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伊斯兰国”向南亚地区渗透的发展动向 |
| 范文 | 魏亮 近期“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生存困境突显，迫使其开始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与增长点，鉴于它在南亚的扩张和经营已久，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向南亚地区渗透的关注和重视也与日俱增。 南亚是“伊斯兰国”在中东之外最为关注的地区。2016年尤其是入夏以来，“伊斯兰国”或将在孟加拉国筹建新行省的讨论再度成为国际社会与学术界探讨的焦点。然而，“伊斯兰国”在南亚地区的整体规模有限且限制性因素较多，未来难以落地生根，也难以重塑类似于伊叙或者利比亚的“第三战场”。 当前“伊斯兰国”的 发展态势和战略调整 2014年6月“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后一跃成为当代最富有和最凶残的极端主义组织，它不仅占据伊拉克、叙利亚两国20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代替政府实施统治和治理，还以复古口号明确提出“建国”，其发展态势严重撼动了地区格局并将安全威胁辐射到欧洲、中亚和美国。 在笔者看来，从地理角度上分析“伊斯兰国”的发展战略可以简化为“核心”+“斑豹”战略。所谓“核心”就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所谓“斑豹”就是在条件允许下，在叙伊核心区外的地域建立行省（Wilayat），希望最终各省能连成一片形成完整的“伊斯兰国”。自2015年末以来，在国际社会的打击下，“伊斯兰国”的核心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实际控制区缩小超过四分之一，加上土耳其通道受阻，兵源不足、资金物资匮乏等问题日益严峻。为此，“伊斯兰国”调整战略，即由“核心”+“斑豹”战略转为“哑铃”+“斑豹”战略。所谓“哑铃”就是抬升利比亚作为“第二主战场”，与叙伊战场相呼应，形成“哑铃”双中心态势。 近期局势又在发生新变化。一方面“伊斯兰国”丢掉了其控制下的叙利亚重镇帕尔米拉、利比亚的德尔纳和苏尔特、伊拉克的费卢杰，叙利亚的曼比季、拉卡等也遭受政府军、库尔德武装或俄美联军空袭，“伊斯兰国”在中东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外国战士招募人数从每月2000人骤降到200人，对伊叙控制区内网络、卫星电视、脸书和推特账户等的管控日渐严格；另一方面，它组织或认领的恐袭案件数量激增。为转移注意力、分散压力和提振士气，“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德纳尼呼吁成员和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低技术含量、高威胁性的恐袭。美国奥兰多酒吧恐袭案、约旦边境恐袭案、沙特吉达和麦地那恐袭案、孟加拉国达卡咖啡屋恐袭案、法国尼斯恐袭案等此起彼伏，伤亡惨重，社会影响恶劣。然而，频发的全球暴恐袭击不能解决其当前困局，“伊斯兰国”仍在调整战略以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或“生存空间”，因此拥有庞大穆斯林人口、宗教民族矛盾复杂和大量宣誓效忠组织的南亚成为“伊斯兰国”关注的重点。 “伊斯兰国”在南亚的发展 “伊斯兰国”在南亚的发展涉及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四国。阿富汗在地理隶属上通常有“中亚说”和“大中东说”两种归类，但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历史和现实联系紧密，且“伊斯兰国”在两国的人员招募和跨境活动上关系密切。加之阿富汗在整个呼罗珊行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因此分析“伊斯兰国”的南亚情势时必须涵盖阿富汗。 “伊斯兰国”在南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14年7月至12月是酝酿期。主要是在南亚散发宣传品、网络传播、吸引当地组织宣誓效忠。2015年全年是初始期。它以组织发言人阿德纳尼在1月26日宣布建立呼罗珊省为起点，以巴基斯坦承认国内有“伊斯兰国”组织为终点。2016年1月至今是停滞期。它在各国的发展情况各异，总体而言未出现突破性变化。 一、“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状况 “伊斯兰国”选择阿富汗作为首要目标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它认为从1979年苏联入侵开始，阿富汗就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战斗与成长的“圣地”；20世纪90年代之后它又成为“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因此，阿富汗在全球圣战中具有的象征意义不可比拟。