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党员干部在学雷锋常态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
| 范文 | 马薏雯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调查和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党员干部在学习雷锋常态化进程中的动力机制和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学雷锋常态化转型是我国政治——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党员干部是社会政治运动与文化发展规律协动的关键，是学雷锋常态化转型形成历史合力的保证；党员干部是政府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代表，是衡量信仰体系先进性的尺度，是加快当下公民道德体系建设的重要环境和感召。 [关键词]雷锋精神；常态化；转型； 1、雷锋精神与学习雷锋常态化 1.1、雷锋与雷锋精神 当我们穿行在中国近现代苦难与希望交织的历史中，那些已经逝去了的，跋涉在民族求真、求善和求美历程的先行者总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以鲜活的生命承载着民族史诗般的求索，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符号和精神标杆，照亮和重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在当代的民族记忆中，雷锋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雷锋在平凡的岗位上，在日常的生活中，他成长并抽象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雷锋现象是历史的偶然吗？基于哲学与逻辑的范畴，这一问题也可以转化为：具体、生活和有限的雷锋是如何进入抽象、精神和无限的符号系统的？学者吴若增认为，正是由于“雷锋已经成为了道德美的典范和人性美的化身”，才使其经久不衰[1]。陶东风更清晰的指出了这一路径，“一种道德品质只有普世化、抽象化之后，才能获得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有效性”，但其随后也指出这种升华与抽象所形成的单向性局限：这种提升后的品质与道德，“已经不再是当初构建的那种具有具体内涵的品质与道德，雷锋也不再是当初塑造的那个雷锋了”[2]。由此看来，学习雷锋首先必须厘析两个层面的问题：学习雷锋同志和学习雷锋精神。焦正安指出，雷锋是新中国进入建设时期的优秀人物，但“雷锋不是神，而是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在一个英雄身上的集中反映”，而雷锋精神却是源远流长的，是其先白求恩、张思德、时传祥等及其后焦裕禄、孔繁森、郭秀明等好人群像共同构建的精神文明体系[3]。周杨的观点殊途同归，认为二者的关系是“雷锋精神是以雷锋同志命名的、以其体现的精神为基础的、在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敬仰和追求的崇高精神文化”[4]。因此，活在当下的人的学雷锋活动，必须实现“学习具体、生活和有限的雷锋同志”和“学习抽象、精神和无限的雷锋精神”的统一，认识到雷锋同志是雷锋精神的具体体现。只有抓住了不断自我完善与发展层面的雷锋精神，我们才能看清楚所谓“雷锋过时说”的肤浅与苍白，才能痛击所谓后现代“解构雷锋”的虚无与浮躁。 1.2、社会文化转型与学习雷锋精神常态化 通过上述的辨析，我们看到有限的雷锋进入到无限的文化符号系统具有路径的可能性，但这仍不足以回答更深刻的问题：雷锋现象出现的必然性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指涉新中国人民群众进入文字书写的历史符号系统的进程，也直接关联到当下学习雷锋常态化的实践。诚然，历史总是由偶然事件组成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历史自有其内在逻辑的理由。以学理和逻辑见长的刘泽华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由王权主义统摄的超稳定结构。在君尊臣卑的的权力下行架构中，臣民是不可能具有所谓“独立人格”的，故很难以大写的人而成为历史的符号，但这种刚柔并济的架构依然不能扼杀思想文化的火花。他指明，政治与思想文化各有其运动规律，政治因社会需要建立秩序而产生，其遵循的是政治运动同一化规律；而思想文化运动却有着内在的多元化动力，无论是认识论主体的主观多样性亦或知识的逻辑性，都决定了思想文化最终将冲破一切障碍沿多元化的方向逶迤而行[5]。根据这两个范畴运动规律的矛盾来分析，我们也能够意识到，新中国的建立客观上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为国民“独立人格”的普遍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新文化知识逻辑的展开开辟了道路，故雷锋等国民群体的历史涌现既是王权主义架构崩溃、新政治架构转型的要求，也是新文化知识逻辑、国民意识、独立人格普遍生成的文化多元化运动规律使然。