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格鲁吉亚在后革命时代的经济成就：误区与现实 |
| 范文 | 【格鲁吉亚】Vladimer+Papava+译者王凡妹+邱建梅+张雪童+王子轩 〔摘要〕文章阐释了格鲁吉亚自2003年11月“玫瑰革命”以来，在经济改革实施过程中切实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揭示出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根本性问题的误区。文章指出，格鲁吉亚应被视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布尔什维克主义（neobolshevism）的共生体，而非一个秉承自由改革思路的国度。格鲁吉亚的腐败现象并未完全消除，而是代之以新型的、形式更加复杂的精英腐败。格鲁吉亚并非只倾向于欧洲发展模式：国家领导层已经正式宣布，将国民经济的“新加坡化”作为经济发展目标之一，政府正刻意阻止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的意图。2008年8月的“俄格战争”结束后，格鲁吉亚依然保持着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包括贸易关系。① 〔关键词〕格鲁吉亚；后革命时代；经济成就；误区；现实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6-0061-06 2003年11月爆发的“玫瑰革命”，可谓第三个千年初期后苏联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现在，与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相比，革命的结果已经愈发显见。在革命的狂潮过后，格鲁吉亚比西方国家更快地清醒过来，这一点不难解释——格鲁吉亚的公民们亲身经历了革命的一切“魅力”，而外国人直至今日，还常常对现实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然而，即使那些倾向于以积极的眼光看待革命领导人的分析家们，也不能无视格鲁吉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不民主倾向（如政府凌驾于司法体系之上）。 2007年11月7日，政府对示威者的严厉镇压，曾激起人们对格鲁吉亚当局的一片批评。然而，在“玫瑰革命”之后，人们注意到，统治当局将民主与专制相结合，并且在革命之后，政府的所作所为几乎是反民主的。直到今日，格鲁吉亚同俄罗斯与亚美尼亚一起，被纳入到“混合体制②”集团之内。 在经济改革方面，格鲁吉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汲取了不少的教训。众所周知，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可能存在误区，经济问题也不例外——在这一领域存在着大量误区，而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揭示这些误区。与后革命时代的格鲁吉亚有关的诸多误区，大多由政治家缔造出来并经由大众媒体广泛传播。近期，已经有一些出版物帮助大家消除错觉和刻板印象，包括澄清一些与经济改革有关的概念。 本文意在阐释格鲁吉亚在后革命时代的经济改革中切实取得的成就，同时揭示改革存在的一些主要误区。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些革命领导人在执政后所面临的问题，笔者有必要先简述格鲁吉亚在革命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独立的格鲁吉亚在革命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1991到2003年，格鲁吉亚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错误。为便于阐释，这一阶段可以被划为三个时期，即无视经济时期，有目的性的改革时期，以及腐败日益加剧时期。 无视经济时期（1991至1994上半年）。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下降了3倍之多，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如1993-1994年度，每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50-70%）。1993年春，格鲁吉亚向市场投放一种临时性流通货币“格鲁吉亚券”，但该券迅速贬值，最终只能用于购买面包——面包主要是公共部门生产的，并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结果，俄罗斯卢布成为了格鲁吉亚流通货币。1993-1994年度，国家没有获得国会批准的预算。国会允许政府按照季度进行开支，而当时国家预算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是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向政府提供的贷款，商业银行也在扩大其无限制贷款。这一时期，尽管政府朝向市场经济迈出了重要一步——1992年的价格自由化（面包价格除外），但前述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家预算匮乏与无节制地发行货币），却致使格鲁吉亚国内生产大幅下降、通货膨胀严重以及国家货币空前贬值。 1994年下半年开始，格鲁吉亚政府不再无视各种经济问题，进入了有目的的改革时期。这一时期持续到1998年底。 最初，政府采取了系列措施，包括提高面包价格、遏制格鲁吉亚国家银行不加节制地向政府贷款——这种贷款以过度发行货币来承销——以及禁止政府向商业银行透支授信额度，成功解决了恶性通货膨胀与国内生产下降问题。自1995年起，格鲁吉亚获得了经国会批准的预算。同年秋季，格鲁吉亚成功推行了货币改革。新的国家货币拉里，不但取代了格鲁吉亚流通券，也取代了俄罗斯卢布。到1996年夏季，通过逐步提高面包价格，同时私有化面包制作销售体系，实现了面包价格完全放开。以上所有这些改革，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紧密合作分不开。