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政策的演变 |
| 范文 | 摘 要 鸦片战争前，中国行商对外商的欠债问题是困扰清政府并影响中外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清政府为维护天朝体制，积极清偿行商债务，先后采取了查封变卖行商家产抵欠、官员垫付、保商摊赔、行商联保偿付等政策措施，但由于未触及造成商欠的根源而不见成效。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清政府政策转变的起点，在被迫接受英国“官偿商欠”的要求后，清政府重新确定了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制度，并将其载入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成为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的基本制度。这一政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鸦片战争，涉外债务，清偿，政策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0-0026-08 鸦片战争前，中国行商对外商的欠债问题是困扰清政府并影响中外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清政府为维护天朝体制，曾采取种种政策措施，积极清偿行商债务，但成效甚微。第一次鸦片战争是清政府政策转变的起点，在被迫接受英国“官偿商欠”的要求后，清政府重新确定了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制度，并将其载入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成为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清偿的基本制度。以往学界对鸦片战争前的商欠较为关注，郭卫东、章文钦、王巨新等人的论著都在一定程度上探讨过行商欠债的缘由、影响、解决方式等问题。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清偿民间涉外债务的政策之演变，探讨行商联保制失败的原因和清政府商欠“官为代追，不为赔偿”政策的确立及其对近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一、鸦片战争前的商欠清偿政策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实行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中国同外国的贸易均由行商负责，即所谓的行商制度。这一制度曾是中外矛盾的焦点之一，除了行商对贸易的垄断外，行商欠债问题也时常招致外商的责难。行商对外国商人的欠债，清代文献称为“商欠”或“夷欠”。商欠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它跟中外贸易的方式有关。鸦片战争前，清代的对外贸易主要实行以货易货，外商在同行商交易时，将外国货品在行商当中按额分配，但当时英国毛织品等外国商品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市场需求，行商代销的货物往往不能及时售完，只能等到下次外国商船来华之时，再行结账，以致“不能年清年款”，①若有经营不善，甚至破产，则无法偿还货款，造成商欠。其次，商欠也跟中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关。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30年代，中外贸易不断增长。随着贸易的发展，行商普遍出现资本匮乏，不得不向外商借贷，而此项借款实际上属于高利贷性质，年复一年，本息越来越重，以致不能偿还。此外，清朝官吏对行商的勒索等也是造成商欠的重要因素。广东地方政府每年都要以进贡为名命令行商采办西洋奇巧物件，各种名目的捐款也层出不穷，行商受累非浅。 由于商欠问题“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因而清政府极为重视。最初，清政府对商欠的清偿政策是查抄破产行商的家产，估变抵偿。清政府办理的第一件商欠案是“资元行”商黎光华案。1759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汉文翻译洪仁辉（James Flint）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直奔天津，向朝廷告御状，其控诉的内容之一就是“资元行”商人黎光华拖欠东印度公司货款白银6万余两，黎光华之子黎兆魁，借口父亲已故，不肯偿还。