同时，分析这一矛盾，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政治民主的进程推动历史符号系统的民众化，反之，文化思想的自由又保障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实现，而其中也隐含了这样一种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在这种转型时期，雷锋精神本身也必然更多的从泛政治化层面转向文化运动对真、善、美等普世价值和人类共有崇高道德的追求。我们认为，当前的学习雷锋“常态化”的历史转型正是我国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对此，何怀宏写道“从动员式道德走向非动员式道德，也意味着从一种非常时期的道德走向一种正常时期的道德，从一种要求高蹈的道德走向一种坚守底线的道德，从一种价值和规范统一的道德走向一种区分价值和规范的道德”[6]。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对学习雷锋常态化转型有了一种有根基的认识，而这种转型也为个体的、平凡的生命在伦理道德上的升华预留了个性化、可创造的和可超越的可能性。按照学者王强的解读，这种转型恰恰吻合了马克思的政治革命历史逻辑，“在没有伦理在场的政治认同，以及政治如同对伦理认同的优位，才是造成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7]。 2、党员干部在学雷锋常态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2.1、传统政治文化架构下党员干部在学雷锋常态化转型中的基础作用 传统是现代的源头，现代是传统的当下。该如何考虑学习雷锋的常态化转型，传统与当下是其重要的思考维度。有当代学者认为，在王权主义的统摄下，官僚、缙绅士大夫形成的刚柔结构组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运行的基本架构，这种传统根深蒂固，虽然当代经济改革跨越了层层樊篱，但政治改革却稍显步履蹒跚。我们认为，在这种不对称的发展态势下，对学习雷锋常态化转型这一具体政治文化运动而言，党员干部都被推上历史的潮头。一方面，支持行政系统的干部的垂范与重视成为转型时期传统体制由上至下推动政治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一传统体制的重要作用也被众多研究所佐证：如郑昌盛、王珊关于“雷锋车”的研究[8]；彭蕾、孙波关于“高校学雷锋常态化”的研究[9]；蒋晓侠关于“新形势下雷锋精神的弘扬之道”[10]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在当前体制下领导干部的态度在学雷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是首要作用。另一方面，支持新中国信仰系统的党员又成为体现文化先进性的代表、须以其身体力行展现和注解这种由下至上的、作为当前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产物的文化运动，将行政系统中抽象的“常态化”雷锋转化为日常的、自发的、普世的、底线伦理的、具体的常态化雷锋群像和场景。前者的失位，将直接导致对学雷锋常态化转型合法性的质疑，而后者的缺失则会引发转型的路径萎缩与合理性沦丧，迟滞我国当下伦理道德现代化的进程。就以上意义而言，干部与党员就成为转型时期传统与当下相统一、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相啮合的社会枢纽，从这一体制路径加以思考，我们就能够更加理解身处时代之中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雷锋的关键是党员干部带头”的论说所体现的深邃睿智和忧患意识。 2.2、公民社会发展背景中党员干部在学雷锋常态化转型中的基础作用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基础，当前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即公民社会的初步形成。中国社会开始逐步转入社会与公民关系的话语体系，个体的权利得到了解放。随着社会伦理从规范伦理回归美德伦理，作为“真正自我利益缺席”的道德行动者雷锋也获得了个体性的动机发展空间，即通过奉献集体才能获得个体存在价值的雷锋，在公民社会中被转化为通过服务社会、实现道德圆满、达到个人幸福感的雷锋。对于这一转型过程，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张亚月将之与志愿精神生成相关联[11]，解瑞卿则将之与公民精神转化加以逻辑关联[12]，张家俊的研究也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公民社会转型中道德伦理发展存在从政府确立榜样向社会选择榜样的趋势[13]。这些研究都深刻地揭示出这种学雷锋常态化转型的自在之因。这样，原有的动员式的、单向的、典范式的以规范统一的学雷锋就自然的转化为自觉地、双向的、普遍式的追求个体道德幸福感的学雷锋。这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命题：如果传统的动员式伦理已失去了其原有的推动力，那么，公民社会中道德的感召力量来自何处？