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的创新实践、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
范文 | 李焱 [摘? 要]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不仅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建新要求的重要体现,也是解决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现实难题的重要举措。当前,长三角地区形成了毗邻党建等区域党建一体化实践形态,这些创新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红色资源和党建力量分布不均、区域党建一体化规划仍不完善等困境。对此,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长三角区域党建联动;统筹长三角红色资源,调动长三角区域党建力量等路径,推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从而带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毗邻党建;区域化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62? ? ? ? [文献标识码]? A? ? ?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1-0076-05 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有效推动区域社会治理,防止区域分化为“片段甚至原子”,需要积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作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其推进过程中,面临地区发展差异和行政壁垒难题,区域党建一体化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由此,出现了“毗邻一体化党建综合体”“区域化党建”和“一體化党建”等零散术语,基于这些术语,可以进一步提炼出“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概念,以更好地发挥党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一、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实践探索 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是指以保留长三角各地区原有的党建组织为前提,通过党建联建,实现党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全面领导和统筹协调,减少跨区域行政壁垒,推动长三角跨区域事务性联动而形成的党建共同体形态。当前,长三角地区已开展毗邻党建等区域党建一体化的实践探索。 (一)南北山塘毗邻党建先行实践。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和浙江省嘉兴市广陈镇山塘村仅一桥之隔,具有地域毗邻和要素毗邻优势,跨省联亲走亲传统悠久,经济文化交流密切。2016年,上海市金山区在已有跨省毗邻区域协同治理基础上,首次正式提出“毗邻党建”概念。毗邻党建是指通过党建引领和党建联建,发挥党组织的纽带作用,以此打破区域壁垒,突破行政区划,实现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从而推动区域协同治理的党建形态。在最初探索阶段,两地成立南北山塘联合支部。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推进,2017年,“中共沪浙山塘联合支部委员会”在桥头堡正式成立。在队伍建设上,两地成立以党员骨干为主的发展先锋队、文化骨干为主的宣传队和青年为主的服务民生勤务队,村党总支部和村两委成员相互挂职,两个村的党总支书记兼任联合支部委员会轮值书记,每季度轮值一次。每月举行一次工作会议,每个季度举行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在活动安排上,两地以“一桥两山塘,党建一家亲”为内容,推动构建“党建+产业”“党建+文化”和“党建+环境”,搭架“红色加油站、红色星期天、红色朋友圈、红色产业带”党建品牌,推动村庄布局规划、村落风貌提升、田园风光打造和特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山塘古镇,助力解决两地重难点问题。 (二)毗邻党建“一带一廊”联动发展。2018年,金山区被确立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金山区通过党建先行,架起了沟通桥梁。同一年,金山区、平湖市和嘉善县签署了“毗邻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发展合作框架协议,金山区委组织部与嘉兴市委组织部联合签发《关于深化“毗邻党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工作的意见(试行)》,形成了“毗邻党建”引领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机制。此机制以“一带一廊”为引领,以“六联”为工作机制,以四个毗邻地区为实践点,形成了“1+6+4”合作框架。按照合作框架,“一带”是毗邻党建七彩示范带,以红、橙、黄、绿、青、蓝和紫七种颜色为象征,推动“党建+红色”“党建+发展”“党建+惠农”“党建+人才”“党建+生态”“党建+治理”和“党建+文化”示范建设。“六联”是指围绕经济、民生、平安、生态、文化和人才六个方面,推动形成党建联心、文化联姻、发展联动、民生联建、平安联防和人才联育机制。“四区”为四个毗邻地区,重点围绕枫泾镇、金山卫镇、廊下镇和吕巷镇毗邻地区深化合作,通过这四个毗邻地区,逐步扩大毗邻党建实践空间。这些地区借助毗邻党建形态,在毗邻市、区、镇和村等层面,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深化拓展区域化党建范围,通过党建联建带动事务性合作,推动毗邻区域农业升级、工业转型、文化培育、姻亲联动、生态维护、人才融合和民生服务,降低跨行政区事务协商成本,示范带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其它实践。除了以上党建共建实践形式,长三角地区以下实践形态同样值得关注:第一,以嘉定、昆山、太仓和温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区域城市基层党群共建联席会议。通过党建共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规划对接、战略协同和专题合作,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第二,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党建共建。2018年,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联席会议在上海市青浦区举行。青浦区、嘉善县、昆山市和吴江区四地共同签订了专项合作协议,推动区域化党建、水域保洁一体化和气象部门战略协同发展等领域合作。第三,长三角城市“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基层党建合作共建。2018年,长三角城市“两新”组织基层党建合作共建协议在江苏昆山签署,通过党建引领,推动跨省联动发展,深化长三角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领域合作。第四,G60科创走廊党建共建。2018年,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和中共浙江省嘉兴市委、杭州市委、金华市委等单位共同签署《G60科创走廊党建共建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九城市将充分发挥各方党建优势,通过党建引领,深化“双服双创”党建工作新机制,推动产业集群布局和协同创新,整合社会科创资源。“在党建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融合中凸显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使G60科创走廊各级党组织建设更加坚强有力。 