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风格、成因和启示：《实践论》话语特色的三重考量 |
| 范文 | 郭清 杨丽 摘 要：《实践论》是中国特色话语建构的成功范例。文章从《实践论》话语角度出发，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为宏观考量，从理论阐释和语言艺术中讨论分析《实践论》“接地气”“表真情”“产共鸣”的话语风格。从问题意识入手，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探究其话语风格成因。从新时代话语体系构建着眼，启示我们应在人民群众、中华文化和中国理论的向度中坚定文化自信，着力构建有“魂”、有“源”、有“根”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实践论》;话语特色;文化自信;风格 《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阐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光辉著作，是展现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生动例证和抗战时期政治话语的哲学化成果，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从文本到实践的具体语言行为和建构中国特色话语权的成功典范。它不仅深刻地批判了党内外一切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错误，总结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合一问题的争论，而且用中國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而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先河，因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观察毛泽东文学风貌及话语特色的重要“窗口”。深入挖掘《实践论》一文的话语特色，多维展现其文本魅力，深刻剖析其话语特色的生成来源，实现其学术价值与革命信仰的重塑，讨论《实践论》中早期革命话语的风格、成因和启示，对于更全面细致地了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这一重大课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 一、风格：理论阐释和语言艺术的会通与融合 语言是思想的传播载体，话语是语言的实践尺度，而话语体系的建构是思想文化的系统表达和语言内容的认知结果。基于文字研读和语句表达分析《实践论》话语特色，毛泽东用生动形象、逻辑缜密、开放包容的话语风格，打通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中国话语与对外话语的隐性阻隔，打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独特话语体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国话语范本。讨论《实践论》一文的话语风格，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毛泽东话语特色，而且对于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生动形象，练达自如“接地气” 列宁说过：“对人民讲话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1]同一传播内容的不同叙事方式对应不同的话语空间，宏观叙事在传播对象阶层中更偏向于政治精英阶层，而平民叙事则更偏向于普罗大众。《实践论》中使用大量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民间话语，深入浅出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旨在打造一种民间与官方共通的话语系统，在宏观叙事和平民叙事两种不同话语序列生成中，借民俗谚语巧妙地夯实话语根基，用其独特的话语艺术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进程。 人民日报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中明确指出：“这个著作不只是为某些少数人而写出的，而是为一般人而写出的。”[2]因此，考虑到抗日战争时期话语受众文化水平、可接受能力以及认知语境差异，《实践论》的话语特色更多的是建立在民众所善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上，借用民俗谚语夯实话语根基，展示了毛泽东高超的话语魅力。例如，在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时，文中运用“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等俗语将论证通俗化;在论证“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问题上，更是列举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来反证“秀才”的“知”来源于间接经验这一事实;在论证“认识离不开实践”这一问题时，运用了“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3]这一经典论断。另外，文中还用“知识里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地域方言和民间谚语等平白质朴的语言表达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相结合，形成了熔铸共识、喜闻乐见的“百姓话语”。正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4]毛泽东通过将耳熟能详的民间俗语灵活运用来揭示复杂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总结国内两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来阐释中国革命、建设时期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跨越话语鸿沟、超越阻隔效应，实现了从宏观叙事到平民叙事的话语权传递与转换，完成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有机统一，不仅使民众清晰地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也在全民传播进一步凝聚国人共识、提升国人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语言逻辑缜密，思维清晰“表真情” 言之有序的话语逻辑和简洁有力的话语风格，是《实践论》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转化为具有中国逻辑的哲学思维，将实践观凝练为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将家国情怀熔铸于《实践论》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中的特点所在。毛泽东以突出的话语创新能力、独特的话语推进方式、完善的话语逻辑理路和鲜明的话语真情表达，积淀出逻辑缜密又情理兼顾的话语体系。 从行文逻辑来看，《实践论》对认识论采取了层层递进式的精彩论述。首先，以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为前提，从哲学高度指出认识与实践相互依赖的关系，揭露旧唯物主义离开实践考察认识的局限性，批判教条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其次，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通过考察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来全面论述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再次，通过强调实践高于理论，指出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最后，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揭露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以提高人民理论思想水平，要求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论点论据来看，清晰的理论视角下的贴切现实例证是其论述富有逻辑性的另一魅力所在。例如，在论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时，毛泽东列举“延安考察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成功”等论据，利用讲故事、引典故、谈个人体验等多种话语模式，充分利用话语的“移情”作用拉近与受众间的社会距离。从意识形态需求来看，语言即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5]《实践论》不仅仅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学术话语范本，同时也是兼顾政治需求的书面化政治文本。这篇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的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去揭示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是政治话语的实体化结果。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的《实践论》乃至任何一篇文本，都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也不可能不对政治产生影响，在中西方学术话语融合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话语言说范式引导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也正因如此，《实践论》的政治性让我们看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身上的胸襟与担当，透过历史背景与文本话语的层叠映射，不难发现其字里行间表达的满是对中国革命的希冀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三）语言开放包容，意蕴深远“产共鸣” 延续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守正创新、多元融合的话语精神，是中国话语与外国话语有机融合的基本精神内涵，是历史文明与中国革命事业实践进程中熔铸于国人心中的理想底色和话语格局，是知识分子与民众间搭建话语桥梁、阐发思想共鸣的精神根基。 