或者说，在公民的道德成长中应该向谁学习？这个问题对我们党有着不能承受之重，始终拷问着党员干部的党性和良知。由此得到另外一个命题，雷锋当初学的谁？肖新给出了答案，雷锋当初学习的榜样是其身边的领导[14]。陈思炳考证说，县委书记张光玉、团政委韩万金等党员干部的善心、善行、善言曾深深地震撼雷锋的内心[15]。可以说，党员干部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造就了无数如雷锋一般的向善之心。这也使我们意识到，民间道德伦理的生发过程有其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个体在民族整体的道德信仰中获得的精神满足有着更为充沛的生命力，在此种意义上，党员干部等先进份子所坚持的美德及立场往往会成为一个民族道德文明的环境与普遍追求的高度标示。关于这一问题的逆向思维也会推导出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崇尚雷锋，而雷锋的背后是一大批屹立着的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的高度就是雷锋的高度，那么人们质疑雷锋，就蕴含着党员干部没有很好的支撑起社会伦理道德应有的高度。刘亦功的分析颇有新意，他认为当代“雷锋质疑论”显示着格雷欣法则某些特点，如果我们不能够迎头痛击精神领域的腐朽现象，就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16]。此观点极有见地，因为干部背后是国家的高度，党员背后是信仰的高度，它们共同构成了当前公民社会精神文明的高度，它们就是公民美德成长的当下环境。好的环境将强化公民的道德归属感和道德实现的幸福感，不良的环境将导致公民对道德行为后果的担忧，甚至是对道德伦理的怀疑。基于以上的原因，可以认为当前学雷锋常态化转型亦即我国当下道德伦理的公民化转型。虽然说党员干部不能够决定历史自在的方向，但他们所代表的道德高度及环境将决定公民社会道德建设的速度和难度，也会决定当下由此形成的外在具像学雷锋常态化问题的过程。 3、结束语 学雷锋常态化转型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党员干部是转型时期的推动学雷锋活动深入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力量。从历史纵向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运动规律看，党员干部是两个规律发生协动的纽带，从当下横向的公民社会道德伦理的发展看，他们即是政府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也是信仰体系的标尺。学习雷锋常态化转型要重视党员干部的重要作用。 [注释] [1]雷锋的意义.人民日报（第8版），2004-6-19. [2]陶东风，吕鹤颖.雷锋：社会主义理论符号的塑造及其变迁[J].学术月刊.2010（12）. [3]焦正安.雷锋精神之渊源、嬗变和提升及其他[J].学理论，2012（24）. [4]周杨.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关于雷锋精神的三点思考[J].兰州学刊，2012（03）. [5]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82-184. [6]何怀宏.底线伦理[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89. [7]王强.雷锋精神如何进入生活：一种哲学追问[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02）. [8]郑昌盛，王珊.新时期扩大雷锋车精神社会效应的策略研究[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2）. [9]彭蕾，孙波.对推动高校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思考[J].当代青年研究，2012（04）. [10]蒋晓侠.新形势下雷锋精神的弘扬之道[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 [11]张亚月.志愿精神与雷锋精神的关系辨析及整合前景[J].思想理论教育，2012（15）. [12]解瑞卿.论雷锋精神与公民精神的逻辑关联[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12（05）. [13]张佳俊.从向雷锋同志学习到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榜样教育模式变化之初探[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 [14]肖新.雷锋当初学的谁[J].冶金政工研究，2003（01）. [15]陈思炳.雷锋当初学的谁[J].江淮，2007（03）. [16]刘亦功.主流与冲击—雷锋精神传播中的杂音透析[J].青年记者，201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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