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脱贫攻坚战的研究述评 |
| 范文 | 龚毓烨 [摘要]本文以脱贫攻坚战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得出脱贫攻坚战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有效措施。针对当前脱贫工作中遇到的现实性挑战，必须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保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键词]脱贫攻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优势 制度优势 [中图分类号]F0-0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18）03-0007-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8.03.002 習近平同志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进而为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战略保障。 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理论之源 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底线任务，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它符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它彰显了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点，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焕发出伟大生命力。 （一）脱贫攻坚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立场的集中体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张宇认为，脱贫攻坚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它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力求普遍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推进贫困地区基本的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正好体现我们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将其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1 ]虞崇胜认为，摆脱贫困虽然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共同的期盼，但这个简单的社会民生问题背后却已触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脱贫不仅要改善贫困者的生活状况，更要复归其主体地位，使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自主权与平等机会，保证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增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心。[2 ]黄承伟认为，只有坚持将脱贫攻坚作为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的突出表现，作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才能充分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人民在改革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3 ] （二）脱贫攻坚是实现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 秦刚指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起点，决定了共享的全面性和人的需要的全面性，脱贫攻坚作为中国现阶段为解决实现共享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突出性问题所正在推进的改革发展措施之一，内嵌着共享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要求， [4 ]能有效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得以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莫炳坤、李资源认为，脱贫攻坚始终坚持以中国最新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彰显协调发展思维，能缩小贫富差距，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过程，要坚持将其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条重要途径。[5 ]郑志晓等人认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更在于其能有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确保贫困地区贫困群众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关键一步。[6 ] （三）脱贫攻坚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有效措施 陈莉认为，贫困是当前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站在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来看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辩证关系，精准脱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党永续执政的价值追求。[7 ]林俐也认为，它抓住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农村贫困这块短板，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既能新增有效投资需求，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解决供需错配、增加就业机会，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符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8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即在于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还是坚持以资本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现的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而且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本动力。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化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马克思在批判商品拜物教时，提出了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整个社会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这意味着劳动成果的社会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不仅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且能够起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为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发展模式转型提供基础保障，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继续推进精准扶贫、脱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才能应对脱贫过程中的现实挑战进而为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提供根本价值遵循与制度保障。 二、脱贫攻坚战中面临的现实性问题 精准扶贫工作实施以来，我国贫困地区贫困面貌得以明显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实现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平均每年有1390多万人脱贫，平均每两秒脱贫1人，将贫困发生率由10.2%降到4%以下。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的脱贫成效，是我国扶贫史上最好的成绩，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故事”。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系统发力、重点突破、集中攻坚的关键阶段，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及群众的按时脱贫是现阶段脱贫攻坚战最大的政治任务，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依旧十分巨大。 黄承伟等人认为，一是存在本该惠及大众的扶贫资源被政治或经济上有权力的集团或强势群体中的少数人所霸占的“精英俘获”现象，导致扶贫资源未能有效落地;二是面临短期脱贫目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存在矛盾的挑战，部分地区扶贫措施较为单一，片面强调产业脱贫的作用，导致出现产业配置与地方人力资本、产业政策与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协调甚至相矛盾的现象;三是忽视贫困群体在扶贫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淡化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导致贫困群体被动参与脱贫，从而未能真正发挥其价值，也未能实现理想的充分参与与赋权状态。[9 ]檀学文认为，按新时期以“绣花功夫”抓扶贫的要求，脱贫攻坚在体制机制上与现实需要存在脱节，归纳为：扶贫与脱贫的主、客体角色与权责划分尚不明确，现行贫困识别机制通常只能做到有限精准，脱贫及贫困退出机制未能予以梳理和厘清，精准扶贫引致的福利悬崖效应尚未引起重视，事务性工作与业务性工作关系模糊。[10 ]杜晓山指出，“六个精准”基础工作不够扎实、“五个一批”工作有效性较低、部门政策衔接或共享不够、考核督查体系不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不严格等突出性问题导致政府对脱贫这一准公共产品分配效力低下。[11 ]范和生、唐惠敏也认为，精准识别偏离、精准施策脱靶、精准帮扶失准、精准匹配不足等现实性问题阻碍了我国脱贫攻坚的进程，应以制度化的手段提升扶贫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精准程度。[12 ]万君、张琦认为，依靠外源力量进行的精准扶贫，虽然扶贫资源供给总量大，但由于供给过程对需求侧的重视不匹配于对供给侧的重视，即对物的重视超过对人的重视，使得扶贫资源效能的进步与优化滞后、扶强容易扶弱难的马太效应突出、需求侧最需要的扶贫资源得不到保障、各地产业扶贫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13 ]张李娟指出，金融扶贫有利于惠农贷款融资模式的创新，但从需求、供给、收入、成本来看，由于基础设施条件差、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西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及对金融扶贫认识缺乏统一性等原因，导致金融扶贫的推广力度低，金融机构缺乏合力参与扶贫开发的动力，金融生态更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14 ]覃志敏认为，由于深度贫困地区具有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特点，农村贫困人口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缺乏内生脱贫动力，致使其陷入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资本不足的“三维贫困”叠加困境，扶贫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15 ]吴丹认为，思想贫困是造成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当前“扶志”“扶智”过程中存在政府及群众的思想意识未根本转变，缺乏科学的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绩效考评机制，对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不够等方面的问题。