二、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发展 面临的现实困境 基于以上探索,发现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具有可行性。但是,在实践中仍面临不少困境,主要体现为:长三角不同区域红色资源和党建力量分布不均、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规划仍不完善、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方面的示范作用发挥仍需提升、长三角区域基层党建一体化力量不足。 (一)长三角不同区域红色资源和党建力量分布不均。长三角不同省份、同一省份的不同区域可利用红色资源不同,再加上现实发展差异,不同区域在红色资源继承上有所不同,红色资源开发整合上存在差异,影响了长三角红色资源整体布局。比如,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具有浓厚的红色底蕴,浙江嘉兴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发源地之一,这些地区无论在红色资源的享有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均优于长三角诸多地区。就长三角各地党建力量分布而言,一些地区的社区与驻区单位党建共建获得了一定的推进,但驻区单位党组织服务地方建设的程度不同。同时,伴随着大量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出现,这些组织的党建工作提上了日程,由于建设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区域新型党组织“建而不联和联而不合”的情况仍然存在。 (二)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规划仍不完善。受行政分割影响,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规划面临困境。在主体实践方面,各区域党建水平有所差异,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能力同样存有差异。一些区域甚至未有效建立起党建一体化共识,基于地方现实利益考量,未能充分推进党建一体化,而在已有区域党建一体化实践中,可推广和可借鉴的创新实践较少,現有的一体化党建实践推广面临一定障碍。比如,毗邻党建主要在上海金山区与浙江平湖、嘉善三地的乡镇、村级层面展开,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的合作受到一定束缚,此种毗邻党建形态是否适合向长三角其它区域推广仍有待检验,这些问题影响着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规划。 (三)上海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方面的示范作用发挥仍需提升。上海拥有十分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党建资源,一批批革命先行者和建设者在此留下了足迹,共同铸造了上海的红色基因。多年来,上海组织相关力量,对全市红色资源和党建资源进行了整理,形成了系列链式成果。但是,上海当地红色资源和党建资源的整合仍面临一些障碍,新时代青少年红色文化传承这一重点工作有待进一步推进。在区域党建一体化方面,上海在全国较早进行区域化党建实践。近年来,上海部分区域与长三角其他地区展开了跨区域党建一体化协作,但是,受行政壁垒等因素影响,导致上海一些地区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方面的示范作用发挥仍不够充分。 (四)长三角区域基层党建一体化力量不足。近年来,基层治理问题备受关注,这一工作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参与。当前,长三角部分地区的基层工作仍然缺乏一定的主动性,未充分利用基层党组织优势推动地方建设。部分基层党组织以相关会议精神传达和文件学习为主要活动,与地方发展存在一定的脱钩。同时,某些基层党建活动空间范围相对固定。社区、农村党组织与附近科研院所、学校和企业党建共建不足,区域一体化党建空间有待进一步开拓。更为棘手的是,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不同地区人员的流动,社区居民成员愈加复杂,社区党组织成员既要处理日常事务,又要协调处理与其它组织共建工作和流动居民的日常事务,工作难度大,而流动党员参与地方志愿活动的意识不够充分,这些因素导致长三角区域基层党建一体化力量不足。 三、推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发展的路径 党建引领,首先体现为把方向。区域党建一体化创新发展,推动着长三角“发展机制、动力和效率发生深刻变革”。其不仅创新了党建形态,而且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基于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现实难题,需要继续在以下方面优化完善: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长三角区域党建联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受到了长三角三省一市行政区隔束缚,不同行政隶属区在进行合作时可能基于本地区利益而选择性推进一体化。实现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打破跨省(直辖市)各种行政区隔和政策差异,从省(直辖市)层面到市(区)等层面,基于融合发展思路,超越单一地区的局部利益,优化长三角整体布局,推进跨行政区共建共享。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指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领导。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实践中,党建“不仅仅起到方向引领的作用,而且在整体上要通过党的建设发挥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作用”。通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推动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一体化发展机制。在具体落实中,各地党组织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求,引领各类社会组织明确职责,增强党委总揽地方全局的能力,发挥党组织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统筹地方发展的作用。借助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推动各级党群组织发挥好各自作用,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二)统筹长三角红色资源,调动长三角区域党建力量。长三角三省一市具有悠久的红色文化传统,至今仍保留着众多红色遗址遗迹。长三角三省一市需要继续系统梳理红色资源,同时,基于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意识,推动长三角党建一体化规划,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协同保护好区域红色革命文化遗迹,整合好长三角红色资源。在党建形态方面,结合毗邻党建、G60科创走廊党建和“两新”党建等已有的党建一体化方式,对长三角现有的实践形态进行总结,形成可供推广的区域一体化党建形态。在智库资源建设方面,以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力量,组织相关专家开展相关学术研究。目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院校已经参与了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党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部分成果已经落地转化。今后,相关部门可设立专项委托课题,通过专家联络方式,强化智库建设,服务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建设。