①乾隆皇帝立刻派人赴广东办理，在调查属实后，谕令没收“资元行”原有财产，按股匀还。② 洪仁辉事件亦引起了清政府对行商欠债的警觉。为防止涉外债务的再次发生，清政府严禁行商向外商借贷，违者没收所借之银，并发配充军。但是，18世纪后期，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行商赊欠外商的货款越来越多，再加上清政府对行商的勒索有增无减，行商经常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暗地里向外商借贷。商欠非但没有根绝，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177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要注意办理的就是解决中国人的债务问题。这一年核准担任行商的共有8人，全部都有对英商的欠款，有4位已陷入严重困境，其中求官已完全破产，球秀本季度若无法清理那几位与他来往的散商船船长的债务也会全部破产，昭官欠债约222000元，瑛秀欠债，根据他自己的账目，将达1000000元。③ 在商欠案的办理中，清政府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多数破产行商都无法清偿债务，他们的家产根本不足以抵债。1776年的倪宏文案首先暴露了这个问题。该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清政府控告丰进行商倪宏文拖欠货款11726两。清政府将倪宏文发配伊犁充军，其所欠债务令其亲属代赔。但倪宏文的亲属亦无法筹措到足够的银两偿付外债。清政府素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其他国家和民族为蛮夷，并以“怀柔远人”之道维护其天朝体制。因此，乾隆皇帝认为，欠外商的债一定要还，“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④否则将有失天朝威严，贻笑于外夷。出于这一考虑，他谕令，倪宏文欠外商债务中不足赔补的部分由广东地方官“于养廉内按数摊赔”，“其各员所赔之数，俟倪宏文名下追出抵还”。⑤ 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商欠，清政府不可能总是由官员垫款赔偿。行商无法偿付的外债到底该如何解决呢？1780年广东发生大规模商欠危机，8家行商中有4家欠下英商债务，其中行商颜时瑛、张天球积欠英国港脚商人本利100多万两，二人房屋财产查封估变仍不足赔补。审理此案的两广总督巴延三、粤海关监督图明阿向朝廷奏请：“不敷银两，著落联名具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清还。”⑥清廷依议，并援以为例，在此后的商欠案中实行保商摊还债务的制度，令行商相互担保，遇有行商破产亏损、不足赔补外债时，由互保各行商摊赔，分期清偿。承保行商摊赔的银两大部分是从行用中拨付的。行用最初是外商“给洋行商人之辛工”。⑦在1780年的颜、张欠债案中，联名具保的6家行商曾为摊赔一事呈递禀折，其中写道： 各行与夷人交易，所得行用，原系行中火足家口养赡之需……情愿将各行每年所得行用，尽数归入公所，存贮公柜，先尽代赔夷欠及公费，所有剩余，再行按股均分，交回各行，以为行中火足之用。⑧ 同一年，经巡抚李湖奏准，清政府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百分之三的行用，作为公行基金，以“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⑨此后，随着商欠案的不断发生，行用成为应付赔补对外债务的基本手段之一。后来行用征收的范围不断扩大，数目不断增加。到嘉庆六年（1801年）除了英国进口的毛织品、印花布和铁外，其他进出口货物一律征收行用： 按照已订的价格，从价值百抽三，有特殊需要时，竟增至值百抽四，抽五，乃至抽六。⑩ 但是，行用在管理和使用上都是非常不规范的。行用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行商领袖手里，其如何征收，如何使用等各种事项，外人无法知道详情： 即便对于那些交款的人，也是一桩神秘的事情，他们中间，除了两三个地位高的行商外，都不许查看账簿。① 由于管理的不透明，行用被挪用的情况非常严重，小到给海关监督和各级官吏的送礼，大到修治黄河、报效皇帝、提供军需等。行用实际上成了清政府勒索行商的又一途径。 19世纪初年，破产的行商越来越多，为防止行商破产后的涉外债务纠纷，清政府进一步实行总商制度和行商联保制度。嘉庆十八年粤海关监督德庆向清廷奏请：“于各洋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公正者一二人，饬令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货价归其划定。