[16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坚持从人与物的关系上着重揭示人与人的关系，而非只是单纯地从现象上研究物与物的关系。脱贫攻坚中暴露出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我们未能正确运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分配观点、发展观点及群众观点，在处理社会生产关系发展过程中，尤其在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短板。 三、坚决打贏脱贫攻坚战的深化路径 从以上对脱贫攻坚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性挑战的分析来看，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复杂的、严峻的，甚至是长期的，因此，要保证精准扶贫、脱贫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保证余下的4000多万贫困人口能够如期实现脱贫，就必须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指引，多措并举打赢脱贫攻坚战。 公丕宏、公丕明指出，始终坚持将唯物辩证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与判断标准，将其与脱贫工作的具体措施、方法及理念高度契合，构建“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辩证统一闭环系统，不断揭示新时期脱贫攻坚的发展规律。[17 ]龚晨指出，基于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发展、新变化，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战能够取得胜利的政治保障，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治理布局，提升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党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全党合力。[18 ]莫光辉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脱贫攻坚战的路径创新要注重转变好政府的角色：一是要向引导者、社会资源的筹集者角色转型，通过宏观政策和中观发展来提升扶贫效率;二是要向协调者角色转型，协调对接好各类政策规划、各类扶贫资金、多类别扶贫模式;三是要向多元扶贫主体转型，注重引入各方力量并积极探索相互间的合作模式以激发社会潜能，只有形成良好的互助式大扶贫格局，才能保证脱贫具有长效性。[19 ]吕方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必须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充分调动好中央和地方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形成系统性回应各类减贫需求的大扶贫格局，才能为脱贫攻坚凝聚巨大合力，以提升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的资源动员能力。[20 ]叶善青也认为，金融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有效举措，实施过程中更要注重发挥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利用财税政策的风险化解和杠杆作用功能，控制生产经营成本，完善金融扶贫服务，防范金融扶贫风险，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脱贫，才能为脱贫攻坚提质增效。[21 ]杨达、林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为决胜全面脱贫注入了强大动力，是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有效措施，攻克坚中之坚，务必紧扣“扶智”“扶志”做文章，不断培育和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与脱贫致富的信心，走出一条体现中国制度优越性的文化脱贫道路。[22 ]张海鹏认为，推进脱贫攻坚战胜利的根本举措在于产业发展，在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前提下，要素和资源的资本化进程依赖政府扶贫资金的基础性和先导性投入，要促进要素和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必须让贫困地区具备产业盈利空间，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进而跳出代际贫困循环陷阱，实现脱贫致富。[23 ]万君、张琦认为，利益联结机制下的绿色减贫模式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包括大户主导、集体经济主导、企业主导、政策主导和资产收益扶贫五种模式，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盘活贫困地区绿色资源的同时更能为当地贫困群众增加收入，是提升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脱贫途径。[24 ]刘彦随、曹智认为，扶贫是政府“扶”的供给侧与农户“贫”的需求侧的统一，深入推进新时期的脱贫攻坚必须加快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政策供给、要素供给、服务供给与产品供给等多方面聚焦重点贫困县、贫困村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立足贫困化特征，认真落实“五个一批”及“六个精准”的顶层要求，切实解决好“四个问题”，始终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篇大文章。[25 ]朱燕指出，“互联网+精准扶贫”作为参与式信息共享平台，具有分享、远程、快捷和精准的特点，可以优化和集成社会扶贫资源配置、减少贫困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以此作为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重要力量。[26 ]左停认为，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面对经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贫困人口对外部资源依赖程度加重的新挑战，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首先要加快扶贫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和供给，同时还要注重贫困人员的能力建设与利益分享，使地区人力资源要素与知识价值转化为内源发展的长效力量。[27 ] 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应当将这一问题放置在历史整体坐标中进行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作为其刚性目标的脱贫攻坚，都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推进共同富裕而服务的，这也是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它的认识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我们必须将脱贫攻坚放到具体的历史整体坐标中，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脱贫攻坚全过程，因时因地制定适宜的脱贫政策。 四、总结与评述 脱贫攻坚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且为国家层面的重大工程，制约其成效性大小的因素很多，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要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运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产在这过程中具有始基性的作用，而生产又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因此，生产力就同样被纳入研究对象之中。脱贫攻坚的理论来源即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九大指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其原理一方面在于通过不断激发贫困地区困难群众自愿脱贫的主观能动性，消除帮扶过程中存在的“等靠要”等精神贫困;另一方面则在于通过发展合适的产业，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不断增强困难群众靠自己的力量脱贫致富的内生脱贫能力，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发展动力与发展目的的辩证统一，人是劳动的主体，而劳动又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坚持人民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地位，人民自身的发展才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大动力。 （二）彰显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基于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新发展，能否发挥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是决定新时代脱贫攻坚战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脱贫攻坚是检验贫困地区党的建设成效的主要战场，党建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有效抓手，我们党始终坚持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立场的根本体现。对此，为落实好这一核心理念，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尤其是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力推进党的建设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彰显，成为链接社会、市场、个人各方脱贫资源的主导力量。 （三）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联合体的成员“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里，马克思描述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富裕、自由发展的社会状态，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脱贫攻坚不能只是让党和政府唱独角戏，更不可能靠贫困群众独立完成，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发展观。对此，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演讲时特别强调：“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引领下，面对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原理，发挥好中国制度优势，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扶贫，推动构建“政府主导、市场推进、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为夯实脱贫成效、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确保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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