二是阿富汗的战略位置具有“十字路口”属性。作为地接中亚、南亚和西亚的节点国家，在阿富汗获得稳定根据地将方便它进一步向中亚五国、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扩张和渗透。三是阿富汗国内局势长期混乱，中央政府权威和管理缺失，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丛生，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根基深厚，这种局面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因此，“伊斯兰国”认为有可能也有必要在阿富汗争取“一席之地”，并和“基地组织”抢夺全球圣战的领导权。 “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活动始于2014年，2015年时一度发展达到顶点，活动范围涵盖国内70%的省份，并延伸进入首都喀布尔。据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估测其在阿富汗境内的成员和支持者有7000—8500人，美国国防部的估测是1000—3500人。进入2015年以来，“伊斯兰国”在舆论和军事行动上加大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打击力度，不断抢夺地盘、招募投诚者、建立训练营地、胁迫本地部落臣服，同时还有200多名外国战士携带家属进入阿富汗。 但是，“伊斯兰国”的扩张态势在阿富汗不得人心，从2015年夏天开始它遭到来自塔利班、政府军、基地组织、美军、塔吉克、土库曼和普什图等地方部落的打压，呼罗珊行省“二把手”拉武夫和他的继任者2015年2月和3月在美军空袭下丧生，在南部诸省的基地也被相继铲除。到2016年夏天，“伊斯兰国”只在东部山区省库纳尔和楠格哈尔存有稳固的据点。目前，其势力已从高速扩张期转入衰弱期，无力威胁阿富汗全境和中央政府，但仍能在国内混乱的政治夹缝中生存。 二、“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的发展状况 2015年12月之前，巴基斯坦政府始终强调本国遭受来自“伊斯兰国”的外部安全威胁，不承认国内有组织存在。因此，这一政策立场变化可以被视为“伊斯兰国”在南亚和巴基斯坦势力发展的重要节点。 2015年内“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的力量成长较为明显。不仅各地发生多次恐袭事件，而且像白沙瓦和卡拉奇（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和西安）等大城市的居民区和学校墙壁上都出现鼓动效忠的涂鸦，旁遮普、俾路支、南瓦济里斯坦省均有各种类型的宣传品在流传。2016年3月27日的拉合尔公园爆炸案更是导致72名平民丧生，震惊世界。目前巴国内已经确认的地区分支有三个——卡拉奇分支、锡亚尔科特分支和伊斯兰堡分支。卡拉奇分支由曾是“基地”组织卡拉奇分支成员的塔希尔·米哈斯领导。2015年5月14日，该分支密谋并实施了震惊全国的教派大屠杀，他们在卡拉奇郊外拦截下什叶派租用的大巴，当场射杀43人。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外派人员、外国教授、海军军官、世俗政党成员以及私人学校（男女合校）、警察局等也遭到谋杀或者袭击。巴政府已于2015年年末展开针对锡亚尔科特分支和伊斯兰堡分支的打击行动，锡亚尔科特分支中有14人被击毙；逮捕50人，其中8人已确定为“伊斯兰国”成员，剩下的是支持者。警方还收缴大批武器、宣传品、爆炸物等。伊斯兰堡分支的领导人曼桑埃米尔也被警方逮捕，该分支一直在向阿富汗输送新招募成员。当前“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的组织网络已受重创，处于低谷蛰伏期。 三、“伊斯兰国”在印度的发展状况 印度有1.7亿穆斯林，因此成为“伊斯兰国”关注的主要国家之一。目前被其认可的效忠组织主要有“印度圣战军”“印度学生伊斯兰运动”“哈里发的印度士兵”等。2014年8月，印度国内就已出现支持“伊斯兰国”的涂鸦、黑旗和身穿迷彩服佩戴组织标识的蒙面人。同年印度政府不仅证实有本国穆斯林前往伊拉克参加“伊斯兰国”，还于10月破获第一起企图袭击孟买西方人国际学校的“独狼行动”。截至2015年末，政府确认有25名印度青年响应号召前往叙利亚，其中7人身亡。 印度分支的长期目标是在全国实现沙里亚法统治，短期目标是鼓励穆斯林效忠哈里发并进行组织建设，因此该分支当前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利用印度的财富和人力资源加强人员招募和分支建设，如“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古吉拉特语和泰米尔语在社交网络里进行宣传”[1]。2016年1月底，印度国家调查局和马哈拉施特拉邦警察联合对“哈里发在印度的士兵”组织发起突袭，逮捕14名成员，其中包括印度分支领导人谢赫阿布·穆萨比，其余被捕成员分别来自卡纳塔克邦、泰伦加纳邦、安得拉邦和北方邦。“印度圣战军”的苏尔坦·阿莫和沙菲·阿莫两兄弟是印度最早宣誓效忠的极端分子，他们早年在巴基斯坦组织和招募流亡极端分子，并力图整合国内残存的“圣战军”与“印度学生伊斯兰运动”，此后又前往叙利亚参战并遥控国内组织发展。