《实践论》植根于国内两次革命失败的深层历史，以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中国气度，通过引经据典充实话语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说方式，在对中国革命建设的思想路线创新性阐述的过程中灵活运用日常叙事话语。一方面，《实践论》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准，从中汲取中国文字魅力和语言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文化标识融入《实践论》的字里行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话语艺术。例如，将“概念”这一人脑认识过程中“突变”的产物，凭借《三国演义》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典故，巧妙地引入到认识的第二阶段，将复杂的认识过程论述的通俗易懂、有理有据，艰深晦涩的原理知识与耳熟能详的经典文字融合，碰撞出典雅规整又丰满灵活的话语特色。另一方面，全文穿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量论述来充分论证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传承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话语本色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与中国独特话语体系有机融合，不仅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而且对实践内容的整体概括、实践在认识中作用的系统阐述、认识发展过程的具体分析以及认识发展总规律的总结等方面作了详尽补充，使马列主义不再是知识阶层的专属理论，也成为了寻常人家所能理解的大众话语。在中国话语与外国话语融合过程中，“开放包容”早已内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和合理念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基因，中华民族始终以天下视野和开放心态，在“和合”中强调文明共存，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传统话语体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话语体系的巧妙转型中搭建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情感共鸣的话语桥梁，增强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汇聚成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发展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文化符号，在承载文化传统中突破话语传播瓶颈，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活的生命力。 二、成因：问题意识和中西糅合的呈现与反思 “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6]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更是一种符号性动物。前者是指人必须通过交往来维持人作为类的存在，后者则是指人的交往是需要通过语言符号才能维持的基本特质。作为人的交往实践的产物，语言又承载着人类的目的、意志、感情等因素，是特定社会背景和深层社会结构等因素共同运作的表达工具。同样，正是复杂的时代背景、深厚的文化功底以及独特的学术视角的综合作用，才形成了《实践论》别具一格的话语特色。审思其话语特色形成背后的客观原因，是把握其深厚文化底蕴、体悟其实践深意、认识其作为中国话语权建构的成功典范的重要考量。 （一） 注重内外协同，从缓和革命局势到满足群众需求的二维耦合 20世纪3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内一定程度上存在对政治光谱的模糊遐想和对主观主义的盲目热情，潜藏在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侵蚀着党的肌体，破坏着党内的政治生态。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盲目崇拜共產国际和苏联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与中国实际粗暴结合，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创伤。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混乱变革之际，党内政治生态失衡、主观主义渐次生出，这种从革命本身衍生出的内部革命可能性使中国共产党内呈现出纷争不休且趋于对立分化的革命形势。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从思想认识根源上肃清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理论思想水平和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安定幸福。事实上，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实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段话充分体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同时也为《实践论》的创作埋下伏笔。在结合抗大邀请讲授辩证唯物论课的机会，毛泽东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写下《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便是其中重要章节。因此，抗日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党员干部的理论需要以及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实践论》话语特色形成的动因之一。 政治活动不可能与理论学术绝缘，理论学术又是服务于政治活动的“祛魅”过程，而政治视域涵盖的语言问题和学术领域辐射的政治问题都是为了特定话语受体即人民的诉求。政治层面的变革不仅带来语言的变革，更是为了迎合受体诉求的变革过程。早在研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后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时，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革命斗争的关键，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核心要义便是同人民群众保持密不可分的鱼水之情。在这一具体语境下，《实践论》的话语表达有了特定的语言需求和价值导向，毛泽东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鞭辟入里的话语表达，将“人民”作为话语主体，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话语立场，在《实践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针对受众群体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将人民期待视野与话语表达相吻合，高屋建瓴又平实淳朴、言简意赅又生动传神、论辩有力又情理兼顾，以强烈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话语模式。《实践论》中衍生出的这种从语言符号出发的微观革命，通过对语法规则坚硬内核的消解与扬弃，颠覆以往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语言特色，在内与外的语言实践中创造出政治性、学术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话语表达。 （二）推动新旧转换，从继承传统文化到创新话语表达的有序互动 借由中国传统“旧学”构建中国革命“新语”，游刃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中国话语是毛泽东言说活动的衍生语境。《实践论》将话语表达与中国实际缝合，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舍弃，又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构建出新旧交织的话语场域。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践论》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观，更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准，聚焦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生成特定话语风格，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环境的正面互动，透过自我审视和语境还原，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形成独特话语形态，这是《实践论》话语特色形成的动因之二。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折射中国风貌的铜镜，同时也是《实践论》语言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青年毛泽东受传统儒家哲学中“修身”思想的影响，树立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旨趣;在其师杨昌济的引领下和对“湖湘文化”的承继中加深了对实践与认识关系的理解;并在革命实践过程的深邃思考和深刻总结中得到进一步佐证。丰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为其创作《实践论》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标题，充分彰显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文字论述中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气息，渗透着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点。