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整合长三角地区培训资源,依托党校和高校等单位,整合优秀师资力量,结合长三角各地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打造红色课堂,创新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创新党员教育路径。通过开展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党员干部培训,强化党员干部的一体化意识,加强党政人才、科技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激发这些主体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其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业务能力。此外,引导年轻一代了解长三角红色文化,守护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学习一代代仁人志士不怕吃苦和敢于直面挑战的精神,以此提高年轻一代服务国家和地方建设的能力,从而为新时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凝聚力量。 (三)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助推长三角区域党建高质量一体化。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在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构建中,上海同样需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示范引领长三角相邻省份的党建协同工作。具体包括:第一,海纳百川,包容大气。进一步破除单边作战的思维束缚,以更为包容、更为主动的姿态与长三角其它地区加强合作,充分利用上海党建先进经验和党建一体化成果,加强与长三角其它地区的党建交流合作。第二,与时俱进,承继发展。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具有深厚的红色印记。同时,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充满现代气息,国际化程度高,古今中外元素汇集于此。在此情况下,需要正确处理好红色传统与现代文化、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与外来文化、红色遗迹与现代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面向世界和加强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坚守红色传统,立足中国大地,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结合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助推红色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发挥好表率作用。第三,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充分发挥好上海各类组织和各方力量在推动长三角红色文化传承与一体化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长三角地区事业单位党组织的作用,加强长三角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推动地方事业单位党组织与企业党组织共建。以G60科创走廊建设为契机,推动党建、行政组织、企业和技术等要素协同整合,服务地方发展。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创建良好的环境,发挥“两新”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地推动地区产业融合、文化教育、生态保护和人才培育等工作。第四,共享共建,协同发展。通过党建一体化框架协定、部门组织联合、人才合作互育和技术资源共享,示范引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和发展优势,加强与相关地区的党建一体化共建,借助组织力量,积极推广上海市毗邻党建等区域党建一体化创新实践。 (四)提高服务群众能力,推动长三角基层党建一体化成果转化。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基层治理是关键,特别是基层交界区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的难点。由于行政级别限制,长三角基层交界区域难以有效展开高层次跨区域合作。对此,需要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力量,通过党建联建,引领长三角基层区域联动发展。在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省际交界处,通过基层党组织合作,搭建区域党组织联动平台,街道、村(社区)多方联动,相互学习毗邻区域的先进经验,深化毗邻地区的融合。此种融合不仅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毗邻融合,而且是多领域、多部门和多要素的纵深毗邻融合。通过在不属于同一行政隶属关系的毗邻地区的党建引领,为跨区域党建联动和跨界沟通提供组织支撑和平台支持,从而“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在具体推进中,结合长三角各地区产业和项目特点,围绕基层区域一体化推进中的难点问题,通过“党建+服务”方式,推动基层组织共建和干部人才共育。利用各地比较优势,深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因地制宜开展对接,实现党建工作和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在乡村振兴方面,借助党建引领,推进以城带乡,确定基层結对共建项目清单,示范带动基层项目对接。通过网状延伸,进一步优化形成组织链、活动链和服务链,推动农旅产业联建,将城市“高度集聚的功能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不仅辐射扩散到长三角同一行政区的农村地区,而且辐射扩散到不同行政区的邻近农村地区,推动这些地区切实获得一体化发展带来的优质资源,缩小长三角城乡发展差距。通过“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难题”,提升群众获得感,确保基层党建一体化服务精准化、专业化、高效化和常态化,更好地服务群众需要,筑牢民生改善力量,使人民群众更为实际地感受到区域联动发展和长三角区域党建一体化建设带来的实惠,推动区域一体化党建获得更强生命力。 本文系复旦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科技现代化思想和实践的百年演进研究(1921-2021)”(20WZZX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丁? 达)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李鸿渊:《构建引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链式党建新机制》,《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程必定:《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论》,《学术界》2019年第11期。 丁晓强:《党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1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71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王振:《长三角协同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4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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