江南风格之民居;亦有贞和、八桂、松健、礼和、筠星等唐氏八宅以及天香楼、赵元任故居等。巷中之古树、古井及码头彰显其生机勃勃，河与街连通围合，院落和建筑群组团叠加。青果巷似一拼贴式建筑风貌演变之陈列馆，形成聚落街道空间、院落建筑形制、建筑细部构造以及装饰等多个层级。其活化保护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情况下，进行整体修缮。从修缮效果观之，青果巷仍保持原有的自然形态与生态特征;疏通了背街、里弄之街巷;彰显了名人、民宅精神面貌与文化景观魅力;保护了青果巷的历史DNA。如美国规划師凯文·林奇（Kevin Lynch）所言，保留一棵古树、一条街巷，或其他区域特征，皆有助于形成其文化连续性。[7]活态改造与修复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以及南侧沿河传统建筑，营造了江南运河文化活态体验场所。[5]值得一提的是，青果巷以传统民居为文化主轴，仍保留35户居民[8]，其修复后的样态体现出活态保护的意趣。 古运河沿岸的工业遗存有10余处，它们见证了常州民族工业的发端与发展，亦是常州纺织、机械工业发展之缩影。对这些工业遗存的保护，可采用静态与活态结合的保护方式，使之有机融入现代城市建设，彰显城市的人文魅力。同时，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高其含金量。另外，对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可构建遗址公园，如淹城遗址公园与圩墩公园等，将历史融入生态环境与古运河文化肌理，既可活态保护遗址，又能激发运河文化遗产的永久活力。 （三）以隐性文脉为主旨，活态保护名人文化 常州既有以古运河文化为主的水文化特质，且作为“开吴之地，名士之城”，又有数量可观的名人故居。因此，活态保护这些故居乃成当今之务。常州的人文资源综合指标位列全国第4。名人愈多，名人故居愈多。常州文脉所在的白云溪（前后北岸）真可谓进士成群、大咖云集之地。此处曾出5位状元、3位榜眼、3位探花，“毗陵七子”③中有6位曾在此居住，故有“半湾都是诗人屋”之誉。目前，已保护修缮管干贞故居、赵翼故居等;保护建成苏东坡纪念馆、苏东坡美术馆、常州市方志馆等。有状元街、名人巷之称的青果巷则有秋白故居（天香楼）、唐荆川宅、李伯元故居、刘国钧故居、赵元任故居、盛宣怀故居，距此不远处则有汤贻芬故居、史良故居、吴氏中丞第及76号清式完整大院等。现在，已保护修建周有光图书馆、唐荆川纪念馆、刘氏宗祠等。同济桥畔已修缮清凉寺，张太雷故居也已修缮。目前，史良故居、周有光图书馆、唐荆川馆和民盟史馆已开放。赵元任艺术馆、青果巷文化记忆馆亦将面世。 名人文化亦包含了红色文化。常州的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有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处，国家级文保2处，省级文保1处。常州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常州三杰纪念地”（常州“三杰”纪念馆、瞿秋白故居、张太雷故居、恽代英纪念广场）、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史良故居、李公朴故居、韦岗战斗遗址、水西保卫战遗址等皆可进行活态保护，并发挥其名人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影响效应。[9]俗语有云：“到苏州看园林，到无锡看太湖，到常州看名人故居。”此言，信不虚也。 四、常州古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且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其表现形式如民间文学、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与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还有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歌圩、庙会、传统节日庆典等。非遗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它代表民族的精神文化，亦是地方文化的命脉与标志。因此，非遗保护的根本在于“存续‘活态传承”[10]。 （一）实行生产性保护，增强非遗的生命力 非遗具有人身依附性、生活相关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并存等特点[11]，故“以生产为手段，以保护为目的”或是最佳方式。留青竹刻、双面绣、乱针绣、常州梳篦和浦河风筝等，这些传统手工技艺、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等非遗皆具有生产性。生产性保护可惠民富民，又能增强非遗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使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12]表演类非遗包括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游艺与杂技。如：常州唱春、常州道情、常州滩簧、常州锡剧、常州小热昏和马灯舞等，仍属生产性保护之列。表演性决定了其生活性与群体性。表演应首先深入当地居民之中，再走向周边及外地，在保持民间性的基础上凸显其表演性。对以上非遗的保护则应采用文创与群众文化活动并行模式，只有生产性保护才能增强其生命力。 同样，礼仪类祭典、民俗类非遗亦应融入实际生活和生产。礼仪类祭典如庙会、打春和舞龙灯等，可在特定时间与场所进行展演，表现其文化与社会价值。民俗类非遗如金坛抬阁、阳湖拳、遥观鹦灯、万绥白兔和猴灯等，则可开展民俗文化节，加强这些非遗的巡演活动，展现其独特魅力。亦可开展民间非遗进校园活动，宣传并使此类非遗的生命力得到延展。生产性保护或是最能有效激发传承人及各级政府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保护方式。然而，非遗的生产性并非单纯生产物质产品，亦非为了商业目的，重在弘扬和传承精神文化。因此，只为商业目的而进行所谓的生产性保护，那是为生产而生产，也就破坏了非遗活态传承的初衷。 （二）加强数字化进程，增加非遗保护的维度 21世纪初，数字图书馆、数字档案馆与数字博物馆始兴，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后，非遗也数字化了。从数字化扫描到数字图像加工再到三维建模，虚拟现实技术也已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意味着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已从资源数字化发展到资源可视化。数字信息技术给古运河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保护方式。它可建构两个文化平台，即自然空间与虚拟空间。二者彼此交错，虚实相间，构成虚实交融的文化景观。[13]数字信息技术可在虚拟空间中再现真实的文化遗产，且能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的文字资料、文物图像链接，还可辅之以专业咨询与解说。故而打破了非遗的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之间的藩篱。将留青竹刻、金坛刻纸、常州梳篦等进行数字化保存，打造数字化模拟博物馆存档与数据编辑。数字信息技术能增强传统传播的技术力量，产生虚拟现实、数字动画、数字建模等新型数字媒体技术。可将古运河非遗的相关资料原汁原味地整理成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实现信息资料的系统化、类别化、图文化，再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将古运河非遗信息资料保存，使之播撒开去，将之活态传承;还可创立虚拟化的古运河非遗博物馆或展示厅，如将大量与运河相关的神话及民间传说——乾隆、苏东坡等在常州的传说、董永传说及白太官传说等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制作成虚拟三维图像，通过网络将数字信息向世界进行无限地传播、共享。可见，数字媒体技术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活态传承方式，其强大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对古运河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三）注重活态流变性，延续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活态流变性乃非遗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之特殊属性。这种特性决定了活态保护非遗的必要性。非遗保护不是静止的、凝固的，而是“活”的，是为其可持续发展而保护。非遗虽具有不可再生的属性，但若要发展和传承，它就具有了“活”与“变”的因子。从历史发展来看，活态流变性乃非遗传承之重要规律。非遗的活态流变性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也应该与时俱进。乱针绣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其历史虽短却开创了中国刺绣的新范式。在乱针绣发展与演化过程中，首先，乱针绣突破传统刺绣“密接其针、排比其线”的平面绣法，借鉴西画之明暗、透视、色彩及素描的衬影法，颇有印象派绘画的韵味。其次，乱针绣技法一直处于活态流变之中。最常见技法有二，即满地乱针绣与虚实乱针绣。如今，又有诸多技法，如虚实法、绕丝法、铺棉法、衬托法、留色法、彩绘法、攀丝法等。再次，乱针绣的题材与表现形式亦具活态流变性。有了更廣泛的题材，如人物、风景、静物、飞禽、走兽，其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如油画、摄影、素描、水墨与工笔。最后，乱针绣的传承模式亦在不断变化，如从传统师徒制到开班授课，再到与学校合作开设乱针绣专业培训等。有发展、有传承人才能确保非遗的活态传承，使其具有生命力，呈现出“活”的文化态势。但在活态流变中应保留非遗的原真性与文化DNA，才能延续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 五、结语 文化遗产保护虽有静态与活态之别，而在具体保护实践中，往往二者兼而用之。静态保护是一种档案式或博物馆式保护。然而，在21世纪的当下，活态保护的理念愈来愈受到关注。如今，我国之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从物质上升到非物质，从静态保护上升到活态保护，从器物保护上升到对器物制作者的保护。[14]活态保护意味着保护并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为之创造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如果说自然生态系统是动态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和演替之中，那么，人类文化遗产亦然。因此，文化遗产保护也应是动态的，“但保护的目的，并不是让其静态的存在，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生长在我们的生活中”[15]。古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抑或非遗，都应以活态性、动态性、复合性为特征进行保护与传承，赋予古运河文化遗产永续的生命力，使之穿越时空而成为常州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 淹城是目前我国西周至春秋时期保存最好的古城。据说此亦世界上仅有的三城三河形制之古城。 ② 战国至民国，常州数经筑城与城建，今仍保留“四城四河，城河相依”之格局。 ③“毗陵七子”乃乾隆中期常州之文人群体，包括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与徐书受，七人才气飞扬，声名远播，俱列于《梧门诗话》。 参考文献： [1] 薛银刚，刘芳，王唯. 京杭运河常州段水质变化趋势及相关性分析[J]. 环境科学与管理，2016（9）：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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