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丝绸之路与汉唐西域社会一体化进程研究 |
| 范文 | 蒋静 王玉平 [摘要]本文从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科学地研究不同时期丝绸之路对西域社会变迁的影响，从而分析在丝绸之路媒介下西域社会变迁与“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丝绸之路的发展为西域带来了中原文化与西域绿洲和游牧文化的融合发展，有力推动了西域社会变迁，如农耕文明、农耕区不断扩大、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逐渐形成等，增强了西域对中原政权的向心力，最终在唐代形成了“中华一体”的格局。 [关键词]丝绸之路;汉唐时期;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6—0103—06 [作者简介]蒋静，女，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西域屯垦戍边史;王玉平，男，上海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唐史。 一、汉唐丝绸之路开发的历史进程 （一）汉代丝绸之路的初通 张骞通西域后，开辟了连接中西文明的丝绸之路。汉代丝绸之路由河西的敦煌出发进入西域，经楼兰，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分为南北两道。车师作为天山北麓丝绸之路的分支，来自中原的使者或商队，途经此地进行补给，再动身前往其他国家。《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后部北通金蒲城五百里。”？譹？訛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商队“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販客，日款于塞下”？譺？訛，加强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中段，大致分为三条：天山以南的两条依次是南道、中道，天山以北的称作北道。《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二道”即指南道和中道。南道从敦煌西南行，出阳关，一路西行到达若羌。中道即汉时的北道，魏晋南北朝称为北新道。汉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主要在南、中两道，北新道居于次要地位。前凉时期，楼兰古城废弃，丝绸之路改道高昌，来自中原、西域其他地区及欧亚等地的使者、商人及货物经高昌，辗转西域各国及中亚、西亚各地，带动了北新道的发展，使北新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成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三）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 唐代丝绸之路北道由敦煌出发，经莫贺延碛到伊州，然后向北翻越天山达坂到天山北麓的伊吾、蒲类，沿着天山北麓到庭州。中道出敦煌后向西去安西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沿莫贺延碛南缘到达高昌，然后沿天山南麓，到焉耆、龟兹;另一条道路是由敦煌西南阳关出发，横穿白龙堆沙漠，由罗布泊北岸到焉耆、龟兹。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汇集于西州、龟兹等地的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来源更加广泛，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各城市由商业贸易的中转站转变为国际性商业重镇，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政治格局一体化 （一）中原政权模式通过丝绸之路逐渐影响西域政治结构 1.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初通，西汉加强对西域的管理，中原政权管理模式也随之在西域地区逐渐实行。西汉在敦煌和酒泉置有都尉，在轮台、渠犁设使者校尉，使者校尉一职是汉初对西域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探索的第一步。汉昭帝时又设置了校尉一职，汉宣帝早期又置侍郎、校尉一职，后又在楼兰地区立司马（后改为都尉）。以后到宣帝置西域都护前，从使者校尉、校尉、侍郎，到司马、都尉，都是一种临时性的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为西域战事服务，行政效率不高。随着与西域各国联系的日益频繁，对西域的重要性认识更为深入，而且大一统思想始终是历代王朝的梦想，这时西汉初步有了“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譹？訛的抱负。自汉宣帝中后期至王莽失西域，是西域管理的成熟阶段。西域都护设立后，西域都护和此后的西域长史一直是两汉王朝在西域的最高行政长官，标志着两汉对西域的管理到了成熟时期。首先，西域都护是匈奴的僮仆都尉废止后设立的，是一个王朝取代了另一个王朝管理西域，代表中央王朝对西域正式进行管理。