②此举主要是防止行商为争揽生意，与外商私自议价，造成日后亏折。与此同时，清政府提高了新行商选任的担保要求。最初，新选任的行商只需一二名行商承保，后来保商数目不断增加，1780年颜、张案中联名具保的行商有6家，此时则要求新任行商必须由总商负责，且由全体行商共同作保。 行商联保制实际上是让行商对自己和同行的营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对行商来说无疑又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它并没能真正解决商欠赔补问题，反而使更多的行商受到牵连，破产倒闭。到嘉庆十九年，行商破产的人数越来越多，商欠越来越严重。据两广总督蒋攸■奏报： （广州）近来充当洋商者共有十人，实在赀财素裕者不过三四家，其余虽皆有同商互保承充，而本非殷实，不过图得行规，承充后又不善经理，无处揭借，不能不欠夷人之账……迨至积欠愈多，不敷挪掩，为夷商所挟制，是以评估货价，不得其平。 他指出，若不及时清理，恐积重难返。③此后，行商的地位每况愈下，至道光九年（1829年）十三行仅存怡和行等七家，“其余六家或因不善经营，或因资本消乏，陆续闭歇”。粤海关不得不奏请朝廷放弃要求行商联名保结的规定。清廷依议，准许身家殷实的商人，自行呈请充当行商： 暂行试办一二年，果能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饷项不致亏短，即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其总散各商联名保结之例，著即停止。④ 充当行商的条件放宽、联行保结停止以后，行商人数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中不乏投机趋利的商人，这给清政府的管理造成了难度。道光十七年经两广总督邓廷桢、粤海关监督文祥奏准，清廷恢复了十三行的限制和行商联保的旧例： 嗣后十三行洋商遇有歇业，或缘事黜退者，方准随时招补，此外不得无故添设一商，亦不必限年试办，徒致有名无实。其承商之时，仍请复归联保旧例，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著充。 清政府认为，如此则“充商者必挟重赀，责有攸归”，保举者也必然尽力核实，既“裕饷课”，又“杜朋奸”。⑤但就在同一年，大规模爆发的商欠案不仅使清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整个行商制度也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官偿商欠” 从查封变卖家产抵欠，到官员垫付不足之欠款，再到保商摊赔，最后实行行商联保制度，清政府对于行商涉外债务的清偿可谓不遗余力，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837年，就在清政府恢复行商联保的时候，这一制度却迅速宣告了它的失败。其失败的原因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 就内部而言，这一制度并没有消除造成商欠的种种因素，其强加给行商的无限连带责任，反而增加了行商破产的风险，而最重要的是，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行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中外经济交往的需要，这也是商欠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的根源所在。19世纪30年代是中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中国贸易向一切自由商人开放，中英贸易迅猛增长。1834年英国对华出口值由1832年的545656英镑上升到845192英镑，1835和1836年更是超过了100万英镑。⑥在中国的英国商行也从1833年的66家增加到1837年的156家。⑦但是，与中外贸易的发展相对应的却是清政府对行商限制的加强，以及中国行商制度的停滞。广州行商的数量1830—1835年都维持在10家，1836年和1838年为11家，最多的1837年也仅13家。①数目的相对固定和缺乏弹性使行商制度不能适应对外贸易的突发性增长。很多行商因贸易规模的骤然扩大而资本匮乏，终于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爆发了大宗商欠案。1837年初广州的13家行商中有三至四家公开承认无力偿还欠款，这些行商的总债务达到300万元，外加75万元的欠税。其中兴泰行正式宣布破产，据公行和外商共同成立的清偿委员会估算，除尚有争议的部分外，该行的债款已达到2261439元。②如此巨额的债务，由其他区区几家行商摊还，其负担和难度可想而知。