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赵怀玉对唐顺之接受摭谈 |
| 范文 | 蓝士英 摘? ? 要：唐顺之作为一代巨子，文法唐宋，称誉今古;学期致用，垂范后世;著述宏富，名重天下;文武兼擅。荆川先生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常州作为其桑梓之地，遗泽所至，后学浸染涵濡，靡然向风，遂使清代常州文化继往开来，臻于鼎盛。后学之中，赵怀玉庶几为典型例证。赵怀玉对唐顺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诗文、事功及书法方面。诗文方面，尤重唐顺之古文创作成就，认为其人对常州古文创作有首发之功;事功方面，固然满含尊崇，不过对唐顺之晚岁之出，也稍有微辞;书法方面，则关涉到唐顺之书法的风格与地位、李邕书法在明代的接受与传承，由此还可对董其昌书法渊源再作思考，对明代书学研究或可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总而言之，研究赵怀玉对唐顺之的接受，可以从中细绎常州文化转捩的关键之处，进而蠡测乾嘉常州文坛高峰林立的渊源，可能正在于乾嘉常州文人对待前贤，尊重而不盲目，接受而不步趋，心摹手追，融会贯通，终得自树新帜，蔚为大观。 关键词：赵怀玉;唐顺之;常州文人;阳湖文派 中图分类号： I209.9?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文章编号：2095-7394（2020）03-0037-06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江浙，曾亲自率兵抵御倭寇。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嘉靖三十九年（1560），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逝于通州（今江苏南通）。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荆川先生文法唐宋，称誉今古;学期致用，垂范后世;著述宏富，名重天下;文武兼擅。荆川先生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常州作为其桑梓之地，遗泽所至，后学浸染涵濡，秉持“存心乎继述，无忝乎先型”[1]的态度，靡然向风，遂使清代常州文化继往开来，臻于鼎盛。后学之中，赵怀玉庶几为典型例证。 赵怀玉（1747—1823），字映川（或印川），又字亿孙（或亿生），号味辛，并曾自称“馝柯居士”“舣舟亭长”“栖园”“小聚沙庵主人”等，晚号收庵。名列“毗陵七子”，与孙星衍、洪亮吉、黄仲则并称“孙洪黄赵”，有“毗陵文献”之称，在诗、词、古文、骈文创作、诗学、文献整理与刊刻、古籍收藏等方面皆有建树。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丁父忧归，遂不复出。李廷敬延葺《宋辽史详节》，阮元、伊秉绶延葺《扬州图经》。晚主通州石港书院、陕西关中书院、湖州爱山书院讲席。著有《亦有生斋集》《亦有生斋续集》《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等。 常州乾嘉文人多对唐顺之极为推崇，如陆继辂云：“吾乡自唐襄文，以文武干济之才效忠前明，恭毅继起，首为本朝名臣，二公所诣不同而同致通显，盖襄文以通，恭毅以介，襄文如长江大河无不容纳，恭毅如高山绝壁特立千仞，然继辂所见乾隆、嘉庆间伟人，奇节谠论震动一时，其始大率以襄文为宗，惟君笃守家法，而稍变其严峭为安雅廉让。”[2]唐顺之对乾嘉常州文人的影响，已有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如吴冬冬《试论唐顺之对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一文。本文则以个案为契机，全面梳理赵怀玉对唐顺之的接受，由此探讨常州文化的传承路径。 一、对唐顺之文学的接受 唐顺之生前身后，名闻天下。万斯同《明史》云“顺之文章行谊，盛为士大夫所推”[3]，其于文学，兼唐融宋，上溯秦汉，重道亦重文，文道合一，故而后世追随者代不乏人，赵怀玉正为其中之一。 赵怀玉对唐顺之文学的接受，最为明显的是对唐顺之古文的推重。 唐顺之古文创作成就极高。王慎中《唐荆川文集序》对其推崇备至，以为唐顺之乃季札、子游之后第三人：“吾于二人读其书，观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几知其人。于今所见而及与之为友，又得一人焉，毗陵唐应徳也。”[4]作为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唐顺之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绩取誉当时，更影响后世，而其对常州文坛的重要贡献，更是被屡屡提及。比如王士祯《邵子湘青门集序》：“毗陵文派始荆川，方明嘉靖中，沧溟、弇州继空同之后，以先秦西京之文雄长海内，荆川独与遵岩、浚谷、鹿门数君子，发明唐宋六家之绪言。