其次，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立，西域都护职权也明朗化，设立相应的属官等，具体地管理西域各项事务;其三，随后设置的戊己校尉，是对西域都护的补充，进行更为具体的区域管理。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加强了西汉应对匈奴威胁的能力，而且巩固了在丝绸之路的利益，为大汉帝国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时期西域政权管理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原郡县制在西域部分地区开始实施。咸和二年（公元327年），驻楼兰的西域长史李柏击擒赵贞，接管西晋设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并作出变革，在高昌设郡管理。前凉控制高昌后于建兴三十二年（公元345年），将疆域划分为凉州、河州、沙州三州，“张骏假凉州都督，摄三州”。其中，“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譺？訛首次明确设置了高昌郡隶属沙洲管理，吐鲁番地区被纳入中原行政管理体系中。前凉设置太守治高昌，戊己校尉治屯田，实行高昌郡与戊己校尉政、军分离的统治体制。同时，建立田地县作为戊已校尉的治所，称为“校尉城”。？譻？訛比之西域其他地区，中原来高昌的移民络绎不绝，魏晋时期更是出现大的移民浪潮。因此前凉在高昌设郡，满足了吐鲁番地区移民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昌设郡对吐鲁番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郡县制的确立结束了西汉以来以军府制方式统辖吐鲁番的历史，并首开以郡县行政模式管理吐鲁番地区的先河。前凉对高昌的统治日益加强，如以废世子张大怀镇守高昌，？譼？訛任持节、镇西将军、高昌郡公，显示对高昌统治的重视。与此同时，高昌的独立性也在日益增长。石勒僭皇帝位时，张骏曾遣使奉高昌图，送于阗、鄯善、大宛使，向石勒致贺。当时高昌已为前凉属郡，前凉却企图与于阗、鄯善、大宛等国使并列，成为西域属国之一，？譽？訛可见高昌的独立性在当时已经得到前凉的承认。高昌国在借鉴中原管理制度的同时，也融入了地方特色，形成其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制度。高昌王国地方行政地理区划分为郡、县二级。但和内地州郡县制不同的是，麴氏高昌实行郡、县分制，郡与县互不统属，分别听命于王国中央，府则是专门的军事机构。发展到王国后期，高昌郡县设置发生变化。到唐朝灭麴氏高昌时，史书记载又有“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譾？訛麴氏高昌王国县下无乡、里等基层组织。？譹？訛郡县体制的实行，使得吐鲁番地区与内地发展趋向一致，对于吐鲁番地区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套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从乡里组织直到郡和军府机构完全与内地的郡县相一致”？譺？訛。 3.唐代。唐朝设置西伊州（后改称伊州），西域门户洞开。高昌、焉耆、龟兹、疏勒等纷纷效仿。公元640年，唐军渡过沙漠，击败了追随突厥反唐的高昌麴氏王朝。高昌归唐朝所属。唐朝在此设置西州，并建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同年置安西都护府，府治初设西州，这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个高级军政管理机构。公元647年，唐朝大規模用兵西域，打败同唐朝作对的西突厥势力，攻下焉耆、龟兹诸地，收其降部，完成统一西域的宏图大业。随后，唐朝设立焉耆、龟兹、毗沙、疏勒等都督府，府下领藩州若干。次年，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城，同时设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四个军镇，史称“安西四镇”。至此，唐朝对西域的统一管辖局面基本形成。公元657年，唐朝将领苏定方、阿史那弥射南北合击，平定了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叛乱，西突厥全境及所属中亚领土都归属唐朝，西域诸国均归唐朝所属。在平叛过程中，唐朝将安西都护府升级为大都护府，并在原阿史那贺鲁的分地设置濛池、昆陵两个都护府，列置州县，进行管理。这两个都护府都归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公元702年，武则天为加强对天山北部的管辖，在庭州（今吉木萨尔）设立北庭都护府，公元709年，改设北庭大都护府，其管辖范围以天山以北和巴尔喀什湖广大地区为主。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唐玄宗年间，唐朝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立“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近年来，在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盖有高昌县、天山县、蒲昌县和柳中县等官印的汉文文书，有力证明了当时这几个县都隶属西州。“汜得达告身”“张无阶告身”的出土则具体地反映了唐朝职官制度在该地实施的情况。“告身”指唐朝的干部任命书。在该地发现的专门登录户口和田亩情况的“手实”（户口）文书、实物税“庸调布”以及著名的“西州营名籍”文书则是唐朝经济、军事制度在这一带地区推广实施的有力证据。