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刑事庭审实质化中的控辩对抗与协作 |
| 范文 | 王智君+杜之平 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解决刑事庭审虚化问题，强化控辩对抗与协作，确保独立和中立裁判，促进庭审实质化，还需要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不起诉等制度，规范法庭调查、辩论程序，建立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 关键词：刑事庭审实质化 控辩对抗与协作 制度完善 司法公正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刑事庭审实质化成为关键环节和主体工程，它将否定刑事诉讼侦查中心模式，确立审判中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 一、刑事庭审虚化导致控辩职能虚位 长期以来，刑事庭审存在控辩职能虚位、审判程式化“表演化”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七个方面。 （一）庭审程序跟随侦查事实证据进行 刑事案件事实证据由侦查环节确认，公诉、辩护、审判依赖于侦查形成的卷宗，偶有补充侦查、印证。这种书面审形式，往往形成“你敢拘我敢捕，你敢捕我敢诉，你敢诉我敢判”的刑事诉讼惰性。尤其是法官，阅卷之后对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定罪量刑已有初步决定并请示庭长、院长，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或请示上级法院。这样一来，法庭成为公开审判的秀场，举证、质证成为“工序”，检察 官、律师扮演着有名无实的控辩角色。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量刑意见，乃至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很难影响裁判结果。庭审的“先入为主”、“先判后审”、“先定后审”，使得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请律师，去做无谓的辩护。 （二）定罪、量刑的调查和辩论程序不尽合理 法庭调查将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分开，但都在同一阶段，且均与证据相关联，诸如加重、从重、累犯、前科、劣迹等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信息将在法庭调查阶段提前出现，法官容易先入为主形成有罪心证。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如果被告方作罪轻辩护，提出犯罪预备、中止、未遂、自首、坦白、立功、未成年、聋哑、悔罪、和解等法定或酌定情节，尚可赢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判决。如果被告方作无罪辩护，将会陷入两难。坚持无罪，就得放弃量刑辩护，而法庭一旦定罪，将承担“认罪态度不好”的后果。很多时候辩护方一方面作无罪辩护，另一方面又假设被告人被定罪，提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的辩护意见。这样一来，难免弱化无罪辩护效果，有时甚至自相矛盾，推翻己方无罪意见，反而强化了法官“有罪”的内心确信。笔者认为，造成不利于无罪辩护的局面，是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机械割裂，定罪和量刑事实证据在两个階段交叠出现的结果。 （三）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执行不理想 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出庭率极低。首先，证人、鉴定人认为已在侦查阶段提供证据，尽了作证义务，再出庭作证要花费时间，还可能招致打击报复，同时出庭补偿难以落实，因此不愿出庭。其次，法庭一般也不愿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担心延长庭审时间。再次，控辩双方都对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存在顾忌，担心诘问之下节外生枝，作出与庭前证言不符的陈述，打乱控辩计划。这样一来，法庭调查以公诉人宣读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书面证据的方式进行，辩护人很少质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案件，更是凤毛麟角。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被严格适用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强化了非法证据排除理念，但审判实践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案例不多。同时，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没有统一规范，实施中差异较大。 （五）控辩双方对庭审的监督手段和力度薄弱 惮于审判权威，庭审程序若非严重违法，控辩双方均不会实质性监督。错误判决，检察机关需要通过抗诉和发出纠正审判活动违法通知书纠正，辩方通过上诉和申诉等形式促成改判，且都是事后，程序繁琐，过程漫长。对于徇私枉法构成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立案查处，但这类案件发现和查处困难。 （六）不起诉裁量权挤占审判空间 不起诉体现刑罚轻缓化、个别化、诉讼经济、辩诉交易等思想，但存在突破法律规定情形。比如交通肇事类犯罪，有的造成死亡、重伤多人，因为刑事和解给付高额赔偿，本应起诉到法院从宽判处，却作了不起诉决定。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需要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都要附条件不起诉，而一些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成年人犯罪，却可以微罪不起诉，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突破法律规定适用不起诉，控辩双方“协作”多于对抗，虽然有利于保障被害人权益，但绕过庭审让被告人逃脱定罪量刑之罚，是对法治的伤害。 （七）司法人员履职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法律水平、履职能力、政治素质不能适应形势，紧迫感不强，危机意识欠缺，墨守成规，导致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有的律师不重业务重勾兑，哄骗欺诈，借办案谋取非法利益。法官、检察官认为工作辛苦，收入待遇不及律师，办案不下功夫，程式化推进。 二、庭审实质化的进路：增强控辩对抗与协作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要通过庭审实质化，强化控辩对抗与协作，查清案件事实和证据，依法判决，实现打击犯罪与尊重保障人权相统一。 （一）保持法庭独立和中立 应在司法体制上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公正司法的关系，排除地方保护和违法干预。要理顺上下级法院关系，限缩请示、报请案件范围，回归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在回避、庭前会议等制度和相关办案规定中，要限制案件实体审查。