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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带一路”背景下重庆构建内陆开放新格局的思考
范文

    李敬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承“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发展理念,以打造投资与贸易的短期“共赢点”为切入点,积极构建长期“共生点”,以投资与贸易产业互补为前提,率先从具有良好贸易伙伴关系国家和营商环境较好国家突破,面向重点国家的重大现实需求和进口需求,积极调整投资与贸易结构,与国外省市形成错位竞争,积极拓展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合作空间。

    在逆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美国持续推进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促进沿线各国的持续发展与加强区域合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潜藏着彼此合作的巨大潜力和空间。要实现合作共赢发展目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重要基础和前提。其中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一带一路”建设进展顺利,成果丰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

    近年来,重庆市积极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将内陆地区变为开放前沿,加强了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的有效利用。当前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合作具有极其有利的条件,但也面临一些问题。笔者认为,重庆应积极抓住机遇,深化“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合作,构建重庆开放新格局。

    重庆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

    合作开局良好,但总体水平不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合作开局良好,但总体水平不高。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重庆市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有所增加,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2017年,重庆市向东帝汶、新加坡、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马来西亚、印尼、巴林、柬埔寨、斯里兰卡、格鲁吉亚、文莱和印度等16个“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国别覆盖率仅有25%。向16国的投资金额为7529.46万美元,占总投资的比重为4.9%。而同期投资于美国的资金为99152万美元,占总投资的比重为64.8%;同期投资于欧洲(德国和意大利)的资金为16634万美元,占总投资的比重为10.9%。

    利用外资方面,2017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外资897445万美元,其中来自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外资有148885万美元,占比为16.59%。不过重庆市实际利用“一带一路”外资的国家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和白俄罗斯五个国家,国别覆盖率仅有7.8%。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加坡,2017年,重庆市实际利用新加坡外资148382万美元,占利用“一带一路”外资的99.7%。此外,重庆利用新加坡外资呈现明显波动性。2017年重庆利用新加坡外资在2016年基础上减少了53.66%。

    在国家贸易方面,2017年,重庆市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实现货物进出口1762228.38万美元,同比增长4.17%(重庆市全球进出口贸易整体增速为6.13%);实现出口985054.36万美元,同比增长0.46%(重庆市全球出口贸易整体增速为4.78%);实现进口777174.02万美元,同比增长9.29%(重庆市全球进口贸易整体增速8.63%)。因此,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速整体不高的原因是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乏力。从占比来看,近年来,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占比在25%至29%区间左右波动,且近年有一定下降趋势。2014年,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重庆全球进出口的比例为28.49%,2015年升至29.05%,2016年降至26.96%,2017年降至26.46%。

    总体说来,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合作还存在较多问题。

    (1)在投资合作方面:重庆市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量少。重庆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占比不足5%,而全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占比已超过10%。二是面窄。重庆市仅向东帝汶、新加坡、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马来西亚、印尼、巴林、柬埔寨、斯里兰卡、格鲁吉亚、文莱和印度等16个“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国别覆盖率仅有25%。而全国层面,已经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全覆盖。三是质量低。重庆在“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一半以上还是土木工程建筑业,技术含量不高。

    (2)在引进外资方面:一是国别覆盖率低。重庆市实际利用“一带一路”外资的国家仅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泰国和白俄罗斯五个国家,国别覆盖率仅有7.8%。二是集中度高,存在较大波动性。重庆在“一带一路”最主要外资来源国是新加坡,占比为99.7%。但2017年重庆利用新加坡外资在2016年基础上减少了53.66%。

    (3)在贸易合作方面:一是总体占比小。重庆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进出口占其总进出口的比例在25%-29%区间波动,而全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的占比已接近30%。二是呈一定下降趋势。全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的总量和占比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近年来,重庆在总量和占比上都有一定下降趋势。三是覆盖面较窄。重庆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东南亚。而这一地区恰恰是和中国贸易竞争较大的地区,且与沿海地区相比不具有运输成本优势,不能充分体现内陆开放优势。而与西亚北非、中亚、中东欧等国家的贸易合作不多。

    重庆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

    贸易合作面临的竞争压力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大力推进内陆开放,纷纷开行中欧班列,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合作,与重庆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

    (一)中欧班列竞争形成的压力

    中欧班列是中国内陆开放的重要载体。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便积极探索开行铁路国际集装箱班列。从2005年的“如意号”到2008年六国国际联运专列(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虽然成功开行了多趟铁路示范性专列,但都没有发展成为定期开行的班列。直到2011年,“渝新欧”中欧班列(重庆至杜伊斯堡)成功开行,实现 “五定班列”(定线路、定站点、定车次、定时间、定价格)的常态化运行。其后,湖北、湖南、河南和四川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开行中欧班列。安徽、甘肃、江西、陕西、青海、山西等省也分别于2014-2017年开通了中欧班列。