今观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与少游、无咎、文潜之流驰骋后先，可以不愧。”[5]王氏以为，毗陵文派，始于荆川，其文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可相提并论。总而言之，唐顺之诗文并擅，不仅对晚明文学有启沃之功，对于清代常州文坛，更是功莫大焉。吴冬冬《试论唐顺之对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一文，综合梳理了唐顺之对常州古文发展的奠基之功、对毗陵诗派、常州学派的影响。 赵怀玉正是清代常州文坛受唐顺之影响的典型代表。赵怀玉对唐顺之文学成就的态度，既有继承，更有总结发挥，承前启后，集中体现了乾嘉时期常州文人对唐顺之的接受。这种接受，首先，是认可唐顺之在常州古文发展方面，有引领之功，“据赵怀玉列举的人物，基本厘清了在阳湖文派兴起之前常州古文发展的统绪脉络。”[6] 赵怀玉文集中对唐顺之的古文成就屡屡提及，尤其是论唐顺之对于常州古文创作的首发之功，其《〈孟邻堂文钞〉序》一文有云：“吾郡之以古文名者，自唐襄文后，如邵子湘、董文友诸君，继起不乏，而近时耳熟而心仪，尤在农先先生与蒋东委先生两家之作。”[7]于中可见对于常州古文名家，首推唐顺之;其《毛先生墓表》一文有云：“吾邑以文章名者，自唐襄文顺之倡于前，后百余年邵山人长蘅、杨学士椿、蒋教授汾功相继趾其盛，虽所得不同，而挟持既深，信皆可垂于世。吾师毛先生实受其传于蒋先生者也。予从先生游，不以为不可教，顾时时朂之，俾蕲至于古，予之获有知解者，先生力居多。”[8]上文同样将常州文章名家以唐顺之为首，且强调其引领之功，而自身文学谱系，也正在唐顺之一脉相传之中;在《〈鹊印堂文〉序》一文，赵怀玉也强调了类似的看法：“自有明中叶，荆川、方山两公以文章提倡后学，此道閴寂，几及百年。”[9]稍有不同的是，此处将唐顺之与“方山”①并列为以文章提倡后学之人，可见其对唐顺之古文成就的认识已进一步深入。“方山”即薛应旂，其与唐顺之及王鏊、瞿景淳皆擅时文，有“王唐瞿薛”四大家之称，且唐顺之与薛应旂皆为常州人，在乾隆时四大家已罕有提及的情况下，赵怀玉重提两人，其追慕先贤之心，于中可知。 唐顺之诗歌亦卓然自立，朱彝尊《明诗综》[10]选录唐順之诗十二首，小传引明穆敬甫评语：“唐公诗典雅舂容，绰有盛唐体裁。”引明顾玄（四库本作“元”）言曰：“中丞古体如云津跃龙，幻变莫状;近体如风涧鸣琴，幽逸有致。并足流响词林。”并有胡应麟、蒋一葵、黄清甫、陈子龙等人评语，皆对唐顺之诗歌褒扬有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11]有关唐顺之的内容，大致袭自钱谦益《列朝诗集》，所谓：“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与陈约之辈，一变为初唐，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归田以后，意取辞达，王李乘其后，互相评砭。”[12]唐顺之对于明代诗坛的贡献，陈书录先生《唐顺之与明代“毗陵诗派”考论》[13]一文有系统梳理，其文考订精详，认为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个以唐顺之为领袖的“毗陵诗派”，对晚明文学解放思想影响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于唐顺之的诗歌，赵怀玉提及较少，其《唐襄文遗翰跋》一文有云：“余旧藏有长卷，计近体诗十六首，金粟山藏经纸，广狭十二番，笔势雄恣，诗句亦多精警，为公得意之作。”[14]此中论及唐顺之诗句“多精警”，与前人对唐顺之诗歌的评价颇有不同，可谓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 二、对唐顺之事功的接受 唐顺之一生文治武功，世罕其人。其为文人，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其期于致用，事功彪炳，亦足令人起敬，尤其晚年仍亲临前线，全力抗倭，“建牙海上，身亲锋镝，人或诮其轻躁，乃其讨贼一念，必灭此而后朝食，鞠躬尽瘁，之死靡他”。[15]唐顺之好友茅坤之孙茅元仪《与唐君俞书》有云：“古之有文事者，未必有武备;有武备者，未必有文事，能兼之者，唯我两先人乎？荆川先生不可一世，每过先王父，则欷歔而泣，抚掌而叹也，曰：‘知兵者，天下唯我与子乎！”[16] 对于唐顺之的事功，赵怀玉亦屡致敬意。《云溪乐府》卷一《龟巢篇》有云：“山居十载起御倭，道德政事宁分科。”诗后附注云：“唐顺之，嘉靖进士，宗濂洛之学，以言事归。卜筑阳羡山十余年，以赵文华荐，历官淮扬巡抚，御倭甚力。”[17]《云溪乐府》分为两卷，每卷52首诗歌，凡104首，所涉人事，赵怀玉自谓“取常州八县之事，自周至明，撰《云溪乐府》”[18]，《云溪乐府》创作主张本在“专示表章，微昭炯鉴”[17]，是以诗歌以正面褒扬为主，《龟巢篇》正是对唐顺之道德、政事之大力表彰。 作《云溪乐府》时，赵怀玉仅二十五岁，其时意气尚盛，故其《云溪乐府》自序有云：“阐幽芳，发前烈，存心乎继述，无忝乎先型，后死者之责也。”[7]其后阅世渐深，乃知时人对唐顺之仍有非议，如《唐襄文公像赞》有云：“辍扉而寝，少以自淬。击楫而吟，晩以尽瘁。名山峩峩，望轶时辈。探原天人，余亦津逮。