彻底落实“法官独立”，使审判人员独立于本机关、本部门领导意志独立办案。法官认证需体现直接言词原则，即法官要亲自听取控辩双方、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当庭举证、质证、辩论，在此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证据并作出判决。认证有当庭认证和庭后认证之分，当庭认证是改革的理想模式，可以增强审判透明度，防止司法腐败。 （二）增强控辩双方的对抗 公诉人要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辩护人则主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这就决定了控辩关系首先是一种对抗关系。“没有一种已知的替代物，作为一种企及真相的手段，可在有效性和正当性方面与对抗制匹敌”。[2]律师阅卷全面放开，知悉案件渠道与公诉人并无二致。审前双方都有权会见或讯问犯罪嫌疑人，对证人、被害人及有关单位进行调查、收集证据。为此，双方都要在开庭前做好阅卷、补充证据材料、庭前交换意见等功课，围绕可能争议的焦点做好出庭应对准备。庭审阶段，公诉人对涉案证据应全面展示，尤其是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应抓住同其他证据之间的关联性予以反映，突出从重、加重情节，帮助法庭查明定罪和量刑事实。律师则应围绕无罪或从轻、减轻、免除情节举证，履行辩护职责。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举证之后，对方应积极提出质疑或质问，确保质以解疑，问以证疑。 （三）加强控辩双方的协作 公诉人与律师共同的价值取向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双方均有权收集侦查机关有疑或没有收集的证据，并将结果通知对方，以便质证。应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获得律师辩护。律师要及时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和解意愿，与被害人沟通，达成和解协议。检察机关要审查和解自愿性合法性，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起诉法院提出从宽判处建议。检察官和律师既要监督错误裁判，又要支持正确裁判，维护司法公正和审判权威。对于回避、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合议庭合议等程序不规范乃至违法情形，要敢于提出异议，检察院还可通过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对错误裁判抗诉和上诉，要力争达到有据、有理、有效。对于公开审判允许旁听案件，控辩双方要理性控辩，正确引导普通民众、新闻媒体，保证司法与民意良性互动。 三、控辩对抗与协作的制度化保障 庭审实质化中，需要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和诉讼规则，保障法官中立和控辩平衡，同时要积极维护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地位和权益，使其有尊严地从事司法活动。 （一）完善非法證据排除规则 侦查、检察机关要加强沟通、配合，从应对法庭质疑和律师对抗角度，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无论是检察官还是律师，既要对单个证据严格审查，也要对全案证据体系完整把握。要坚持“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相对排除”，确保认定事实得出唯一性、排他性结论。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条件、认定标准、原则、启动、程序、举证、认定、后果等内容，应由“两高”统一规定，规范适用。 （二）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及相关制度 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对于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控辩双方存在较大争议的证言笔录，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证言笔录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在法庭上出示，更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侦查人员应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说明材料”没有证据能力，其收集的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完善和落实证人保护与经济补偿制度，使证人愿意出庭配合审判，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三）完善法庭调查、辩论程序 庭审可在法庭掌握基本事实基础上，将调查、辩论程序合一，整个庭审分为定罪审和量刑审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有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查帮助法官掌握事实证据，法庭辩论让控辩双方充分举证质证。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庭审直接进入量刑审，围绕量刑和其他争议问题进行，同时可适用简易程序、轻微案件速决程序，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高庭审效率。被告人不认罪或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先定罪审，再量刑审。经过调查、辩论，法庭认为无罪的，不再作量刑审。法庭确认有罪后，进入量刑调查和辩论程序。这样一来，辩护方可以分阶段充分表达诉求和意见，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 （四）完善不起诉制度 庭审实质化必然导致一些案件诉讼时间延长，审判负担加重，影响司法效率。有必要通过法制化方式，明确在现有基础上放宽不起诉案件适用范围和条件，通过辩诉交易和刑罚个别化，将轻微犯罪案件终结在检察环节。要规范不起诉案件办案原则、范围条件、办案程序、监督制约等内容，落实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疑难复杂案件检委会决定等制度，正确适用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刑事和解不起诉等制度需要在控辩审三方的配合制约下进一步完善，确保庭审外的辩诉交易公正合法。 （五）建立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 法官、检察官、律师所担负的法律责任重大，风险程度高，需要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晋级分配、权益保障、廉洁司法等制度，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增强职业荣誉感、履职安全感，防范执法犯法，违法司法。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美]詹姆斯、M·波恩斯等：《美国式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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