1995年以后，格鲁吉亚的经济实现增长，国家也摆脫了螺旋式的恶性通货膨胀。 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格鲁吉亚也因此而被迫接受一次特别考验，拉里开始贬值。格鲁吉亚政府失去了对俄格边境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区域的控制，因金融危机而变得廉价的俄罗斯货物走私现象严重。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成为贬值的卢布冲击格鲁吉亚市场的载体，导致美元大量流出格鲁吉亚市场，进入俄罗斯。拉里大幅贬值——损失了其市值的70%。所幸，在这一困难异常的时期，政府和格鲁吉亚国家银行采取了有效措施，没有让任何一家商业银行破产。 1999年以后，时任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越来越拒绝听取专家的意见，甄选毫无能力且有着明显腐败劣迹的人员进入政府工作。腐败日益加剧时期开始。 由于能源行业存在大规模腐败，从秋季中期到春季中期，格鲁吉亚每天仅能供应数小时电力。第比利斯的情况相对好些，但在格鲁吉亚的一些地区，电力供应在整个冬季都无法实现，而在夏季，电力供应也非常有限。 在这一时期，政府的预算危机愈演愈烈。1998年，预算危机重新到来，实际的国家预算收入开始大幅落后于预算原计划水平。1999年，国家预算实际收入仅占原计划的70%。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2003年。 在格鲁吉亚预算危机中，中央政府与阿扎尔自治共和国之间的预算战争约长达10年之久，被视为危机的一大特征。这场战争中，自治共和国当局拒绝向中央上交其在法律规定的领土上所征收的税收收入。据共和国领导人说，这是因为共和国未能完全收到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中央预算和格鲁吉亚几乎所有地区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为了营造已成功获取预算收入的假象，政府代表可谓机关算尽，主要方法是：向企业收取初步资源税、将预算资金从一个项下挪到另一个项下、伪造文件将已上交的钱退回给纳税人、虚假抵扣、人为夸大政府采购价格等。 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停了其在格鲁吉亚的项目，结果，一方面政府无力获得与执行应有的国家预算，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旨在使格鲁吉亚社会得以民主化与建立市场体制的改革都被削减。 2003年6月，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发布政令，批准“格鲁吉亚2003-2015經济发展和减贫计划”，该计划由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格鲁吉亚学者代表共同起草，并由国际组织和捐助国家的专家参与。可惜，由于缺乏政治诚意，政府根本就未启动这一计划，从而使格鲁吉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捐助者的关系变得空前复杂。 政府在预算过程中的各种错误举措，导致在2003年，国家预算收入仅达到计划收入的15%左右。截至2003年底，在预算危机期间，拖欠公共部门工资和养老金形式的公共债务累计达到1.2亿美元，其中养老金拖欠额约为7000万美元（平均每月养老金不足7美元）。 种种问题造成，格鲁吉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高达52%。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致了人们对谢瓦尔德纳泽政府的普遍不满，革命情绪开始逐渐蔓延。 后革命时代的经济成就 在格鲁吉亚后革命时代，总统集权成为发展的主要特征。2004年2月，在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倡导下，议会批准建立由部长组成的内阁体制，改变了国家的宪法模式。按照这一模式，一旦议会和政府发生冲突，总统有权解散其一。如此一来，议员们将不再愿意与政府发生冲突，议会的权力因此而大大削弱。 总统权力的加强与议会权力的削弱，既起到积极的作用（维护秩序），也带来消极的结果（强化威权主义）。 改革还取得一项重要成就，即政府大幅裁剪冗员，并在重建国家金融秩序的行动上提高了效率。尤其是，政府大大加强了税收管理，制止了几乎所有涉及虚假执行预算收入的非法行为。这种种做法，彻底解决了2004年的预算危机，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在格项目的主要推动力。 “玫瑰革命”之后，许多人期望格鲁吉亚与阿扎尔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会有所改善，双方的预算战争也会因此结束。尽管这些希望像美丽的泡影般难以实现，但2004年5月6日阿扎尔爆发革命之后，双方的一切问题几乎都得到解决，预算战争成为了过去式。 政府同时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这反映在商业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获取许可证和批准创业的各种许可证的体系也被大大简化。总统集权的加强，有益于扩大反腐效果。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政府废除了自苏联时期起运行的交警制度，迅速代之以西式巡警制，进而铲除了格鲁吉亚道路行贿问题的根源，加强了格鲁吉亚在国际运输走廊体系中的作用。有关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改革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自苏联时代以来，这项制度一直因腐败问题而臭名昭著。改革引进了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先前的各大学自主招生机制被取代。舆论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腐败难以滋生。 在各项制度改革中，政府还通过“自由赎金”的办法实现了国家预算收入的大幅增长。