须眉未衰，岁厪逾艾。胡为海滨，大星忽坠。久而易名，宜有余快。所未释然，或在进退。世有论公者，立功立言之间，固自有不敝与！”[9]于中可见，争议所在，或在唐顺之之进退，实指唐顺之晚岁因严嵩一党赵文华疏荐而出，后世遂聚讼不已。宋明理学昌盛之后，士人出处进退，往往多受苛责，唐顺之也未能幸免，后世乡邦虽极力弥合，然终难塞悠悠之口，即如赵怀玉，虽向来推重先贤，对唐顺之也满含尊崇，然对唐顺之晚岁之出，也不能不稍有微辭，为说明此事，现节引《唐襄文手书诗卷跋》部分内容如下： 考公成进士，出张璁门下，以不附璁，再起再黜，读书阳羡山中，负时望者十余年，中外论荐并竝报寝。晚以赵文华荐，商岀处于罗达夫。达夫以为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故公遂出，然分宜以达夫同乡，拟假边才起用，仍又力辞，则达夫是举，亦似不恕也。既岀，而闻望颇损，论者至谓太仓王民应之死，实由于公。太仓尝以张择端《淸明上河图》贻严氏，公指图中博者张口喝六证其赝，不知此东坡论李伯时贤已图事，且公在外日多，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是年冬，民应始死西巿，此不待知者明之也。总之，民应之祸，其积衅于严氏父子者，已非一日，故滦河变闻，遂行其计，而公为兵部郞中时，尝核蓟鎭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民应降俸二级。又尝序《钤山堂集》，迹与分宜近，世人好为议论，遂缘此附会耶？余为乡后进，恐流传之言易于入人，寖久而不能解，故因展手迹而详为辨之，且愿世之士大夫慎于岀处，偶一失足，众谤集焉，虽贤如公亦不免也……[14] 由上可知，关于晚岁之出，唐顺之曾询之好友罗洪先，罗洪先以为既已名列官簿，不必以处士终身;而好友李开先则认为出非其时，托非其人，实非明智之举。赵怀玉辩驳了唐顺之所受的不实之词，分析了唐氏致疑之由，而对唐氏晚岁出处不慎之失足之举，也略致憾意。当代学者对此也多有关注，赵园先生《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一文可以作为代表，该文认为唐顺之晚年的出任军事，固然因缘自严嵩党羽赵文华的疏荐而备受后世诟议，但其用心却在于平定东南倭寇和西北边患，体现了明代士人进退有节，唐顺之其人的魅力，或许正在于其不能忘情于用世，在危机时刻任事之勇，以至于在道德重压下毅然担荷的定力。[20] 三、对唐顺之书法的接受 唐顺之作为有明一代贤哲，学术博洽，人品高洁，事功卓荦，[21]其人、其事、其文均备受关注。而其书法，却少有学者提及。赵怀玉对唐顺之书法的评价，其实也非常值得关注。 赵怀玉提及唐顺之书法的文章主要在《亦有生斋集》文卷八中的四篇，对唐顺之书法渊源及书法特点均有精当评述。 《唐黄门使广纪行跋》有云：“唐氏自襄文后，累叶以能书传。是册虽非经意之作，而用笔清挺，略见一斑，夫固有以启之矣。”[14]“唐黄门”者，文中云“用思先生中宏治庚辰进士，终户科给事中，故世皆称为黄门。”唐用思乃唐顺之祖父，名贵，字用思②。 赵怀玉由唐贵手迹，以为唐顺之书法渊源有自，并且对唐顺之“用笔清挺”之特点，深表许可。 《唐襄文手书诗卷跋》有云：“唐襄文公诗卷真迹计近体诗十六首，金粟山藏经纸，广狭十二番，其接缝处皆钤唐应德父小印，末用提督江淮兵马之章，盖公晚年所书。书宗李北海而变其形似，超逸恣肆，有不可一世之概。公于学无所不窥，书其余事已，所得若此可宝也。”[14] 赵怀玉指出唐顺之书法宗尚“李北海”，即唐代著名书家李邕，其人在后世影响深远，明代董其昌甚至将其与王羲之并列，唐顺之在书法上并非倾力为之，虽其余事，却有“超逸恣肆，有不可一世之概”，贤人真不可测矣，赵怀玉对此极为叹服。 《唐襄文手书杜诗卷跋》有云：“荆川先生手书少陵《咏武侯》诗二首，笔力奇矫，有龙跳虎卧之概，盖神明于北海、涪翁两家者，虽不署欵，固可审定为先生迹也。”[14] 此卷并无署款，然赵怀玉以对唐顺之书法的熟悉，从其笔力、气韵推断为唐顺之手迹，殊为可信。 《唐襄文遗翰跋》有云：“唐襄文公遗翰，余所见颇多，其草书《拳歌》最为奇纵，自余行楷，皆以李北海为宗，而稍变之。”[14] 此则指出唐顺之草书奇纵之处，是宗李北海（李邕）而有变化，可谓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赵怀玉所论及唐顺之书法的四件藏品，两件自藏，两件为乡人所藏，于中也可见唐顺之在地方影响，历久不衰。而赵怀玉多次指出唐顺之书宗李邕，极有启迪意义，于中可以探究李北海书法在明清的接受情况，且赵怀玉文中另有一处值得细思的例证：“董文敏集书之大成，其书约有三种：一则凝重古拙，似颜平原;一则纡徐妍溢，似李北海。此皆香光上乘。今世所行多非经意笔也。此卷汪君承燮所藏，盖公晩年书，能兼李颜之胜。”（《董文敏书〈许宜人墓铭卷〉跋》）[14]董其昌是明代最著名的书法大家，其文学思想受唐顺之影响，已有学者关注此点[22]，其书法受唐顺之影响，则尚可深掘。唐顺之书宗李北海，而董其昌将其与王羲之并列，也有可能是受唐顺之影响，赵怀玉文集中也有端倪透露：一是《唐氏宋拓十三行原本跋》有云：“唐氏《宋拓十三行》，襄文公旧物也，经董文敏品题，遂为海内第一。”[14]一是《重刻唐氏宋拓十三行跋》有云：“唐氏《宋拓十三行》自董文敏赏重，其名遂著。”[14]董其昌赏重唐顺之旧物，对唐氏书法，自然也会非常看重。 