实际上，当时的行商也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摊赔数目，他们自己大多数都已陷入贫乏状态。1837年英国鸦片商人查顿谈到行商的处境时说： 近来没有一家行商不负债，除去浩官和潘启官之外，现在没有一家行商有二万元。如果我们挤倒一家，我们就可以挤倒全体；如果我们真把全体挤倒，海关监督就会很快地再增加六家或八家，并为这项特权向每家索取四万两银子。这些新设行号自然是一些既无财产又无品德的人，要不了几年就会倒歇的。这是一幅阴暗的图画，然而是真实的景象。③ 在这种情况下，行商联保制对于外债的清偿能有多大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 就外部来说，鸦片战争前，行商联保摊还债务的制度也已经因外商的强烈反对而难于实施。1837年商欠案发生以后，清政府本打算按照惯例，由保商与外商交涉，以行商摊分的方式逐年偿还。但是，英国商人却不同意按惯例办事，理由是：其一，此次商欠案不同于公司时代的商欠案，这些债务“完全是产生于实际的交易活动”，而在公司时代，相当一部分行商欠债是公司提供的借款。其二，他们不能接受分期摊还的赔付方式，认为“第一次在自由贸易体制下解决债务纠纷就建立一种拖延支付的先例是不得当的”，他们希望尽快解决所有破产行商的债务问题，以便“将未来的贸易置于更加安全的制度之上”。 为此，1838年3月21日英国在华21家洋行联名向英国政府递交请愿书，控诉其“合法贸易中所有主要商品的交易都被限于约12家行商或保商”，而他们无法弄清这些商行的资格、资金、信誉等方面的信息，为了将来的贸易更为安全，他们希望政府关注商人的利益，对中国行商的欠债问题进行“强有力的干预”。④这是在华英商第一次郑重其事地上书政府要求解决商欠问题。中英商业债务冲突的激化表明中国行商制度不能适应英国自由主义商业扩张的危机，英商拒绝按惯例处理则表明行商联保制度下的外债处理方式已不被外人所认可，它不但无法化解这一危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而扩大了双方的矛盾与冲突，成为英国武力侵华的借口之一。 既然英商不接受行商摊赔的处理方式，那么商欠该如何解决呢？英国国内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商业利益集团提出了向中国政府索赔的要求。1839年8月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多次派出代表与英国首相巴麦尊会谈，并于11月2日以协会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巴麦尊，提出与中国签订一个通商条约，迫使中国人接受他们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在广州或上述港口，普遍地和中国本地人维持商务关系”。协会表示： 极其强烈地反对限制商务只和某些行商交易，但是如果要这样限制，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是他们所选出来的行商的债务担保人。⑤ 巴麦尊勋爵向商界代表保证，“将来的贸易问题，已在政府严重考虑之中”，他“没有任何诺言”，“也没有用过‘武装力量这样字眼”，但他表示： 愿意商人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普遍地并相当详细地说明应该达到哪些目的。政府是要努力从中国政府手里求达这些目的的。⑥ 11月4日，在协会委员会递上要求与中国签订通商条约的信函两天后，巴麦尊即向义律发出了第1号秘密训令，以此信中罗列的特权要求为蓝本提出了与清政府谈判的条约草案。除了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外，英国对华鸦片走私商们也向政府提出了行商欠债问题。1840年2月4日，当中英矛盾激化，鸦片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英国著名的鸦片走私商人查顿与巴麦尊会谈，提醒他注意行商拖欠英商的债务问题，强调还未清还的欠款“到谈判条约时，必须考虑到”。①正是在英国商业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英国发动了武力侵华的战争，并以强力手段要求中国政府负责赔偿行商的债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0年8月19日英方全权大臣懿律向清政府递交了《巴麦尊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该文件绝大部分内容是指控林则徐的禁烟活动，最后开列了英国索要的五条要求：赔偿烟价、官员平移往来、割让岛屿、偿付商欠、赔偿军费。对于偿付商欠一条，英方的解释是清政府一直强迫英商把货物卖给行商，因而应对行商所欠的债务“负有责任”。