2015年3月和2016年4月阿莫两兄弟先后在叙利亚战场被击毙。 四、“伊斯兰国”在孟加拉国的发展状况 就发展阶段而言，2014年是其潜伏期，最突出的事件是9月份警察逮捕负责本地招募工作的领导拉赫曼。2015年后“伊斯兰国”恐袭进入井喷期，全年被认领的案件达九起，另外还有对什叶派阿舒拉节游行和阿玛蒂亚教派清真寺的袭击，造成大规模伤亡。尤其是11月“达比奇”杂志的专稿《孟加拉圣战的重生》阐述了“伊斯兰国”组织对该国的重视和未来恐袭的规划，文章引起国际社会对孟加拉分支发展情况的高度关注。进入2016年后相关报道仍不断传出，1月份新加坡驱逐了27名密谋归国实施恐怖袭击的孟加拉籍建筑工人，其中半数人已确认效忠“伊斯兰国”；5月发生印度教商人和基督教医生的谋杀案；斋月末又发生达卡咖啡馆恐袭案，20位遇害者中有17名西方人，6名恐怖分子被当场击毙。 事实上，目前对孟加拉国分支的定性仍存有争议。孟加拉国政府始终否认“伊斯兰国”的渗透并已建成据点。达卡恐袭案后，内政部长阿萨杜扎姆·汗回应称：案件不是“伊斯兰国”策划的，组织者“孟加拉国圣战军”是本土组织，虽然它宣称在孟加拉国境内代表“伊斯兰国”，但两者的联系尚不清晰。有学者认为政府否认“伊斯兰国”的存在是为了避免外国投资受安全形势重创，也有学者认为是近年国内伊斯兰化和世俗化斗争加剧的政治生态引发了连续性恐袭，与“伊斯兰国”无关。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国”无疑已经得到本土组织和个人的认可与效忠，但效忠模式和“独狼行动”同样意味着它在组织领导和行动掌控方面能力有限。我们不应跟随“伊斯兰国”的宣传盲目夸大其在孟加拉国的实力，变相为其造势和制造恐慌。 “伊斯兰国”在南亚的 发展特点和制约因素 “伊斯兰国”在南亚的活动区域是以大中城市为主，组织规模小，破坏力有限，但对城市中产阶层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有较强的吸引力，例如印度分支的历次集会都是在哈德拉巴、班加罗尔、杜姆古尔、萨哈兰普尔等大中城市里举行的；来自“印度的成员不仅在‘伊斯兰国组织中非常活跃，而且其中像阿布·阿尼斯一样的许多人在提高舆论宣传、网络和信息技术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达卡恐袭案成员都是城市新兴中产阶层子女，不仅受过高等教育，家境殷实，而且没有人出自宗教学校。相比之下，在阿富汗的活动主要集中阿巴交界的边远山区省，这一方面取决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发展模式和斗争策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省份具有政府管控能力弱、交通便利、进入自由、易守难攻的特点。 从发展模式上看，“伊斯兰国”在南亚采取兼容性和排他性两种模式。所谓兼容式就是接受本地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宣誓效忠并对其进行松散控制和指导。这种模式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得到广泛应用。所谓排他性主要体现在阿富汗，即对塔利班、基地组织采取竞争和对抗模式。2015年4月时，“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已经相互宣布进行“圣战”。在赛义德·汗宣布奥马尔早已死亡之后，“伊斯兰国”利用塔利班内部权力斗争和混乱之际，大肆收买塔利班武装分子。在曼苏尔成为新领袖后，“伊斯兰国”又发表视频声明称他是伊朗的盟友。 从人员招募上看，“伊斯兰国”采取“就地取材”的策略，从地区以外输入战士的案例较少。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例，它的成员主要来自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投诚者和控制区内的部落民，还有少量人员来自宣誓效忠的“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例如呼罗珊省领导人赛义德·汗（Hafiz Saeed Hkan）和阿卜杜·拉武夫·哈迪姆（Abdul Rauf Khadim）分别出自阿塔和巴塔。在印度“伊斯兰国”主要依靠脸书、推特、聊天室等社交媒体进行点对点个体招募，在建立可靠的网络联系后再进行线下集会和组织活动。就发展策略而言，“伊斯兰国”的重点在于发掘和利用各国的民族、宗教、教派和社会矛盾，借维护受压迫穆斯林权利树立合法性，或者和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例如印度最早出现“伊斯兰国”标识的区域是泰米尔邦和印控克什米尔；在孟加拉国等国也多次出现针对基督徒和什叶派的宗教教派屠杀。另外各国社会矛盾和生存困境为其扩张提供天然的土壤。南亚地区贫富差距巨大、民族教派矛盾历史悠久、官员腐败、伊斯兰信仰遭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冲击、高失业率等诸多问题长年集聚，2013年南亚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为1400 美元，远低于1万美元的世界平均水平；16亿人口中有近30%的民众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消费不足1.25 美元）。