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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国语、普通话常被认为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三个概念在语义上的诸多微妙差别，表征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界定自己特定经验、预期与行动的努力。“国语”在清末取代“官话”，与现代国族建构息息相关；1930年代，左翼文化人为“普通话”一词灌注了强烈的无产阶级属性和地方平等、民族平等色彩，并以之作为批判“国语”的工具。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普通话”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回到了“国语”立场，但在名相上，刻意强调了对左翼语文运动的继承关系，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认同。通过对标准语的“正名”，人们既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也可以缝合由此带来的历史裂纹，并在此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修正“成文的”“标准的”、同时也是线性的国族叙事。
（摘编自《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作者：王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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