    四川地处西部内陆的中心位置,深入陆地1500公里,既不靠海也不沿边,是我国最为典型的内陆省区。2013年4月26日,“蓉欧快铁”正式运行,彻底改变了成都不沿边、不靠海的格局,使成都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是目前国内开行频率最稳定、开行速度最快捷、运输成本最实惠的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跃居国内中欧班列首位。截至2016年8月,“蓉欧快铁”已实现“天天有班列”目标,欧洲的站点已由波兰一个城市点位增至德国纽伦堡、荷兰蒂尔堡等多个,辐射欧洲绝大部分地区。“蓉欧快铁”是四川成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依托。目前,四川已形成以成都為跨境货物集散中心,以中线(成都至罗兹)、北线(成都至俄罗斯)和南线(成都至伊斯坦布尔)为三条主要国际干线,打通东向、西向和南向这三个方向的国际市场,形成“一心三向多通道”的“蓉欧+”跨境班列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蓉欧快铁”开通后,四川省GDP总量不断攀升,经济总量在西部地区排名第一。

    长期以来,湖北经济对外开放度不高,企业走出去的不多。早在2012年10月,“汉新欧”成功由湖北武汉始发,成为继“渝新欧”之后,第二个试运行成功的国际铁路班列。2014年4月,“汉新欧”正式开始营运并于2015年运行常态化,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捷克、德国等国设立办事处或营销机构。湖北省位居华中腹地,武汉则位于我国中部的核心地带,是中部地区最主要的城市,良好的区位和交通条件为“汉新欧”国际铁路的运营提供了货源保障。“汉新欧”的开通,使湖北成为我国中部地区开放前沿,对湖北扩大开放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汉新欧”试运行以后,湖北省经济总量一直在中部省份中排名第二,GDP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

    河南的“郑新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于2013年7月开通,截至2016年7月,累计发车362班,累计货值超17.15亿美元。2015年5月,“郑新欧”采用恒温集装箱将国内新鲜农产品、加工食品、医药品等温度敏感性产品送往欧洲,满足国内外消费市场对温控商品品质的要求,使中欧班列大动脉全年无间断运转成为可能。郑州因具有明显的地理和运输条件优势,使得“郑新欧”成了货源覆盖最广的班列线路,目的站涉及欧洲12个国家、34个城市,国内客户货源地已涉及我国半数以上省份。“郑新欧”的开行,给了郑州由中原腹地变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大机遇。自2013年“郑新欧”正式开通以来,极大地带动了郑州经济的发展,其表现之一是郑州的经济总量指标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资料统计,“汉新欧”试运行以后,河南省经济总量一直保持全国第五,中部省份排名第一。GDP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排名中部第三。

    (二)内陆省份对外投资与贸易快速增长形成的压力

    201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约36856亿美元,其中内陆省市约3741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1902亿美元,增长103.43%,快于全国79.51个百分点;内陆省市2011-2016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74%,分别快于全国和非内陆省份9.62和10.39个百分点。2016年,内陆各省进口总额约1432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加约537亿美元,增长约59.95%,分别快于全国和非内陆省46.22和49.39个百分点;2011至2016年,进口平均增速约8.95%,分别快于全国和非内陆省6.09和6.57个百分点。2016年,内陆各省出口总额约2309亿美元,与2010年相比,增加约1365亿美元,增长约144.71%,分别快于全国和非内陆省111.76和85.92个百分点;2011至2016年,出口平均年增长率约17.82%;分别快于全国和非内陆省12.58和8.36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2016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约51240亿美元,其中,内陆省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约7125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约3782亿美元,增长约113.11%,分别快于全国和非内陆省15.67和17.99个百分点。2011至2016年,内陆各省外商投资总额平均年增长率达13.61%,分别快于全国和非内陆省1.54和1.76个百分点。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统计,从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来看,2016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约1493亿美元,其中内陆各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约156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约128亿美元,增长约441.65%。2011至2016年,内陆各省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平均年增长率约36.15%。

    深化重庆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

    贸易合作的基本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思路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承“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发展理念,以打造投资与贸易的短期“共赢点”为切入点,积极构建长期“共生点”,以投资与贸易产业互补为前提,率先从具有良好贸易伙伴关系国家和营商环境较好国家为突破,面向重点国家的重大现实需求和进口需求,积极调整投资与贸易结构,与国外省市形成错位竞争,积极拓展重庆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合作空间。

    (二)对策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发展规划

    一是市委、市政府应当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合作环境的研究,加强合作国别和重点产业的指导,制订科学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编制《重庆市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贸易合作规划》。

    二是加强重点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加强“渝新”合作、“渝港”合作体制、机制研究,制定“渝新”合作、“渝港”合作实施路线图。

