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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无论是居“四德”之首的“仁”，还是作为“五伦”之大节的“忠”，究其根源，都发自人们对父母的天然之爱——孝，正所谓“立爱自亲始”，“孝梯”乃“为仁之本”。《孝经》是阐发儒家伦理的著作，以“孝”为“百行之本”，进而阐述如何以忠孝、孝悌的原则处理君臣、父子、兄弟等各種社会伦理关系，以及立身、处事、齐家、睦邻、治国、事君等各种社会、政治事务。汉魏以来，《孝经》成为儒学教养的主要文本。至唐代，《孝经》获得“经典”地位，升格为与“五经”并列儒家“经书”之一，作为科举考试最基础的经典，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时，儿童普遍于六七岁时开始诵习《孝经》，为接受更高层次的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奠定基础。《孝经》得到唐代统治者和士人的极大重视，玄宗认为孝是道德根本、社会教化的基础，“化人成俗，率繇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故亲自训注《孝经》，颁布天下，“垂范将来”。在实践过程中，唐人根据孩童心理性格编制的各种辅助性蒙书，与《孝经》一起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孝道教材体系，并加强了《孝经》在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教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如杜甫诗云：“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在手。”《孝经》成为士人必备经典，终身受益。晚唐薛逢《邻相反行》云：“家藏一卷古孝经，世世相传皆得力。”随着整个社会对《孝经》崇重，直接影响了童蒙教育对《孝经》的重视。
（摘编自金滢坤：《“蒙以养正”：唐代童蒙的孝道教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