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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西迁人的家国情怀

范文

陈小玮

1956年到1958年，为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先后有1472名教职员工从上海随交通大学迁到了西安，其中有教授，有年轻的讲师，也有学校教学工厂的技工，以及幼儿园老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迁人。

西安交大西迁馆有一面照片墙，上面排列着46位西迁教授。第二行左起第一位，就是周惠久。

1958年9月6日，将近50岁的周惠久一家七口坐着火车来到了西安。

“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天平路第二小学读完了三年级，进入暑假后，家里突然‘热闹起来。每天都有陌生的工人师傅来我家——宛平路118号的交大校外宿舍——打包钉箱。眼看家里的陈设越来越少，沿墙堆放的行李越来越多，我知道，我们家要搬家了。”周惠久的儿子周力强曾撰文回忆说。

作为小孩，周力强是希望搬家的，吸引他的其实是“可以坐一天两夜的火车”。尽管周惠久没和儿子谈起过自己对西迁的态度，但周力强认为父亲随校西迁，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周惠久的选择，也是当时交大众多教职员工的选择。

一名材料科学家的出彩人生

周惠久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祖籍浙江省绍兴县。1927年，周惠久高中毕业，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结构工程专业，学习铁道桥梁。他勤工俭学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毕业后回沈阳在东北大学任助教，仅仅工作了十八天，因“九一八”事变，不愿做亡国奴的他南下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

1935年，周惠久考取公费留学，先后赴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力学系、密歇根大学化工冶金系学习，获得力学、冶金工程两个硕士学位。在去密歇根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他还参加通用汽车公司主办的汽车学院师资班学习，并获得毕业证书。

导师希望周惠久继续攻读博士，但全面抗战的爆发，让他提前一年结束了留学。1938年9月，他成为昆明西南联大机械系和航空系的一名教授，并在清华航空研究所兼职。

为了能对抗日战争做出更直接的贡献，周惠久1941年离开西南联大，到湘西一条山沟里的战车机械化学校战车研究所工作，一年后任所长，主要研制战时急需的汽车配件，同时还在该校下属的机械化工程学院任教，培养车辆工程专门人材。

“父亲在40岁之前，很少有安定岁月，尤其抗战期间随陆军机械化学校的那场西迁，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周力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真正的安定岁月恰恰始自他的第二次西迁，刨掉动荡的‘文革那一段，在西安交大的校园里，四十多年的教学与科研，使父亲得以完成他年轻时即已萌芽于心中的发挥金属材料强度潜力的理论，成就了他作为一名材料科学家的出彩人生。”

周惠久是1952年到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任教授的，同时担任金属试验室第一任主任。迁校西安后，他着手进行“金属机械性能”课程的改革，由他主编的我国第一本《金属机械性能》教材于1961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1958年，周惠久领导设计和研制“多次冲击试验机”，并相继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1962年到1965年，他在《中国机械工程学报》和《中国科学》（英文版）上连续发表5篇论文，总结并阐述金属材料多次冲击抗力的基本规律，指出了盲目追求塑性韧性的不合理性。

1964年，周惠久等应邀先后去第一汽车厂和洛阳拖拉机厂等单位讲学，介绍科研成果和学术观点，并推动了厂校协作。这些成果很快得到了国家重视。国家科委把多次冲击抗力理论列为1963-1964年100项国家重大科学成果之一。

由周惠久领导的“低碳马氏体强化理论和应用研究”课题，经鉴定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石油、机械、矿山等领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达到3亿元人民币。在科研实践基础上，他提出的“金属材料强度、塑性、韧性合理配合的规律性来设计材料”的思想，比欧美国家早数十年。

1988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热处理大会开幕式上，周惠久以流畅的英语向世界各国的同行专家们宣读了大会特邀的两个主旨专题报告之一——《低碳马氏体及其工业应用》。

为弘扬周惠久先生的科学精神和教育思想，西安交大在他九十周年诞辰之際设立了“周惠久院士基金会”，并于校园中塑立一尊周惠久的半身铜像。师生们还为铜像配诗一首：

强度理论创一流，材料性能争上游;

追求真理身影正，培植桃李遍环球;

教书育人终生业，五朵金花彰春秋;

德望常昭忠可钦，日月天地周惠久。

销户交房扎根黄土地

秦岭一片白云飘，关中平原真富饶，

周秦汉唐是古都，工业重镇在今朝;

交大西迁任务重，西安建校热情高，

文教适应工农业，经济建设进高潮。

站在西安交大校园，远眺秦岭，陈学俊写下了这首《迁校有感》。他是西迁来的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

1919年3月5日，陈学俊出生于安徽滁州。父亲经商，母亲是农民，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但父母支持子女读书。1935年，16岁的陈学俊考入中央大学机械系，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重庆。喜欢音乐的他加入了嘉陵歌咏团，用歌声宣传抗日。在歌咏团，陈学俊结识了团里的高音领唱袁旦庆，两人因借唱歌本而交往，后步入婚姻殿堂。

1941年，22岁的陈学俊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上宣读了我国锅炉制造方面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锅炉制造工艺的研究》，揭开了我国动力工业发展的新篇。他有感而发创作一首《工程师进行曲》：“卫国家，靠兵利，建国家，靠机器。”朴素的歌词表达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工程救国的理念。

1944年8月，12名青年被选派到美国工厂实习考察，陈学俊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他在美国最大的锅炉制造公司——燃烧工程公司工作了一年，与美国工程师一起参加了电站锅炉的试验研究、制造、安装、工厂发电、运营等工作，并参与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单台容量为10万千瓦机组锅炉的安装和调试。随后，他到美国普渡大学深造。仅用两个学期就修完了研究生全部课程，并通过了题为《蒸气动力用煤的燃烧》的论文答辩，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1947年，陈学俊谢绝美国教授的挽留回到祖国，成为交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上海有电力公司想聘请他，出的薪资比当教师高，但他认为“在当时的国情下，自己教书比在研究机构作贡献更大一些”。