唐朝政府在非汉民生活聚居区，大致在所谓都督府、州地区，则推行“羁縻政策”，其特点是继续保留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制度，假以唐朝官职名号，按其部落的大小以及地位、声望的高低，授予刺史以下的各级官职，并颁发印信文契，作为行使职权的依据，其职位还可以世袭。同时，允诺其以旧俗治理部众，所收贡赋不入户部。 （二）沿丝绸之路军镇布局与西北边防体系的完善 古代亚洲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北方游牧圈和南方农耕圈两大文化系统，松田寿男认为：“连结万里长城与天山山脉的一条线才是划分古代亚洲的游牧圈和农耕圈的边界线。”？譻？訛汉唐时期，中原政权始终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北部的长城在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环塔里木地区以北的天山却不能完全阻隔北方游牧势力的南下入侵。因此，可以说，汉唐时期环塔里木地区修建的烽燧、戍堡所形成的防御带是长城的延续。 1.汉代环塔里木地区烽燧、戍堡防御系统的形成。汉朝边防最大的威胁是匈奴，这在西域体现得更为直接，作为匈奴进入环塔里木地区通道的车师国依附于匈奴，也时常对环塔里木地区构成威胁。匈奴对西域的入侵，主要是自车师故地南下，沿东、中、西三道到达楼兰、尉犁、焉耆等地。由此，为抵御匈奴及车师的入侵，东起楼兰城，西北至尉犁、焉耆，修建了大量烽燧。同时，轮台以西为龟兹国，龟兹国北部山区的关隘？譼？訛是乌孙南下塔里木盆地必经之地，乌孙虽与汉朝联姻，但汉朝对游牧敌对势力的警惕从未放松过，后来西域都护的设置，主要目的也在于督察天山以北游牧部落的动静。因此，尉犁向西至龟兹有必要兴烽燧以防御北方游牧势力的侵犯。总之，西汉前期经略西域主要目的是对付匈奴等游牧势力，因此自罗布泊起，向西北至尉犁，再由尉犁向西至库车，向东北至焉耆、和硕形成一系列连贯的烽燧亭障防御带。另外，丝绸之路南道若羌、且末等地也有部分烽燧，这一带的烽燧与罗布泊西北部的烽燧带相连，形成西汉在西域南北两道上完整的预警、防御、通迅体系，保障西汉在西域的军事及交通安全。 2.唐代环塔里木地区烽燧、戍堡防御系统的形成。唐代环塔里木地区的烽燧、戍堡主要是防御突厥和吐蕃。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崛起，史书记载：突厥“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锹之盛，未之有出，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譹？訛。由此，为“断突厥右臂”，唐朝统一西域，尤其加强对环塔里木地区的管理。突厥势力逐渐瓦解，而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吐蕃势力崛起，从7世纪中叶一直到9世纪中叶，吐蕃为患200年，尤其是在环塔里木地区更是如此。唐朝289年时间里，为抵御突厥、吐蕃的入侵，并护卫丝绸之路的畅通，在环塔里木地区广泛修筑烽燧、戍堡等军事设施，形成一系列牢固的军事防御体系。除在丝绸之路上修建烽燧、戍堡以处，由龟兹通往于阗、碎叶等地的交通要道上也修建了大量的烽燧、戍堡。 （三）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西域地区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最直接的形式就是通婚。自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域各民族在共同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逐渐通婚并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我们就发现了西域不同民族通婚的直接证据。高昌国时期，吐鲁番地区不同族属间通婚现象就比较普遍。到了唐代，胡汉通婚也比较普遍，如尉迟一部起自北魏，唐时尉迟敬德一族与秦叔宝一族通婚，其血统已融入中华民族之内，这些现象在敦煌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俯拾皆是。西州地区胡汉通婚尤其普遍，中原移徙的汉族与当地民族共同生活，相互通婚，在出土的西州相关墓志中，昭武九姓的安氏、曹氏、何氏、石氏、康氏与汉族的刘氏、韩氏、高氏、罗氏等联姻之事频频出现;？譺？訛库木吐拉石窟寺79窟中，供有一汉装妇女，头插半月形木梳，汉文榜题为“新妇颉力公主”，当为西州龟兹颉里发新娶汉妇，她应该是唐代汉族移民，后嫁给了回鹘民族，成为民族融合的实践者。频繁的胡汉通婚加速了西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和中原文化的传播，为“胡汉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发展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 西域农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丝绸之路开通后屯垦的大规模实施。根据学者的相关研究，西汉一朝，派往西域屯垦戍卒人数不会超过3000人，耕地面积约有6万—7万亩，如包括垦殖后撂荒的土地面积可达到10万亩左右。？譻？訛东汉“一通”时西域屯垦戍卒不超过2000人;“二通”时西域屯垦戍卒不超过3000人，“三通”时西域屯垦戍卒1500余人。在东汉西域100余年的屯垦时间内，其屯垦戍卒的人数，每一时期最多不过3000人。若按照赵充国所言，人均20亩，则东汉时期屯垦面积最多时可达6万亩。 