由此，赵怀玉对唐顺之书法的态度，实际上关涉到唐顺之书法的风格与地位、李邕书法在明代的接受与传承，由此还可对董其昌书法渊源再作思考。一言以蔽之，此对明代书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唐顺之被后世广为接受，与其诗文创作成就及人品节操大有关系，其诗文理论的张力本身也对后人也颇有吸引力;其致力事功，也对清代常州经世之风大有影响。赵怀玉作为毗陵后进，对唐顺之的接受，内容是丰富而全面的，既有文学创作方面，也有经世精神领域，还有书法艺文方面;态度是复杂而微妙的，从赵怀玉的接受而言，既见出对唐氏的推重之处，也不乏对其惋惜之意。研究这种接受，可以从中细绎常州文化转捩的关键之处，进而蠡测乾嘉常州文坛高峰林立的渊源，可能正在于乾嘉常州文人对待前贤，尊重而不盲目，接受而不步趋，心摹手追，融会贯通，终得自树新帜，蔚为大观。 注释： ①薛应旂（1500—1575），明朝学者、藏书家，字仲常，号方山。“武进人，嘉靖乙未进士，令溪与知府郑不合，乞改敎得九江，主白鹿书院，历迁南考功郎，掌内计。分宜憾给事中王烨，令尚寳丞诸杰贻书，嘱以黜烨，应旂留烨黜杰，被劾降建昌通判，历升浙江提学副使，以过执忤，时调陜西兵备，未几罢归。应旂肮脏世俗，为文亦磊落，所著有《宋元通鉴》《宪章录》《浙江通志》等书”。见明毛宪《毗陵人品记》卷九，明万历刻本。 ②据张慧琼《唐顺之家世考述》：唐贵，字用思，一字勉仁，号曾可，“太孺人谨甚，扁其居为‘曾可，盖其意曰‘事亲若曾子可也，人称曾可公。曾可公弘治己酉中举人，庚戌会试第三名，廷试二甲第五名，仕为户科给事中。”见《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第49页。张慧琼所据为王鏊《明故征事户科给事中曾可唐君公墓志铭》，唐肯《毘陵唐氏家谱》，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铅印本，藏上海图书馆家谱室，比较可信，据此，赵怀玉文中一处有误，“庚辰”当为“庚戌”。 参考文献： [1] 赵怀玉.《云溪乐府》序[M]//亦有生斋集.刻本.1821（清道光元年）. [2] 陆继辂.山东青州同知赵君墓志铭[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4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9. [3] 万斯同.明史纪传：卷二百九十五：列传一百四十六[M].清钞本. [4] 王慎中.《遵岩集》卷九序[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卷172.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1. [5] 王士祯.蚕尾续文：二[M]//带经堂集：卷七十四.刻本.程哲七略书堂，1711（清康熙五十年）. [6] 吴冬冬.试论唐顺之对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J].常州工学院学报，2016：（4）：1-5. [7]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三[M].刻本.1821（清道光元年）. [8]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十六[M].刻本.1821（清道光元年）. [9] 赵怀玉.亦有生斋续集：卷四[M].刻本.1821（清道光元年）. [10] 朱彝尊.明诗综：卷46[M]//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0冊.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117. [1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二[M].刻本.扶荔山房，1819（清嘉庆二十四年）. [12]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一[M].刻本.毛氏汲古阁，1652（清顺治九年）. [13] 陈书录.唐顺之与明代“毗陵诗派”考论[J].文学遗产，2011（4）：92-104. [14]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八[M].刻本.1821（清道光元年）. [15] 尹守衡.皇明史窃：卷七十六[M].刻本.1628—1644（明崇祯年间）. [16] 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卷九十四[M].刻本.1628—1644（明崇祯年间）. [17] 赵怀玉.云溪乐府：卷一[M]//亦有生斋集.刻本.1821（清道光元年）. [18] 赵怀玉.收庵居士自叙年谱略[M].刻本.1832（清道光十二年）. [19]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十一[M].刻本.1821（清道光元年）. [20] 赵园.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88-96. [21] 周群.