贯穿全文的“知行合一”，一方面使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观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使中国革命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自身、发展自身的新途径。因此，将静态的固定的话语符号变成流动的多变的话语实践，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理性知识，在继承和发展中组织成变动的中国经验，推动理性在实践中接受不断的挑战和考验，在新旧交织的临界点上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化效用，形成一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话语风格是话语革新的全新模式。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论》一文，一定离不开中国传统话语素材和话语特色。同时，也只有使中国特色话语源远根深，才能保持其思想力度与实践厚度。要把握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质料，在继承和发展中实现中国话语风格的再创造，在新与旧的话语创新中实现民族性、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统一的话语表达。 （三）坚持破立并举，在契合中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 破与立是理论构建中的一对矛盾范畴，是使抽象理论思维契合实践合理性的逻辑里路。破马列主义之教条，立马列主义之新义，《实践论》坚持对待立义思维方式，以立为本、破中有立、破立并举，探寻多元文化差异性和交叉点，通过对话语逻辑“交集”的范围界定，重建不以语法结构为核心的话语表达样式，将外部世界理论转向国内需求形成独特理论解读模式，是于相反相成的破立变革中实现话语功能的二维耦合。正如毛泽东经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革命具体怎样做法，还要我们自己根据中国情况去创造，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经验。”[7]事实上，以王明为主的教条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以外来文化之姿直接昂扬于中国环境，定会“水土不服”，而改变这种情况背后的引线便是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达。这种“中国化”除了理论层面，更是对中国本土的语言体用关系的梳理创造。《实践论》作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经验的哲学总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同主观主义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哲学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斗争的革命产物。以中国的话语模式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其学术价值的再生创造，是《实践论》话语特色形成的动因之三。 诚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交织的成果，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再造，是西方理论演变为符合中国思维和语言习惯的“中国话”。毛泽东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基础上，对当时苏联最新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吸收借鉴，同时注重研习如中国青年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化通俗读物《大众哲学》等中國哲学书籍的理论，用“中国话”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考与中国话语特质相连接，以二者学术与话语共鸣为契机形成《实践论》一文。例如，文中所用“知行合一”概念在理论形态和话语功能上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是《实践论》文本内中华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现中西合璧的最好例证。除此之外，在讲述“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这一问题时，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为认知基点，列举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时人民的笼统排外主义作为认识的第一阶段的论述;后又列举五四运动前后人民的理性认识作为认识的第二阶段的论述。文中的许多精彩例证，以中国话语佐以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话语结构，在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阶段本土化过程中开创了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由此可见，《实践论》引导的马克思主义“话语革命”，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学术话语大众化、复杂理论生活化、单一思维多样化，以其纷繁复杂的话语特色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代话语特色提供了新内容。 三、启示：话语风格向话语体系的过渡与展望 话语不仅是言语交际过程中人们交流思想的表达方式，也是承载着一定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来沟通生活与政治的桥梁。话语场所作为权力力量的角逐地，话语权本质就是话语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对意义表述的争夺权，话语场境的失语往往也伴随或者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国际话语场域的“真空地带”，正是毛泽东率先冲破敌人的话语封锁，重塑新中国的话语主体形象，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带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争夺国际场上的话语权。立足新时代，发声不足、阐释不够、表达不充分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主要话语困境。作为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实践论》，无疑是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先进文化话语研究的重要资源和构成要素。通过语篇分析话语多重价值，体悟其话语特色以及把握话语背后的文化自信实质，对于“推动构建新时代话语体系”这一时代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依归，形成有“魂”的话语基调 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8]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是中国政治最本质的要素，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魂”。而人民性话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赓续，是毛泽东乃至中国共产党建构话语体系的逻辑原点，是纷繁复杂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中国特色话语模式。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教育人民，激发人民的斗争意识和革命潜力，就必须要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述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基于人民性话语所作的《实践论》，是立足中国实践和人民立场创新中国话语的可贵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和价值导向的。当然，也正是以人民概念作为核心话语构成要素和现实旨归，《实践论》才能以通俗易懂、简明有力且具有地域色彩的话语特色成为洞察毛泽东话语特色的重要话语文本。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9]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工作路线，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之道，更是执政底气所在。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所做的伟大历史贡献，是新中国70年沧桑巨变的木本之源。立足新时代，我们更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本质，把握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加强中国话语创新与重塑中，注重以人民为主体的话语构建，明确话语价值定位，将中国话语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用贴合人民群众的政治、学术话语圈出最大话语“同心圆”，开拓提升话语表达的丰富实效。同时，将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转化为科学的系统化语言，更要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话语规则，借《实践论》话语特色蕴底气、涵生气、接地气。以人民作为话语表达的根本立场和创作导向，树立为人民著书立传的决心和目标，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话语营养，将新时代科学理论与思想糅合凝练，从而指导人民群众开展社会实践。