    2、加强合作平台融入,打造投资贸易新平台,优化对外合作环境

    一是加强现有合作平台融入,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平台建设,优化对外合作环境。

    二是打造投资贸易合作新平台,在新加坡市、第比利斯、斯科普里、埃里温、明斯克、巴库、吉隆坡、新德里、波德戈里察、维尔纽斯等重点城市和多斯特克(哈萨克斯坦)、叶卡捷琳堡(俄罗斯)、明斯克州(白俄罗斯)、华沙(波兰)、杜伊斯堡(德国)等对外贸易通道节点城市发展城际间伙伴关系、推动境外商会建设,成立境外商务代表处、示范企业办事处等。

    3、实施贸易先行、投资跟进策略,促进电子制造业、汽摩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有序对外开放

    针对重点国家和重点产业,可先进行贸易合作,待发展相对成熟,根据营商环境情况,择机进行投资跟进,推进生产本土化,建立贸易与投资的互促机制,实现贸易与投资的协调发展。根据重庆现在的比较优势,首先应重点推进电子制造业对外贸易与投资升级;其次要大力推进汽车摩托车产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提高汽车摩托车产业在出口中的比例,同时大力推进在中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俄罗斯等国家建立汽车摩托车生产基地;此外,加强装备制造业出口。

    4、突出发展重点,改变发展策略,理清推进路径

    一是突出重点,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率先在评级优秀和良好的重点国家和核心城市开展投资与贸易合作。特别是要将重心放在具有较大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的地区。可率先在新加坡、格鲁吉亚、马其顿、亚美尼亚、白俄罗斯、阿塞拜疆、马来西亚、印度、黑山、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泰国、波黑、保加利亚、印尼、拉脱维亚、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开展投资与贸易合作。在城市方面,可率先在多斯特克(哈萨克斯坦)、叶卡捷琳堡(俄罗斯)、明斯克州(白俄罗斯)、华沙(波兰)、杜伊斯堡(德国)等节点城市和新加坡市、第比利斯、斯科普里、埃里温、明斯克、巴库、吉隆坡、新德里、波德戈里察、维尔纽斯等重点城市实现突破。同时,加强与这些重点国家和重点、节点城市的合作机制建设,建立官方与民间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旅游沟通平台,为投资与贸易合作提供良好环境。

    二是融入“一带一路”重点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区和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推进“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合作,需要坚持共赢观念,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发展战略,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区和境外产业园区。例如,现已建立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政府批准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推动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泰达模式”的样本工程,在探索、实践适应海外产业园区发展方面具有示范效应。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莫列维奇区的中白工业园,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境外产业园区,现已成为连接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两大市场的重要枢纽。重庆可以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璧山、永川、荣昌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龙头,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产能合作区和境外产业园区,实现借力出海。也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重点城市进一步布局类似平台。

    三是推动重庆与“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定向自贸区。自贸区试点范围有限,一些配套管理体制改革还需逐步推进,全面推开尚待时日。当前重庆可向国家积极争取先行先试定向自贸区政策,整合城市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开发区等各类经济功能区政策,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定向自贸区建设。目前,重庆和新加坡在双边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等方面已取得突出进展,可率先开展重庆与新加坡的定向自贸区建设,使其成为重庆定向自贸区建设的示范。定向自贸区可采取双园区制,双方开展免关税、通关便利化、投资负面清单试验,形成相互投资与贸易的直通车。

    5、充分挖掘内陆开放新优势,建立现代化开放产业新体系

    重庆作为内陆地区,深化“一带一路”投资贸易合作,需要充分挖掘内陆开放新优势。一是在开放体系的建设上,要瞄准时间成本优势,充分发挥铁路的作用,进一步优化以铁路运输为核心的通道体系。进一步加强以“铁路+”通道体系建设,实现“硬连通”和“软连通”协调发展,升级口岸功能,积极打造综合性对外投资促进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二是在开放市场的定位上,重点要瞄准内陆国家,特别是要瞄准欧亚非大陆国家。这是铁路运输体系和交易成本所决定的。三是在开放产业的设计上,要根据内陆地区特点,建设内陆比较优势产业体系,对于大宗商品而言,内陆地区依然存在运输成本的劣势。而陆路通道对于强调时间成本、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有更强的吸引力。另外,由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无形通道方面,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可以很快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当前重庆应大力推进大数据智能化与开放产业结合,以大数据智能化升级开放产业。

    6、大力引进与培养对外贸易与投资专业人才,建立智力支撑体系

    一是按照对外贸易与投资发展需要,面向境内外引进行业领军人才,广纳高层次研发人才和紧缺专业人才。二是大力培养对外贸易与投资高级管理人才,建立对政府相关部门、企业高管的定期培训机制。三是加强企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鼓励跨国公司建立跨境人才培训总部,引导有条件的企业与相关院校建立订单式人才培养机制,选送企业优秀人才到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深造;通过政府采购,依托社会专业机构力量,每年培訓跨国经营人才2000人次。四是建立智力支撑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申请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联合培养人才,提升人才技术水平;培育打造一批“一带一路”智库研究机构,每年发布一批“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

    李 敬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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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3 4: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