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优化探析 |
| 范文 | 李红军 刘晓鹏 摘?要：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事关党的生死存亡，要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予以优化构图，既要厘清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又要正确理解其鲜明价值意蕴，把握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当前，政治生态主体失范、党内制度不完善、腐朽落后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现实困境。新时代，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需要从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健康党内政治文化、制定评价党内政治生态的科学方法等四个方面着手，形成联动效应。 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态;党的政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0-0045-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和作为根本性建设的教学研究”（19JDSZK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红军（1970-），女，山东荷泽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刘晓鹏（1991-），男，石家庄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规律与经验。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课题，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的关键举措，是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实践更加科学成熟。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解决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不仅可以丰富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还可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学理角度分析和研究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问题，为党的政治建设深入开展提供理论支撑，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意蕴 加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首先要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内涵。这不仅要梳理政治生态的内涵，还要厘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论述。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有着鲜明的价值意蕴，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统筹兼顾与重点突破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顾名思义，“政治生态”是在政治学和生态学交叉的基础上衍生的一种具有多学科属性的理论体系。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成为各国政界制定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基于此，西方学者率先将生态学引入政治学学科，提出了政治生态学的概念。“领土环境和政治行为”[1]成为西方政治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90年代，政治生态学逐渐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刘京希、王沪宁、陈世香、王邦佐等纷纷著书立说，对政治生态学概念提出了不同观点。其中刘京希认为“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学问”[2]称为政治生态学。虽然国内学术界对政治生态学的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但在基本理念上有共同的看法。学者们认为政治生态学是把政治行为、现象、环境等看作完整生态系统，用生态学和系统思维考察政治发展规律，以期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在动态中保持良性运行的学科。2013年，习近平提出了“净化政治生态”[3]的重要论述，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政治生态”的概念，旨在营造一种政治清明的执政环境。此后，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党内政治生态的研究热潮，学术界多领域、多维度地对党内政治生态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将党内政治生态定义为党的从政环境。虞云耀、熊若愚等学者提出党内政治生态的环境主要包括党性、觉悟、作风等因素。邹国庆、李东明、李辉山等提出，党内政治生态是一个系统结构，政治主体、规章制度、党内文化等是其重要的系统要素。马华、柳宝军等将自然地理环境也纳入到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环境因素中。综合学术界的观点，笔者认为，可将党内政治生态看作一个具有结构化系统性特征的“生态环境”，从生态学理论视野考察政党政治活动的社会现象。党内政治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党内部的文化环境、政党内部的主体环境等，自然环境包括空间领土环境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包括社会风气、社会文化环境等，政党内部环境包括工作作风、个人习气、信仰、觉悟、价值观念等。 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和发展壮大与党内政治生态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党员最多的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始终处于重要地位。自2013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政治生态”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出过多次重要论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六次全会，十八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等重大场合，习近平均强调了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和生死存亡[4]37。这是习近平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重要性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同时，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理想党内政治生态的形态。2015年，习近平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严惩党内腐败分子，使政治生态“山清水秀”。2016年，习近平强调，政治阴谋活动仍未归于沉寂，要发挥党的思想建设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环境。 同年6月28日，习近平再次强调，要构建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山清水秀” “风清气正” “健康洁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理想党内政治生态的高度概括。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提出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实践的成熟。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能够使一个政党始终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并对其成员起到柔性引导效应。 2.新時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价值意蕴。第一，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5]154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本质。可以说，人民性是党性的本质特征，党性是人民性的根本保障，党性寓于人民性中，只有坚持好人民性，才能永葆党性。失去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会完全丧失。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全过程。一个政党和政权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充分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针对党内某些作风不纯、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践踏党纪国法、吞噬人民利益、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歪风邪气，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反腐，开展了群众教育实践活动，这使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新气象，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成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有效措施，使党性和人民性达到高度统一。坚持以问题意识为逻辑导向，是坚持人民性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有效工作方法。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们党坚持问政于民、决不漠视群众疾苦、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6]，通过找差距、抓落实等举措，使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利益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党内政治风气得到了有效治理。人民性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信念、先进性、纯洁性等息息相关。