②当时，清政府认为，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仅为通商而已，于是将传统的驭夷之术——“贸易羁縻”作为对英交涉的主要策略。但在战争期间，清政府的“贸易羁縻”仅仅只是意味着恢复同英国的贸易，而不是接受英国提出的要求。道光帝将英方照会的内容理解为“诉冤乞恩两大端”，③前面对林则徐的指控为“诉冤”，后面提出的各项要求为“乞恩”。道光帝的态度是申冤没有问题，至于施恩却不能够轻易开此先例，以致破坏体制。关于商欠一项，道光帝在8月20日给钦差大臣琦善等人的上谕中表示：通商乃是两相情愿的事，所欠债务“应自为清理”，朝廷不予过问。④ 后来，在新一轮战争的打击下，清政府被迫与英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第五条规定： 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⑤ 清政府虽然答应以300万元作为赔偿商欠之用，但实际上，这笔商欠并不是真正的“官为偿还”，而依然是按照行商联保的机制，由行商摊还。《南京条约》签订以后，1842年10月17日，道光帝谕令钦差大臣伊里布和广东督抚及粤海关： 严催各商，将所欠该夷银两，务于明年五月内备齐，无误六月交兑之期。⑥ 伊里布抵粤后，不敢怠慢，马上令广州知府易长华召见总行商伍绍荣等，要求行商们“取具结状，限于六月内扫数清交。⑦ 《南京条约》的商欠赔款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行用，美国学者马士估计数目大概为134万，但对于300万元的巨额赔款来说，行用显然是不够的，其他大部分仍由行商分摊，分摊数额如下：怡和行伍绍荣100万，孚泰行易元昌9万，广利行卢继光6万，同孚行潘绍光13万，天宝行梁承禧7万，同顺行吴天垣10万，东兴行谢有仁10万，仁和行潘文海7万，中和行潘文涛2万，顺泰行马佐良2万，共计166万元。⑧清朝档案记载另有50万元提前支付，但支付者是谁，不太清楚。⑨ 从统计看，行商们分摊的赔款不在少数。当时的行商大多数资本薄弱，有的已经陷入困顿之中，他们何以短期内能够筹措如此巨款，担负摊还的责任？郭卫东先生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清代广东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奕山、隆庆、杨芳等人向朝廷呈递的联名奏折，上面写道： 据原商伍秉鉴等禀称：前与英夷交易，积有夷欠，曾与议明，分年归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贸易至今未能归结。兹蒙饬令查明，迅速清理商欠，岂敢稍事推延。除商等自行极力筹措外，尚不敷银二百八十万两。时既仓促，且茶丝各商俱已迁避。一时无可借贷，仰恳将库存款内拨借二百八十万两，由商等俱领，以清夷欠。分作四年在各行生意估价行用内按数摊出，将现借之项全数归补等语。奴才等再四思维，此项虽由商欠，而目下关系夷情，万一稍有差失，所关匪细，不如准洋商借领，按年补还，终归有着。是以不揣冒昧，一面奏闻，一面先为垫借，欠项即清，庶夷人无可藉口。除另行咨明户部外，奴才等谨附片俱奏伏乞。① 这说明，赔偿英方的商欠，除行商典家当产筹措之外，绝大部分最终是行商向政府借贷的，对外的私人债务转而变成了对内的公款欠项。 对行商们来说，摊还商欠是原来行商制度和联保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依据《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予以废除，行商们享有的特权也不复存在。行商们曾试图以此为由请求广东政府减免偿还商欠时所借的公款，但遭到严厉拒绝，广东政府甚至还向这些旧行商们加收了高额利息和其他报效费，使280万两的借款摇身变成了400万两，折算后亦有近300万两。②此项借款，直到1849年，由旧行商伍怡和与卢广利等向粤督徐广缙奏请在出口茶叶中征收“茶用银”予以归补，才最终了结。 三、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政策的确定 1843年7月23日，清政府按照条约规定将商欠300万元交付英国驻广州领事。对清政府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它既无法平静地接受“官偿商欠”的要求，也不得不慎重考虑将来民间涉外债务的赔偿政策问题。 早在1842年8月条约谈判期间，当道光帝收到条约初定的奏报后，表示：为了不“贻忧于日后”，“所商各条内尚有应行筹酌之处”，其中借词索欠一节，仍须宛转晓谕，英国与中国通商已有200年，一向友好相处： 从前货物交易，银钱往来，俱系由洋商与汝等自行经理，我国官员向不过问。且此中贸易曲折，价值低昂，甚为琐屑，况各国言语不通，断非地方官所能经理。嗣后各处通商自应仍照旧章，毋庸更改。倘该商有格外苛求，过于克扣之处，不妨向粤海关监督说明，必将该商惩处，断不姑容。所称商欠一节。除三百万元由广东查明商欠追还外，其余断难官为保交。