交大西迁时，大家在一起讨论，陈学俊发表的个人看法如同论文般逻辑严密：决定专业迁西安，还是留在上海，应根据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与否而定，同时也适当考虑专业本身的发展和需要。上海工业有多年发展历史，工业水平比较高，而且今后只要合理发展，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工厂本身自己可以解决。另外，浙大和南京工学院两个历史悠久的多科性工业大学也能发挥作用，交大迁走后对上海工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西安、西北地区工业正在建设，虽然目前速度稍微放慢，但总的建设方针不变，新建厂和大型厂的技术问题比较多，交大迁过去相对可以多发挥作用……综上所述，他的结论是：“完全同意扩大校委会通过的锅炉专业与动力系全迁西安的方案”。

作为动力系副主任，陈学俊与李敬轩总支书记，以及朱麟五主任共同努力动员，最终动力系是全校惟一全迁到西安的一个系。

1957年9月，陈学俊和袁旦庆带着四个孩子，乘坐第一批载有交大教师的专列来到西安。出发前，他们注销了上海户口，把位于上海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交还给了上海市房管局（当时房子不能买卖）。有人认为陈学俊房子交的太亏，他却说：“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

初到西安的日子，生活条件自然与上海不能比，一度孩子进城上学要坐农民拉粪的马车，但陈学俊并不计较这些，带领团队取得了源源不断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陈学俊关于多相流研究方面的新论点，八年后才为国外学者证实;60年代，他发现“液膜倒置”这一重要的两相流动机理，国外学者六年后才观察到;70年代末，他在西安交大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80年代，他建立国内惟一的可工作到超临界压力的试验系统，当时在国外高校也实属罕见;90年代初，他又创立了当时国内惟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学俊在交大教书育人六十多年，授过课的大学生有2500余人，指导研究生74人，为热能及动力工程领域培养了7名两院院士。今年3月5日，适逢陈学俊百年诞辰，西迁博物馆特别举办了“陈学俊院士爱国奋斗事迹展”，激励学子做西迁精神传人，在新时代建功立业。

西迁精神的灵魂是胸怀大局

西迁馆有一张金精西迁前和家人的一张合影。

迁校时，金精是机械系一名讲师。到西安后，他一面担负专业课教学，同时要参与实验室建设。他一直致力进行“车齿法”的研究——当时属国内领先技术。

当年考大学時，金精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中央大学数学系，但他却选择报考交通大学机械系，而且他填的三个志愿都是交通大学机械系！谈起这次选择，他的理由是，“中国太落后了，我要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1946年，金精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50年，他不顾家人反对，带着新婚不久且已怀孕的妻子，从上海到哈尔滨参加国家培养高校教师的研究生班攻读硕士。

金精女儿金沙曼回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齿轮刀具研究者，父亲在学校学习、研究、授课的同时，经常深入工厂企业，在我国重工业生产基地都留下他的足迹。

金精做学问极为专注，外出散步会随手拣起地上的石头，以手当刀，在上面切割着、比划着。家里的土豆、萝卜、肥皂常被他刻得体无完肤。金沙曼记得自己有时睡醒一觉后，还能看到书房门缝露出的灯光。她和妹妹好奇地趴在门缝看，只见爸爸或翻阅书桌上铺的资料，或对着墙比比划划、自言自语。后来才知道爸爸是在备课呢！

金精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学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却淡淡地说：不带讲稿上课不是我的发明，我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只要拿三支粉笔就能上课。

金沙曼说，父亲一生就从事了一项职业——教师，教了一个专业——机械，教授的最经典的一门课——齿轮刀具。他极为热爱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1982年被学校授予“信得过的先进教师”。

金沙曼的母亲高景孟当时也进入交大首批西迁教职工名单，并被被任命为西安交大幼儿园副主任，负责筹建新幼儿园。当时高景孟身怀六甲，她不顾怀孕反应，和基建科的工程师们研究新建幼儿园的图纸，甚至连小朋友喝水的茶杯都买好了。但由于生孩子，她没能与首批西迁教职工一起出发。1957年暑假，5岁的金莎曼跟着家人上了西去的火车。绿皮火车硬卧车厢隔断里的两个下铺，一边是妈妈抱着不满周岁的二妹，一边是80多岁的祖奶奶（金精的奶奶）搂着4岁的大妹。

金莎曼说，到西安后，妈妈工作总是很忙碌，经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也顾不上我们姐妹四个，家里人会悄悄地把小妹妹抱到幼儿园，隔着竹子做的大门让妈妈看上几眼……

几十年后，当金莎曼和母亲谈起那段往事时，妈妈说，她一直记着交大党委领导说的话：幼儿园工作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幼儿园工作做好了，就是对党委工作的最大支持。

“父母无私无畏地把青春奉献给了大西北，在这块土地上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赡养了三位老人。”金沙曼很动情的说着。

西安交大西迁精神宣讲团成员卢烈英同样也是一名西迁人，他说：从个人层面讲，西迁精神的灵魂是胸怀大局，西迁是党中央的决策，是国家行为，交大人心里不能只装着自己，要装着民族，装着国家，要把建设西北当做责任与使命，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就是要无私奉献，要让“小我”利益服从“大我”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以，西迁精神的核心是无私奉献。

显然，交大西迁人经受住了奉献考验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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