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钙，思想纯洁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的根本。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坚持党的宗旨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一个政党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7]。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充分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第二，彰显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建党初期，我们党着重从加强政治信仰和密切联系群众两个方面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呈现出宽泛性特征，覆盖了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等方面。如，加强思想教育，防止右倾机会主义侵蚀;积极发展壮大党组织，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以期党成为“数量上及质量上有相当的组织”[8]。同时，我们党还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处于理性自觉状态。虽然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曾因军事和思想路线的失误出现过短暂的失衡状态，但在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的工作路线问题，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显示出向好的发展态势。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成为历史性“标杆”。这一时期我们党通过整风运动不仅统一了党内思想，还加强了党内的作风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9]，并完善党委会议制度。这些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举措为党在全国执政、管理社会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进入新场域，主要通过全面整党、处理阴谋反党、加强党的团结统一领导等方式严肃党内政治生态。改革开放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经历了重塑和优化两个阶段。我们党重塑党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运用制度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加强干部工作的意见》等制度文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内出现了理想信念不牢固、贪污腐败、组织涣散等问题。对此，我们党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措施主要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出台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党纪法规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历史经验和新的党情、国情，创新和发展了加强党内政治生态的思路方法。新时代我们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建设，提出“党的政治生态”概念，并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三，凸显了统筹兼顾与重点突破的统一。从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政治生态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完善和鞏固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党内政治生态中各个子系统相互配合，充分保障党的政治生态的系统性、协调性。这要求政治主体、党内纪律、政党文化、法律制度等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各项政策措施相互配合，实现整体性的合力效果。当前，实现党的政治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最为迫切的是协同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各项工作。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提升为根本性建设，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建设。在此基础上，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进一步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10]党中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员思想教育，使党员干部坚决站稳政治立场、执行政治路线。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落实党的领导制度。党的各项制度的完善能够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根本保障。这些重大部署彰显了新时代我们党在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中统筹兼顾的思想。 在党的建设工作体系中稳步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还需要厘清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环节。在重点工作和关键环节下功夫，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工作的有效方式。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态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指出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的重点和关键环节，“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4]46。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重要作用。如果党内高级干部堕落变质将形成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污染源。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就是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上带下能有效清除党内政治生态的雾霾，从而起到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效应。因此，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狠抓“关键少数”，体现了重点突破的一面。 第四，呈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系统阐释过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但其相关思想理论零星散落在经典著作中。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坚定政治信仰的重要性。坚定政治信仰是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恩格斯曾提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1]正是把科学理论作为政治信仰，使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各种形形色色冒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对巴枯宁主义、拉萨尔派分裂势力的胜利，强化了党内思想的统一，进而加强了党内的团结统一。其次，必须牢牢把握党对革命的绝对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明确自己的性质，发挥政治领导这一政治优势。“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12]最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良好的政治生活状态。比如，遵守党内纪律、坚持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马克思曾提到，“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3]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政治建设工作中始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建设的思想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升华。新时代我们党把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零容忍反腐，并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些重要实践举措，有效治理了“四风”问题，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态势。 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困境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始终是我们党关注的重点工作。整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呈现良性发展的趋势。但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传统与现代、正向与反向等因素造成的拉锯式态势使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遇到困境。具體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党内政治生态主体失范。广大党员干部作为政治生态的行为主体，是党内政治生态的“小气候”，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产生着重要影响。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党内政治生态主体失范仍时有发生。目前，党内政治生态主体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政治生态主体思想观念和政治生态主体行为的失范。