众多涉嫌腐败的前官员及其亲属（特别是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朋友和家属）被捕后，要想获得释放，必须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在人们看来，按照程序来说，腐败的官僚会通过这种方式将赃款返还国库，但实际上，如何确定赎金数目来弥补这些腐败分子曾经给政府造成的损失，这一过程并没有得到解释。 随着能源行业的反腐行动取得胜利，2006-2007年的冬季，全国范围内的电力得以正常供应。政府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并在简化所有权登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民事登记工作方面质的飞跃，使公民远比先前更容易获得官方文件。在政府取得的各项成就中，税制改革也同样令人瞩目——税种数目减少了2/3，大大减轻了税负。 然而，尽管政府在后革命时代切实取得了不少成就，许多经济改革还存在很大的误区。 格鲁吉亚经济的主要误区 误区1：格鲁吉亚是自由改革的国度 随着上述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格鲁吉亚可以被称作自由改革的国度。不过，尽管政府冗员减少，税收负担降低，以及简化许可证获得程序与创业所必须的各种批准程序，但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段时期里，也实施了一项限制雇员权利但却大大扩大了雇主权力的劳动法。我们将这些改革统称为新自由改革。人们关注的是，这些改革如何能使格鲁吉亚更具投资吸引力。 这些改革带来了积极后果，即格鲁吉亚在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编制的营商条件排名中，从2006年的第112位升到2007年的第18位，再继续升到2010年的第12位。这一成就，当然会被格鲁吉亚领导人竭力以各种方式来宣传。但事实上，情况并不像排名看上去的那样乐观。 “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出了不少侵犯财产权——尤其是侵犯格鲁吉亚工商业主财产权——的案件。比如，安全部门迫使私人业主“自愿”放弃财产所有权，或未经法院裁决就随意破坏私人所有的建筑物与空间。并且，考虑到外国公司更有机会来吸引外界关注格鲁吉亚问题，政府在与这些公司打交道时要谨慎得多。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司法当局无法独立于政治精英，同时政府对商业体系大加干涉（且不说频繁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可以肯定，当局已毫不犹豫地将新布尔什维克者的措施用于经济工作中。 考虑到格鲁吉亚是在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实施着新布尔什维克者的经济改革，那么上述营商条件排名显然是在粉饰格鲁吉亚的现实。笔者以为，在一定程度上说，任何排名都需要谨慎对待，因为排名结果主要受到针对利益各方进行的调查所用研究方法的影响，而这种方法就是，用定量的方式来评价某一往往是定性的事件。如果将营商条件排名与“世界经济论坛”编制的2010-2011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格鲁吉亚在后一排名中的情形远不能令人满意：国家总排名位列93位，财产权排116位，司法独立排104位，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排135位。 想要切实了解一国经济状况，有关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状况的统计信息的重要性要远胜于其他指标排名：统计数据表明，格鲁吉亚公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报道，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占比也超过了20%——此处将平均消费（即家庭的平均消费）的6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另据专家评估，格鲁吉亚人中遭遇严重困难的社会困难者高达86%。 误区2：格鲁吉亚是没有腐败的国家 “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即刻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斗争，并成功解决了预算危机、能源问题和交警行为问题，使人们渐入一种误区，觉得格鲁吉亚已经彻底铲除了腐败。当然，这一误区多少与政府的导向有关。 的确，大规模腐败已经降低到最低程度，但精英腐败情形却远比先前复杂，即从原初的贿赂方式演变成更为复杂的形式。尽管这听上去可能有些奇怪，但这一新型腐败现象却恰恰是政府积极反腐的斗争所推动。特别是，当先前官员被控涉腐，靠他们的家人付大笔赎金来获得自由，而这笔钱根本没有进入国家预算。事实上，“玫瑰革命”以后，国家安全机构（如检察院、内务部、国防部等）设立了预算外资金，其中部分赎金就被纳入进来。由于这笔钱不受任何监督，故此我们无从了解累计有多少资金，也不知道这些资金的去向。 显然，诸如以赎金换得自由的方式是一次性行为，最多能够反复使用一段时间，但收取次数终究有限。于是，政府接下来开始强制商人向该账户捐款。最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政府才停止这类捐款行为——政府表面上同意这么做，但实际上拖了很长时间。像政府通过指定工商企业“自愿捐款”从而为社会事务获取资金的这类手段，是革命后腐败的典型组成部分。 “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重新开启了去私有化进程，即一项对私有化结果的修订，或被称作重新私有化。安全部门的官员威胁那些财产在革命前已经被私有化的所有者，迫使他们“自愿”放弃财产所有权。这样的私有化是冒着恶性循环的风险——那些被强行夺走财产者可能会加以报复，而一旦反政府势力上台，格鲁吉亚就可能会陷入持续去私有化的闭环。此外，私有化过程本身就存在暗箱操作，这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沃土。 