《唐荆川诗文集》序[M]//常州市唐荆川研究会.唐荆川诗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6. [22] 马躏非.明中叶文学思潮对董其昌的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20-124. 责任编辑? ? 赵文清 Random Talk about Zhao Huaiyus Acceptance of Tang Shunzhi LAN? Shiying （Schoo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ang Shunzhi，a celebrated writer in Ming Dynasty，was famous for his work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is reputation and affect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is attributed to his abundant works and excelling at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for thousand years. Mr. Tang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especially on Changzhou as his hometown. Later generations learned from him and formed the ethos，thus transmitting Changzhou cul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continue to advance and reach its peak. In the late history， Zhao Huaiyu was probably a typical example. Zhao Huaiyus acceptance of Tang Shunzhi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poetry， meritorious service and calligraphy. In terms of poetry and prose，Tang Shunzhis achievements in ancient prose creation are especially emphasized. In terms of achievement， of course，he was full of respect，but 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about his appointment as an officer in his old age. In the aspect of calligraphy， it was related to the style and status of Tang Shunzhis calligraphy， the acceptance and inheritance of Li Yongs calligraphy in Ming Dynasty，which could also remind us of the origin of Dong Qichangs calligraphy and whether it had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alligraphy in Ming Dynasty. In a word，by studying Zhao Huaiyus acceptance of Tang Shunzhi， we can carefully observe the key points of the transition of Changzhou culture， and then study the origin of the flourishing literary community in Changzhou. The admiration lied in respect and reception of the former literati with clear judgement， following with true heart， learning from systematic aspects， resulting in their own great view and target. Key? words： Zhao Huaiyu;Tang Shunzhi;Changzhou literati;Yanghu Sch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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