其中，政治生态主体思想观念的失范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缺乏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责任主体，但极个别党组织没有深刻理解这项工作的艰巨复杂性，认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开会摆样子，并将经济工作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立起来。另外，极个别党员干部质疑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合理性，认为这种高压态势束缚过多、破坏传统人情社会关系。二是一些党员干部的价值观、道德观、政治信仰等出现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潮趁虚而入侵蚀了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崇洋媚外、徇私枉法、宗旨意识淡漠、脱离群众、大搞权色交易。其扭曲的价值观、功利化的政绩观以及异化的权力观，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 近年来，政治生态主体行为失范现象日渐减少，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个别政治主体的行为仍有不足之处。一是贪污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腐败具有顽固性、复杂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14]使腐败土壤改良受阻。某些“老虎”贪污数额巨大，让人触目惊心;一些“苍蝇”弄虚作假，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二是“为官不为”现象。近些年，极个别党员、干部出现了懈怠、畏难、慵懒等“为官不为、当官无意”的不良现象。这种行为逻辑不仅在“冷衙门”泛滥，还渗透到“实权地带”。三是“四风”问题“病毒变异”，有起死回生的迹象。比如，个别党员干部或组织在政策落实方面重宣传轻实践;消极对待群众关心的问题，推诿扯皮;在财务报销中搞小动作;以学习调研为名公款旅游。以上各种政治生态主体的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恶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2.党内制度有待完善。发挥制度的根本性作用治党、管党，是净化和巩固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十分重视党内制度建设。近百年来，从静态条文的制定到动态治理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从严治党进程中实现了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紧密结合，形成了卓有成效、多维互动的制度治党模式。 由于新时代国情、党情的变化，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相关的党内制度还不完备。第一，党内制度的不完善表现为党内监督机制与“绿色”政治生态的目标不相吻合。党内出现的一些恶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原因“就是党内监督机制某些环节的缺位、失位、错位”[15]。目前，党内监督存在执行不力、实效性和预防性不强等问题。监督不力表现为极个别党员干部或者党组织缺乏监督意识，政治纪律和规矩意识不强，导致部分党建管理工作出现疏漏，党的核心作用难以发挥。监督的实效性和预防性不足体现在党内监督机制缺乏延伸性。纵观党制定的一系列监督体制机制，大多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内政治问题的有效回应。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面临许多纷繁复杂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难以为继，出现“势单力薄、孤掌难鸣”的窘况，致使一小部分监督工作出现漏洞。这容易造成就业、医疗、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等部分关键部门和岗位的监督惩治机制相对滞后，缺乏实效性和预见性。第二，反腐机构和党纪法规不完善，产生了制度性腐败问题。我国廉洁指数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制度反腐依然任重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从未中断，取得了重要成果。要彻底根治腐败最根本的是制度建设，这里的“制度”特指党内一些具体的制度。如，我们的反腐机构尚未达到整体性合力效果，存在分散、重复现象。党纪法规等反腐制度作用显著，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第三，选人用人制度需要完善和加强。选人用人不当，可能会“污染了政治生态源头”[16]。目前，仍有个别领导干部无视干部任用的程序，采取任人唯亲的不当行为。另外，在干部选拔中，被选举人的选举程序和个人信息需更加公开透明，否则不利于群众和社会的监督。第四，民主集中制不完善，落实不到位，滋生了“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不良政治文化，极个别高级领导干部“四风”等问题严重。党内制度建设是保障政治生态系统良好运转的根本性因素，是党内政治生态最关键的守责关隘。今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完善党内制度应当成为重点工作。 3.党的政治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要充分认识党内存在的不良政治文化，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党的政治文化。“党的政治文化，在其观念形态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全部政治活动总和的文化理论表现（或文化样态）。”[17]党的政治文化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新概念、新理论。它不是对西方政治学概念和思维的直接模仿，而是以党章为根基，遵循党的性质、宗旨、党纲、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在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革命文化、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解党的政治文化要正确区别其与党内政治文化的不同。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其中还包含一些侵蚀党员领导干部的不良的政治文化。这些不良政治文化如同沉疴毒瘤，严重阻碍党内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 党内不良政治文化的典型代表主要有“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官本位”思想、“山头文化”、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好人主义、温情主义、“两面人”等。第一，“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影响最为恶劣。近几年，个别党员干部围绕某一个核心人物，自发形成了各种非正式团体——圈子，这就是“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与政治生态可形成“二元耦合的双重关系”。政治生态的破坏极易产生“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也会破坏政治生态。“圈子文化”和“码头文化”还是产生局部式、团伙式、塌方式腐败的重要原因。第二，“官本位”思想是一种腐朽的封建思想，一些党员干部受这种思想影响，求神拜佛，追求“入党当官、光宗耀祖”。第三，“山头文化”、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主要表现就是破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第四，好人主义和温情主义表现为追求个人名利和地位，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只求无过，回避问题，装老好人，不得罪人。这背离了忠诚、干净、敢担当的干部标准，是不分是非、丢失党性原则的不良政治文化。第五，“两面人”问题表现为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会上会下和明里暗里完全不同。这实质是丧失党性、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为。这些陈疾烂疴，均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亟待加大力度解决。 三、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优化路径 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要坚持问题导向，根据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不足，寻找优化路径。这需要发挥思想教育的基本作用、制度的根本作用、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和评价政治生態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四条优化路径形成合力，将推动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正向发展。 1.加强政治生态主体的思想教育。党内政治生态主体的政治生态建设意识淡薄，权力观变形、价值观扭曲、道德观沦陷、政治信仰丧失等弊病，如不猛药去疴、革弊鼎新，后果将不堪设想。加强党内政治生态主体的思想教育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前提。正如习近平所提出的，破解党内的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8]。 行之有效的优化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解决政治生态主体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意识淡薄的问题，需要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其头脑。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在立足国内外大局，审时度势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和建设规律认识更加深入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新范畴，意义重大。强化政治生态主体的党内政治生态意识，要发挥新思想的实践指南作用，形成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氛围，使党员干部真信笃行，融会贯通。比如，采取有效方法，督促党员干部使用“学习强国”APP，加强对新理论的学习。其二，解决权力观变形、价值观扭曲、道德观沦丧等问题，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例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作为引导政治生态主体思想净化的重要内容。其三，政治信仰丧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解、否定、篡改，在本质上是政治生态主体理想信念的丧失。