因此，加入或支持“伊斯兰国”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变革期望，也包含有经济动机和需求。 但是，“伊斯兰国”在南亚的扩张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首先，南亚地区格局和各国政局稳固，政府组织和管控能力强大。这里没有出现中东那样多国政权变更和内战、传统地区格局和力量均势崩解的失控局面。政府也能够及时迅速地采取全面打击行动，早在2014年12月印度政府就以《预防非法活动法案》禁止“伊斯兰国”活动，屏蔽了诱导印度青年加入“伊斯兰国”的32个网站[3]，并禁止任何组织或团体和与“伊斯兰国”相关的公司或企业进行石油贸易。 其次，各国与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和分离势力斗争经验丰富，同时还参与东盟、APEC、美国或者沙特领导的地区或全球级别反“伊斯兰国”联盟，有利于组织开展联合打击行动。一直在阿富汗进行反政府宣传、宗教教育和人员招募的“哈里发之音”移动电台，在各方密切跟踪和情报交换后，于2016年2月由驻阿盟军无人机一举炸毁，彻底失声。 再次，“伊斯兰国”面临激烈竞争和“水土不服”的严峻挑战。南亚伊斯兰教本土化历史悠久，宗教政治生态过于复杂，穆斯林社群自我调节能力也较强。作为代表普什图族的本土组织，塔利班经营阿富汗20年，组织力量和社会关系根深蒂固。“基地组织”宣誓效忠塔利班后，在意识形态、人员构成、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宣传和渗透也历时久远。巴基斯坦国内极端组织有五十多个，印度境内有三十多个，其秉持的政治思想和宗教理念各异。“伊斯兰国”的萨拉菲思想与南亚次大陆伊斯兰传统不符，即便在极端主义思想中，其哈里发观的认可度也很有限。为抵御其思想传播，超过1000名印度穆斯林教士主动联合起来发布教法令，宣称“伊斯兰国”采取的举动违背伊斯兰教的基础准则和信仰。另外南亚地区部落传统和部落法牢固，血亲复仇横行，“杀一人即得罪一族”。为打击“伊斯兰国”，塔利班甚至已与加尼政府、驻阿联军和伊朗进行交流和情报合作。 第四，胜利效忠和金钱效忠的影响力日渐。“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取得的胜利是其在全球范围内游说和招募新成员的重要砝码，随着中东战场的节节败退，它的吸引力在不断减弱。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的人均月薪比塔利班高出100—200美元，另外还有作战补贴和阵亡抚恤金等，对于贫困的阿巴民众来说这是无法忽视的收入增量。受制于国际社会的经济和金融打击，“伊斯兰国”2016年在伊叙核心区税收收入减少22%，财源枯竭使得它很难再向南亚组织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 整体而言，“伊斯兰国”尚未在南亚取得稳固根据地，其发展水平和规模也处于胚胎期，虽然它有能力通过恐袭方式威胁社会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但不足以撼动各国政权。加之各国对其渗透扩张均保持高度警惕并已采取打击行动，“伊斯兰国”的渗透势头已得到有效压制。因此，短期来看南亚不会替代中东成为新的中心，也很难为其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从中长时段来看，南亚的经济贫困、发展停滞、宗教民族矛盾将长期为“伊斯兰国”的渗透和蔓延提供可乘之机，地区分支与其实施的恐袭将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长期面对的“顽疾”。 （责任编辑：苏童） [1] Farzad Ramezani Bonesh，India and the Prospect of Daesh Threat，JUNE 132016，http：//www.iranreview.org/content/Documents/India-and-the-Prospect-of-Daesh-Threat.htm. [2] Farzad Ramezani Bonesh，India and the Prospect of Daesh Threat，JUNE 132016，http：//www.iranreview.org/content/Documents/India-and-the-Prospect-of-Daesh-Threat.htm. [3]“Govt Blocks Websites with Anti India Content from Islamic State”， http：//www.indiatvnews.com/news/india/govt-blocks-websites-withanti-india-content-from-islamic-state-4576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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