误区3：格鲁吉亚是欧洲导向的国家 即使在“玫瑰革命”之前，格鲁吉亚也并未掩饰其亲西方倾向，只是在革命后，这一向欧洲-大西洋倾斜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政府尤为强调其想要加入北约的愿望，也公开表示其渴望成为欧盟的一员。布鲁塞尔采取了重要措施，与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一些前苏联国家建立并深化合作关系。比如，自2004年以来格鲁吉亚一直在《欧洲睦邻政策》框架内与欧盟保持密切合作， 并于2007年加入《黑海协同》倡议，于2009年加入《东方伙伴关系》倡议。 格鲁吉亚官方也在积极宣传其亲欧倾向。但种种迹象表明，一旦到了切实采取行動时，政府根本没有完善的举措——这还是好听一点的说法。 比如，2008年9月1日，即2008年8月俄格武装冲突之后，欧盟在举行的“特别欧洲委员会”会议上，邀请当时表现出积极支持态度的格鲁吉亚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前提是格鲁吉亚必须履行与实现这一协定有关的特定条件。布鲁塞尔还特别要求，第比利斯需要实施欧式反垄断法律（格鲁吉亚的反垄断规则在革命之后已被废止），并且改革劳动法，以保护雇主的权益。然而，尽管第比利斯官方表示欢迎来自布鲁塞尔的邀约，但仅仅数日之后，格鲁吉亚就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一份意向书，并在其中承诺，自己近期不会实施前述提及的体制改革。 我们都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而世界银行通常致力于体制改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向书中的有关内容是由格鲁吉亚政府、而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 直到2011年，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才重新生效，与签署草拟反垄断法律有关的讨论还在进行中，结果还远未可知，而有关劳动法改革的讨论还根本未开始。 2009年1月，美国和格鲁吉亚签订《战略伙伴宪章》，其中涉及到订立自由贸易协定问题。面对这种情形，第比利斯即使明知布鲁塞尔所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需要何种条件，却仍在该宪章签署之后两年多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都没有弄清楚，华盛顿在同样一个问题上究竟提供何种条件。 与此同时，格鲁吉亚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东方而非西方模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新加坡、迪拜和香港经济模式颇有吸引力。用总统萨卡什维利的话来说，从经济角度看，格鲁吉亚应按新加坡模式来发展。相比之下，格鲁吉亚在宣传“欧洲路线”时最多这样说：“格鲁吉亚应该成为带有新加坡元素的瑞士。”这等于完全忽视了格新两国在经济与制度体系模式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更不用说，新加坡模式几乎不适用于格鲁吉亚，而且格鲁吉亚的这一发展方向等于从根本上就有悖于先前已然对外声称过的欧洲倾向。 可以确信，格鲁吉亚领导人着重强调了新加坡——这样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家——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本质，但却忽视了最重要的规则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布鲁塞尔对第比利斯当局实现自由贸易所开出的必要条件。新加坡经济的这种代表性远非表面那样简单——这个国家已经在食品监管和反垄断规则方面建立了完善的运行机制。 格鲁吉亚领导者打算走新加坡式道路，就会使格鲁吉亚离欧盟以及欧洲模式的经济体系越来越远。 误区4：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没有经济关系 2008年8月，南奥塞梯发生武装冲突后，俄格之间的官方外交关系破裂。人们普遍认为，双方的经济往来也就此中断。但这一观点并不符合事实，毕竟，格鲁吉亚是俄罗斯的劳务输入国，而俄罗斯也是格鲁吉亚经济的主要投资者之一。 随着对外贸易受到了很大限制，俄格之间的贸易额大幅下降，但并未完全切断。比如，官方数据显示，2005到2008年，格鲁吉亚向俄罗斯的出口额占比从17.8%骤减到2.0%，2010年为2.2%——其中2005年时，俄罗斯禁止从格鲁吉亚进口食品。俄罗斯在格鲁吉亚进口额中的占比也有所下降，从2005年的15.4%骤降到2008年的6.7%，到2010年继续降到5.5%。特别应该强调的是，2010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对外贸易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克兰和德国，领先于美国、保加利亚、中国和其他国家。 众所皆知，不少格鲁吉亚公民和已经取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并居住在俄罗斯的格鲁吉亚族群成员，需要将其收入中的一部分寄给居住在格鲁吉亚的亲属。在俄罗斯同格鲁吉亚建立签证机制、2006年俄罗斯爆发格鲁吉亚族群成员受迫害事件、银行体系日益发达等系列事件推动下，银行汇款业务大幅增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自苏联解体之后就建立起来的扶助体系，即俄罗斯的格鲁吉亚族群成员将钱通过回乡朋友带给自己在格鲁吉亚的亲属。即使在2008年俄格武装冲突之后，这一趋势也未受到影响。特别是在2005年，也是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遭受迫害的前一年，总共有超过4.03亿美元被转移到格鲁吉亚，其中超过2.4亿美元（占所有汇款的59.6%）来自于俄罗斯；200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了150%（达到10.02亿美元）和160%（达到6.34亿美元，占所有汇款的63.3%）。