唐朝在西域的屯垦于开元年间达到繁盛。三州屯田时间早，屯垦区域集中，规模庞大，三州地区的屯田亩数达到了11.8万亩。其次，在两大都护府下军镇屯田广泛分布，规模较大的是安西四镇，垦种面积达21.05万亩，规模较小的是遍布天山南北的烽铺屯田，但数量多，整体规模也有3万亩。所以，这一时期总的垦种面积应有35.85万亩。 在屯垦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在西域地区广泛传播，有效促进了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汉以前，西域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木耜。汉兴屯垦后，农业生产工具迅速发展。水利是绿洲农业的命脉，中原屯垦戍卒将先进的水利技术带到西域，复杂的双向灌溉系统就是中原水利技术运用的结果，极大推动了西域绿洲农业的发展。 （二）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西域商业贸易的发展 丝绸之路开辟后，西域同中原的贸易往来日深，无论是官方的进贡贸易还是私人的商业贸易，都不断丰富西域地区商品、货币的流通，极大地促进了西域的商业贸易的发展。 以吐鲁番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商品大量出现在吐鲁番市场上，丝织品、铜镜、漆器等物品成为主要的交易货物，汉代的五铢钱也在车师地区短暂流通。南北朝时期，楼兰废弃，丝绸之路改道高昌，高昌日益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中外各地的物资荟萃于此，高昌成为商品中转的集散地。唐时期，西州地区的商业贸易由中原化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西州丝绸之路位置的重要使西州成为货物四至、商客云集的国际商贸重镇，市场上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等40多个类型行市店铺。云集西州市场上的商品不仅有来自中原内地布帛、绫罗和其他各类丝织品，还有从波斯、大食、天竺等地运销的毛织品、香料、奇禽异兽和各种商品。往来经商的胡汉商贾数不胜数。中亚各地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纷至沓来，“利之所在无不至”，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贩运闻名于世。 除吐鲁番地区，西域的其他地区也如此，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地促进了商品贸易交换、东西经济交流的不断发展，促进了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以农为主、农商并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西域屯垦戍边事业的长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西域亦耕亦牧的格局，农业逐渐成为西域的主要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屯垦戍边活动并没有抑制当地商业贸易的进行，相反起到了促进作用。屯田丰富了西域的商品贸易的数量和品种，丝绸之路的畅通更加促进了西域地区商业贸易繁荣。 唐代西州便是西域地区农商并重的典型。众所周之，唐代西州实行的州县管理，中原地区的户籍、赋税制度在本地区实行，加之屯垦事业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农业成为最为重要的产业。但同时，西州地区的商业贸易从来就没有因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而束缚，商业贸易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生机，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生活的繁荣。诸如日常生产工具、肥料、种子、饲料，马、牛、羊、粮食、铁器等，很多产自西州本地，更多的是从内地中原贩运而来的商品，从波斯、印度、东罗马运销来此的毛织品、香料、奇禽异兽以及各种宝物，也琳琅满目地陈列在西域的市场上。繁荣的商业贸易催生了西州一大批从事商业贸易的群体，如行商、坐商、运输商及大量的脚夫、力役、雇佣等。 因此，对于西州屯区民众来说，商业与农业同样重要，在人均土地非常少的情况下？譹？訛，从事商业贸易业已成为屯区民众维持日常生计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在长期重视精耕细作产量最大化、商业贸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西州屯区民众逐渐形成农商并重的经济思想。 四、丝绸之路与西域主流文化的形成 （一）丝绸之路促进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自丝绸之路开通以后，通过屯垦、移民、商贸等媒介，汉文化不断传入西域地区。 早在汉代，中原地区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就传到了西域各地，西域各城邦国家也受汉文化的影响，部分城邦国家官职也是仿效中原地区而设置的。其后，儒家经典及中原相关选官制度逐渐传入本地区的高昌、楼兰等地区。