③ 8月27日上谕到达钦差大臣耆英手中，但此时条约条款已正式形成，只等8月29日举行签字仪式。耆英接奉上谕后，立即又派咸龄、黄恩彤等将朝廷之意转告英方，英方回复：商欠一节，广东洋行积欠英国银两甚多，“今止以洋银三百万圆为断，此外不敢求官为保交”。至于以后通商各事宜，的确非常琐屑，“亦不敢求官为经理”。“惟在广东贸易以来，深受洋行削，以后情愿自投行商交易，按例输税，免致暗被侵渔”。④但当时条约中并没有载入这一规定。鉴于条约内容已基本确定，无法“添注”和修改。于是耆英等人只好将道光帝指示的商欠连同其他各项事宜放在善后处理，这便是江南善后谈判的由来。 1842年9月1日，清政府在南京前线的钦差大臣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发出正式谈判照会，列举了中方希望交涉的12项内容，其中第二项为： 粤东洋行商欠，除定明三百万两官为保交外，此后英国通商，现在议定，无论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但既系英国自投之行，即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欠账等事，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 对于这一条，英方没有提出异议，璞鼎查表示，既然以后自由通商，其利与害： 各为自取，若有欠账告案，即由管事官说明，由地方官着追，万不可再求官为偿还，所议甚属义理。⑤ 随后签订的中英《江南善后章程》第一条规定： 广东洋行商欠，除议定三百万官为保交外，此后英国通商，现经议明，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既系英国自投之行，即非中国额设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为着追，不能官为偿还。① 但是，道光帝不同意商欠“官为着追”，坚持由商人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与闻”。1842年9月26日，他谕令耆英等人“应行筹议事宜”，“通盘酌核，悉心妥商，切勿稍留罅隙，致滋后患”。并强调“该夷通商，嗣后若有欠项，由管事官呈明内地官著追一节，断不可行”。理由是： 内地居民与该夷贸易日久，难保无拖欠情节，地方官既未经手交易，日后又安能代为追欠？况一经允许，遇有无著欠项，势必哓哓具禀，地方官事务甚繁，何暇办理此事？且该夷稍不如意，将借口追欠不力，另启衅端，不可不预为筹及。② 可见，道光帝主要是担心商欠“官为着追”会增添地方官的麻烦，也深恐日后英人以“追欠不力”为借口，挑起事端。 耆英在回奏中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华民与英人“交涉狱讼”之事，已经议明，不好将欠债“剔出另议”；其二，内地民人良莠不齐，如果官府不予管理，一些贪婪之辈必然欺诈外夷，积欠债款，夷人则势必以领事为恃，任意追索，内地官员碍于条约，“转难过问”；其三，如果欠债“莠民”潜逃，夷人索讨无着，也必然找中国官府查缉，“若任其逃脱无获，该夷得所借口，易启事端”。③道光帝三思之后，接受了耆英的意见。1842年10月，当钦差大臣伊里布等人赴粤谈判税则等事项时，道光帝指示：“其嗣后商欠亦不求官为代还一层，俟伊里布到粤时，再与要约切实，免致日后借口启衅。”④后来又一再叮嘱此事。 可见，清政府一边在筹措赔款，一边则在谋划新的民间涉外债务赔偿政策。按照道光帝的指示，伊里布等人在与英国签订的善后条约中正式确定了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制度。1843年10月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四条英商与华商交易一款规定： 凡现经议定，英商卸货后自投商贾，无论与何人交易，听从其便。惟中国商人设遇有诓骗货物脱逃及拖欠货价不能归还者，一经控告到官，中国官员自必即为查追；倘诓骗之犯实系逃匿无踪，欠债之人实已身亡产绝者，英商不得执洋行代赔之旧例呈请着赔。⑤ 同时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五条再次强调： 前在江南业经议定，以后商欠断不可官为保交，又新定贸易章程第四条英商与华商交易一款内，复将不能执洋行代赔之旧例呈请着赔切实声明在案，嗣后不拘华商欠英商及英商欠华商之债，如果账据确凿，人在产存，均应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以昭平允，仍旧原约，彼此代为着追，均不代为保偿。⑥ 相比《江南善后章程》，《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关于商欠的规定更为具体、细致。它们不仅申明了商欠“官不为偿”的原则，而且明确了“官为着追”的条件，即证据确凿，欠债之人没有死亡或逃匿无踪。