这需要加强政治生态主体的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可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并形成常态化机制。结合当下，就是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19]7;还可以采用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活动，如观看红色文化影视，参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 2.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5]391因此，制度治党是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保证。目前党内监督机制不完善，党纪法规数量不足，选人用人机制和民主集中制等不完善，导致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极大破坏。这充分表明我们党亟需进一步完善党内各项制度。完善和创新党的制度体系，促进各项制度相互交织形成合力，同时发力，能够从根源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制度作出了重大部署，为新时代以制度治党促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优化路径。 首先，针对党内监督机制不足问题，要完善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构建一种权威高效的监督制度体系。一是强化监督意识，提高监督主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解决监督不力、不愿监督的问题。二是加强和巩固纪委的权威性，有效发挥其监督责任，解决对“一把手”和同级监督难的问题。三是强化监督的实效性和预防性，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优势。这种监督渠道促进了监督的多元化、便捷化，使事后监督转化为事前和全过程监督。网络监督扩大了监督的范围，革新了监督手段，调动了监督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其次，针对党内反腐机构分散、党内法规制度不足问题，要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部署，严密布局。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使其更加规范化、法治化;进一步发挥巡视制度的利剑作用，使巡视整改情况报告制度更加科学;进一步巩固反腐败取得的压倒性态势，加快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体系，打断“利益链、权钱交易”的关系网。在审批监管、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改革，完善好监督机制的制度建设，促进反腐的立法工作。以法规制度建设为根本，进一步完善党内法律法规，使中央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形成长效机制。再次，提升党的组织制度水平，在选人用人方面，以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要求为标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四个意识”作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完善岗位责任制，制定科学的考量机制，确保在透明公开的程序中选拔高素质、专业化的优秀人才。最后，要使民主集中制更加科学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比如，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等。 3.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9]10，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不但可以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文化建设，还可以为党的政治生态建设提供精神内核，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重要保证。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具有柔性激励、舆论引导、软性制约的重要作用。为此，要坚决去除和抵制侵蚀党内政治文化中的腐朽落后文化。当务之急，要依照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以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相结合的原则，利用好、学习好、宣传好党的政治文化。新时代我们党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宏观指导。 理直气壮地传播好党内政治文化、批判不良政治文化，微观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党的理论工作者始终处于研究工作的最前沿，深谙不良政治文化产生的根源以及它们形形色色的表现。理论工作者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先锋战士，要把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努力发声，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其次，党员干部要认真履职，坚定地与错误的党内文化做斗争，不做沉默者、旁观者。党员干部还要认真带头学好党的政治文化相关理论，要敢于斗争，主动亮剑，揭露本组织本部门存在的各种不良政治文化，决不包庇患有腐朽文化病的同志，不给不良文化提供藏污纳垢的空间。最后，党校和主流媒体要守好宣传党的政治文化的阵地，大力宣传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主流媒体要运用好“互联网”这一主阵地，“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20]借助新媒体，可将现实中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典型案例制成视频资料，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使其学习党的政治文化成为理性自觉。 4.制定评价党内政治生态的方法。制定评价党内政治生态的科学方法，是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认真研究分析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现实挑战，优化加强党内政治生态的路径，根本目的是营造山清水秀、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态是否健康，取决于党的建设的质量。为此，制定评价党内政治生态的科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选择重点工作进行评价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评价。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是党内政治生态的主体，是最活跃的一部分，对其评价需要抓住重点领域。对党员的评价主要围绕政治、纪律、道德、模范作用等开展。对党员干部评价主要围绕工作能力开展，包括考核“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对党组织的评价集中在“三会一课”年度考核、党组织建制以及战斗力等方面。其次，党内政治生态环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对其评估需要坚持动态性原则。不能只对领导干部进行结果性评价，还要考察其平时的工作实践情况。再次，党内政治生态系统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作情况怎样会对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各方面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评价党内政治生态时需要坚持全面原则。要制定细致的测量机制，将党员干部破坏政治生态的损失与社会建设各方面工作挂钩。评价干部和组织的政治生态建设工作，要坚持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不能以经济工作作为评价的标准，必须把民生工作、社会进步、生态文明等融入其中。最后，对党内政治生态的评估是一个找差距、抓落实的过程，因此，评价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要看各级党员干部、党组织能否贯彻落实好党内各项制度、要求等，考察其能否克服“四风”问题，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59. [2]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4. [4]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6]十八大以来廉政新规定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14.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39.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2.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9.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3.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4-22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14]高祖林，郑善文，辛玉玲.新时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问题导向与实现路径[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1）∶18. [15]褚尔康，赵宇霞.党内监督与政治生态[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1）∶78. [16]李东明，李辉山.略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2）∶66. [17]梅荣政.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路径和紧迫任务[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9）∶6. [18]习近平.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6-11-03（02）. [19]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5. 【责任编辑：张晓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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