十六国时期西域东部的高昌国，儒家思想已被当地民众普遍接受，儒家忠孝理念根植于当地民众思想价值体系，西域的胡人也在学习儒家经典;到了唐代，儒家思想已是西域部分地区教育的主体，儒家文化对西域民众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儒家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更为普遍。 在社会习俗等方面，汉语言文字在西域地區的运用逐渐广泛，西域的高昌、焉耆、龟兹、于阗、楼兰等地区，都有汉语言文书的出土;中原服饰也不断传到西域，由于西域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适应生产生活，汉族服饰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服饰的影响。但到了唐朝，中原地区所追求的服装时尚已被西域的高昌、龟兹等地区的民众所接受，西域民众同中原地区审美观点趋于一致;西域婚姻也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婚俗礼议、礼制，在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书中就有出现;西域地区丧葬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远，龟兹地区晋十六国砖室墓、高昌地区西州时期的斜坡及阶梯墓道都是仿效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吐鲁番墓葬中的伏羲女娲图、随葬衣物、墓志等都是借鉴了中原地区的丧葬文化。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多元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 西域地区史前的原始崇拜和萨满教信仰非常普遍，这些原始宗教对西域各民族社会习俗影响至今。汉唐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外来宗教不断传入并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据考证，约在公元前4世纪，起源于波斯的祆教就传入了环塔里木地区，？譺？訛并在各城郭诸国广泛传播。公元前1世纪，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环塔里木地区并在汉唐时期逐渐成为本地区的主流宗教。此外，摩尼教、景教、道教等宗教在环塔里木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传播，促进了环塔里木地区多元宗教格局的形成。 汉唐时期，西域地区的主流宗教是佛教，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本地区一直都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多种宗教文化都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开放的环境使这一地区的多种宗教共存并相互影响。一些佛教石窟里的星像图，据考证是受到中原地区道教文化的影响;西域地区普遍盛行的“回”字形佛寺建筑，据研究是受到了祆教建筑模式的影响;米兰遗址出土的“有翼天使”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佛学的内涵，还与景教有关。 儒、佛、道合流的信仰特色，在吐鲁番丧葬习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断定，西域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合流特征。西域民众这种信仰特色同中原没有任何区别，可见西域文化同汉文化的趋同性。 （三）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格局在西域渐成趋势 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主要受到了草原地区游牧文化及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影响，游牧文化对西域影响逐渐变小，农耕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在中原地区的持续性影响下，汉文化逐渐在西域地区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西域地区的主导。同时，由于地形的原因，在西域的北部以及一些山区、高原地带，游牧文化始终存在。丝绸之路的畅通为西域地区文化的多元性注入的血液，南亚的印度文化是伴随佛教的传入对西域地区文化格局产生了影响;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传入西域地区。可以说，西域地区是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西域地区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格局渐成趋势。 总之，丝绸之路的发展为西域带来了中原文化与西域绿洲和游牧文化的融合发展，有力推动了西域社会变迁，如农耕文明、农耕区不断扩大、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逐渐形成等，增强了西域对中原政权的向心力，最终在唐代形成了“中华一体”的格局。 责任编辑：张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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