坚持人民话语本色、洞悉人民话语需求、创新人民话语表达，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通俗化、时代化、大众化，着力打造一套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二） 以中华文化为叙事载体，奠定有“源”的话语声调 2019年，习近平在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中提到：“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10]然而，自中华文化被迫纳入西方话语体系以来，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就被动处于西方造梦式抹黑和垄断式操控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谋取、掌握国际道义制高点以维护其强权政治特性和全球霸权地位，中国一度处于不利于本国舆论导向的话语困境中。因此，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虐横行的国际话语场域内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扭转西强东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是一重大课题。十九大报告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1]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诉求，篆刻着中华民族精神印记，展现着中华民族精神标识，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是中国特色话语构成中最本源的因子。挖掘其中与社会发展进步相契合的积极因子，开创不同于西方话语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从熔铸中华民族血脉基因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话语创新方案，理清层次性与丰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建构性与目的性间的逻辑理路，推进新型话语体系演绎历程，是中国应对国际话语困境、价值缺位和语权缺失，实现话语价值重构和彰显中国话语特色的核心要义。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叙事活动，是驳斥甚嚣尘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打破国际认知误区，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争锋中站稳脚跟的不二法门。 中华文明的底蕴正是中国话语的养分，毛泽东的主要话语资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关系”便是《实践论》的理论写作的本质元素。同时，毛泽东结合时代特征又赋予“知行合一”新的阐释和意蕴。由此可见，国际文化生态中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必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内核中寻求立场支撑。新时代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关键所在。对此，我们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坚定文化自信，辨识主流文化，不惧怕立场迥异文化间的正面较量，在论战和对立中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精髓打造成符合国际通用话语规则的强势话语。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包含着独特文化内核、话语风格和历史局限。我们要从历史渊源出发，厘清发展脉络，通晓未来走向，学懂弄清内在信仰、标识和特色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不会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我们应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在致理中和、兼收并蓄中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阻隔和地域限制对话语体系进行分析、批判与重构，着力打造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外交话语”，在国际通用话语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同时，理论支撑和学术滋养决定了社会思维框架和价值导向。中国学术界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积极推动学术创新和繁荣，重视争夺学术话语权，在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中形成良性互动，主动出击、先声夺人，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学术话语体系。 （三）以中国理论为逻辑自洽，建构有“根”的话语主调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2]特定理论是话语体系的内在根柢，话语体系又是特定理论的外化形式，毛泽东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并用中国实践指导创新话语体系来实现建构现实的话语功能。相反，建构性话语的缺失只能将中国话语停留在词语表达的层面，不能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话语符号，更谈不上建构效应。因此，话语体系不仅是话语的展现载体，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是国家政治特性、民众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因此，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时代所需，是民心所向，是大有可为和必有可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深厚文化底蕴，立足于时代发展特征，凝结着世界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国人民智慧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我们构建“新”话语体系的契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和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国际话语格局的激烈竞争，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声音，传唱中国故事。《实践论》是这一话语构建体系中的重要代表，以此为主体研究内容，可引发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若干思考。 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合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3]国家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是宣传国家内政外交的重要途径，在国际话语语境总体不利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便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坚实基础，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有力支撑，是我们根基所系、底气所在。总体来看，制度体系分歧、意识形态偏见、利益争夺驱使等政治因素始终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矛盾焦点，是中西方话语体系争端中的核心要素。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进一步建构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扭转西方霸权话语体系下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导向，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精髓和思想内核，应用国际通用语言规则，创新中国话语表达方式，拓展话语表达平台，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打造成优势话语继而转化为国际主流话语。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6. [2]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N].人民日报，1951-01-29.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08.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66. [6]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46. [7]曲直.歷史大潮中的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07. [8]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N].人民日报，2019-06-01（01）.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4. [10]习近平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N].人民日报，2019-05-15（01）.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12]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N].人民日报，2019-05-05（01）. [13]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责任编辑：闫生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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