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格鲁吉亚汇款总额下降到8.42亿美元（为2008年的84%），并且，源自俄罗斯的汇款金额跌至4.5亿美元（为2008年的71%）——尽管俄罗斯也严重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从俄罗斯到格鲁吉亚的汇款占汇款总额的53.5%。与2009年相比，2010年格鲁吉亚汇款总额有所提升（共计9.04亿美元），源自俄罗斯的汇款总额（达到5.3亿美元）与汇款占比（56.4%）也有所提升。 至于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投资状况，现有统计资料不够充足也不够准确，因此无法据其得出任何有效结论。这主要是因为，许多直接投资公司在离岸区注册，因此无法追踪资金的真实来源。据官方数据显示，在格鲁吉亚2010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俄罗斯位居第三，仅次于荷兰和美國。在此，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投资问题与俄罗斯自2002年以来实行的“自由帝国”理念密切相关。“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当局也积极推动本国融入这一过程中。 因此，即使俄格外交关系中断，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宣称，俄格之间毫无经济往来。 总 结 “玫瑰革命”后，格鲁吉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前任政府的遗留问题，需要通过从根本上降低腐败程度，以克服预算危机与能源危机。政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而且在自由化工商业管理法律方面成果显著。有鉴于此，国家及其领导人也因此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格鲁吉亚改革也被宣传为成功典范。许多国家都对借鉴这一经验的可能性表示出兴趣。 然而，在格鲁吉亚明显取得成功的同时，与格鲁吉亚经济改革有关的误区也逐渐形成。这些误区既不利于格鲁吉亚的发展，也不利于那些对这些改革感兴趣的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真正的成就与误区区分开来。 根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格鲁吉亚并非是一个充满自由改革氛围的国度，而是一个新自由主义与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生体； 格鲁吉亚并非没有腐败，新的、形式更复杂的精英腐败正在蔓延； 格鲁吉亚并未仅仅坚持亲欧倾向。国家领导人已经正式宣布“新加坡模式”的经济目标，并且政府正有意拖延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 2008年8月之战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依然保持着经济往来，也包括贸易往来。 只有揭示这些误区，格鲁吉亚才能清醒地评价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分析其改革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确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只有这样做，格鲁吉亚才能向国际社会发出正确的信号，说明该国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问题，经济中还有哪些领域迫切需要国际金融援助与其他援助。 （责任编辑：马胜利） Abstract：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how what actual achievements have resulted from economic reforms carried out in Georgia since the 2003 “Rose Revolution，” and to debunk some fundamental myths surrounding these reforms. This analysis leads him to conclude that Georgia can be regarded as a symbio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neobolshevism rather than as a country of liberal reforms. Georgia is not free from corruption； it has developed new and more complex forms of elite corruption. Georgia is not oriented exclusively toward a European model：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has officially declared as one of its goals a “Singapo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government is artificially impeding attempts to establish free trad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fter the war of August 2008， Georgia maintained its economic ties with Russia， including trade relations. Key words： Georgia； Postrevolutionary； Economic Achievements； Myths； Rea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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