《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还对英商欠华商之债作了同等的规定，要求双方都要秉公处理，代为追偿。这对维护华商利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方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该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 中国人有欠英国人债务不偿或潜行逃避者，中国官务须认真严拿追缴。英国人有欠中国人债不偿或潜行逃避者，英国官亦应一体办理。⑦ “认真严拿追缴”实际上是进一步加强了中英双方对民间欠债者的追偿责任。 继英国与中国确定了民间涉外债务的清偿制度以后，美国、法国、德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等亦在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对民间债务作出了与中英条约相似的规定，强调双方官员对民间债务应认真代为催缴、严拿追还，但均不能官为赔偿。只有俄国比较特殊。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第十二条规定： 两国商人交易不准互相赊欠，倘有不遵定议，致有拖欠者，虽经告官，不为准理。① 但是后来，考虑到双方贸易的实际，1860年中俄《北京续增条约》对旧规作了变更，准许两国商人在通商之处随便买卖，“或交现钱，或因相信赊账，俱可”。对于两国商人因买卖或赊欠而产生的债务纠纷，双方议定： 听其自行择人调处；俄国领事官与中国地方官止可帮同和解，其赊欠账目不能代赔。②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为维护天朝体制，对行商欠外商的债务积极予以清偿，但由于其采取的政策措施未触及造成商欠的根源而不见成效。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在英国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政府被迫“官偿商欠”。但随后的《南京条约》善后谈判中，清政府重新确定了商欠“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制度，并将其载入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 清政府的这一政策对近代中国民间涉外债务的处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西方国家对华侵略的扩大和中国市场的开放，民间欠债问题层出不穷。在一些重大的债务纠纷中，西方列强曾试图胁迫中国政府偿付民间债务，均因条约的约束而未得逞。如，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旗昌洋行控告买办陈守礼欺诈亏空的案件中，因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美国领事和商人不予合作，案件迁延不决。美国公使指责清政府办案不力，要求向中国政府取偿。③清政府义正词严地辩驳，按照条约只能让地方官尽力严追欠款，没有直接向中国取赔之理。④最后，有关方面通过劝说旗昌洋行折让而使案件得以了结。清末民初，天津德商志诚洋行向华商李春华追索运货亏损的案件，因华商无力赔补，双方官员意见不一，前后拖延九年之久，德国公使以中方办事不力，向民国政府索赔。外交部亦据理力驳，声明此事中国官员“按法办事，并无办理未善之处，该洋行所称由政府赔偿一万五千两，本部断难承认”。⑤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它维护了国家的权威和利益。 但是，由于债务问题的复杂性、近代中国政治形势的内焦外困，以及中国政府的衰败无能，民间债务“官为代追，不为保偿”的政策也曾受到冲击和挑战。最典型的例子是清季上海橡皮风潮中，道台蔡乃煌向外国银行借款，偿付正元、谦余、兆康三大钱庄欠外商的债务。此事曾在国内外引发一场重大风波。国际上，英国公使要求援例清偿其他各庄对洋商的欠款。国内，舆论纷纷指责蔡乃煌不应以官方名义借款偿还商欠。江苏咨议局和资政院还特意就此提出质询案，认定蔡乃煌息借洋款代偿商欠属于违法行为。资政院甚至奏请朝廷： 饬下两江总督张人骏将第一次所借外债代还洋款者，应令其如数担偿，决不能由国家与人民担其责任，以符约章，而塞祸源。⑥ 可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官偿商债都不是明智的选择，它也许能暂时解决一个问题，但会引发更多复杂的问题。 【作者简介】曹英，女，1974年生，湖南株洲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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