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红与黑》与“自我”精神动力学 |
范文 | 白楠 【摘 要】 本文以佛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念,解析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的命运。认为高度发展的自我感,是通过思维、意志和行动严丝合缝,环环相扣冶炼出来的链条,缺一不可。弗洛伊德的超我、本我和自我联通互动的意识结构,为读者理解世界文学长廊中的经典人物——少年于连,提供了一个更新理解的维度。于连塑造雕琢他的自我,犹如精心哺育一个孩子。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人和事,都被他拿了来,作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挑战,成为自我的强化剂。 【关键词】 《红与黑》;于连;超我;本我;自我 在世界文学人物中,于连· 索黑尔这个名字,犹如他所隶属的那个阶级,不是什么光辉卓著的象征。诚然,他身上早已深深烙下虚伪的标签,他说,“我受了同时代的人的影响。只是自己对自己说话,离死亡不过两步之远,我还是伪善的。……啊!十九世纪啊!”(司汤达,620) 虚伪自然是文明的产物,其中蕴含着分裂的机制,能摆上台面的假东西,和需要好好隐藏起来的真东西。文明人的思想和言行中,大概浸透了90%以上的能意识到的、或无意识中的虚伪,而当这种习惯悄悄潜入每个家庭之中,无论是贵族还是贫民,对待自己的至亲都是利益至上,毫无人情味时,一个社会,确实沉疴已深。就像于连所嘲弄的,我们的社会是多么的道德呀。他的意思和伏脱冷说的大约相去不远,所有的一切都冠冕堂皇,不许有丝毫逾矩的地方,而实际上已经腐坏到了根底了,暗地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只要你有本事在事后把自己洗得比雪还要白。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捞油水不能怕弄脏手,只消事后洗干净:今日所谓道德,不过是这一点。(巴尔扎克,85) 道德本是人类高于动物的智慧结晶,到了这种时候,反而成了一块上好的遮羞布,在其遮掩之下,人可以为所欲为,丧尽天良,成为比动物还要卑贱狡诈的东西,不可谓不是文明的吊诡所在。名目且都一个比一个恢弘,法制道德、社会道德、宗教道德,在少年于连看来,无一不是障人眼目、令人作呕。这本怪不得他,原也是社会实相,难为他早慧,比别人早早上路,匆匆前行,步履过急了些,没有等得及岁月将他那煊赫的激情蒸发殆尽,酝酿出谨慎成熟的个性。 虽然不名誉的死亡,(当然在他们那个时代,有着别具一格革命情操的人,不会将死在断头台上视为一种耻辱。)斩断了他的野心,我十分怀疑,如果他走得慢些,凭着他的机敏,到他变得和他们一样黑,不再或装作不刺激他们,他本能够挣脱他的阶层。象拉斯蒂涅亚一样,他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不算什么,如果我想成功的话,我还要做出许多不公道的事情来。而且我更应该知道怎样运用动听的感慨话来掩饰。可怜的葛斯先生啊!配得上带这勋章的是你,但是有这颗勋章的却是我,我当遵照给我这勋章的政府的意旨而行动。”(司汤达,358)少年之死,往往由于个性不够圆熟,过了这个阶段,情形便会好些。 但我也怀疑,于连性格里那可怕的弱点,会否伴他始终,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令他迟早自爆而亡。 他们说那弱点叫做绝对的自尊心。司汤达这个出色的摹写人物心理的高手,给我们捐献了一个很可玩味的个性标本,使得读者很难讨厌他,尤其他外貌如此娟秀,使得两个世纪后的女读者,都难免生出爱怜之意。 于连对自己的虚伪,有着高度的意识。他说,“他们祖先的历史使他们脱离庸俗的情绪,而且他们没有衣食的忧愁!怎样的惨痛啊!我是不配讨论这些大事的。无疑地我会把它们看错的。我的生活不过是一连串的虚伪,正因为我每年没有一千法郎的进款购买我的面包。”(司汤达,389)这些会让人觉得他比起哇列诺、福力列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是无知无觉地和社会空气打成一片,而于连这个地位卑微的人,却是知错犯错。 然而对于一个像于连这样思维高效的人来说,这种对于虚伪的意识不是毫无意义的浪费脑力,相反地,却帮助他滋生出智慧上及情操上高人一等的感觉,他需要这种意识,正如他需要夸张了的正义感、同情心和仇恨来喂养自己的野心一样,他令自己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永远也不放松。 真是的,他是个木匠的儿子,却赤手空拳、单打独斗地混迹于资产阶级、教会人士乃至贵族之间,不属于任何客厅,任何派系,时刻保持战斗状态,苦苦摸索着自己的出路,走了有这么长,他何敢有一刻忘了自己的出身,若非如此,他从哪里去寻得自己的力量呢?有哪个人能像他一样独自闯到一个陌生、无情而险恶的世界上去,而保持自始至终不懈的勇气呢? 实在的,他不是没有退路,福格的那个做木材商的建議,确曾在他的心上产生诱惑,可这种安逸平稳的生活和他的勇气、他的跌宕起伏的心性太不相称了!人的三个座标,出身、禀赋和原始内驱力,经过个人际遇的调和拨弄,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和张力,或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与幸福。 一种神秘的精神上的动力学,使得于连与众不同。他的虚伪,多聚焦于思与言之间。好在今人对此已有充分免疫力,有言道,看一个人,不能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于连的思与行之间,却保持着极高的一致性和联动性。过人的天资和敏感热情的天性,是上天的恩赐。许久以来,他拼命发挥前者,压抑后者。“他永远不能做一个好的神父,也不能做一个好的执政者,像这样容易受感动的心灵至多把他造成一位艺术家而已。”(司汤达,250) 于是,前者使得他脱颖而出,稳步上升,而后者的激情洋溢,因阻碍所谓的成功虽被一再压制,却总在人生急遽的转角处,决定了于连命运的走向。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发展是以对“力必多”的压抑为前提的。荣格改造了弗洛伊德的“力必多”,并提出“阴影”的概念。他认为,“阴影”容纳了人最基本的动物性本能,是人的创造精神与生命力的源泉,而过分压抑“阴影”会使一个人的人格变得平庸苍白。但人不仅仅是“本我”的奴隶,还受着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制约,同时也为了自身生命力在更高意义上的实现,这就决定了压抑“阴影”的必要性。荣格认为,压抑阴影的显现,只有通过发展一个强有力的人格面具来对抗“阴影”的力量,才能得以实现。(陈全黎,33) 对德瑞那夫人的刺杀便是一例,完全没有经过审慎的深思熟虑,一举便彻底粉碎了一切。之前还有若干幽会,除了完成对自我的义务那些,还有的便是在情欲支配下,孤注一掷、不计任何代价去的。 于连所绝对崇拜的偶像拿破仑,奠定了他一生的自我意象。一个战士,这个角色于他,是自然而且必然的。 才具突出的于连,如此生动细微地活在他所希望成为的那个人里。我们姑且称这个人为弗氏的“超我”。 超我对人的一生都意味深长,可藉此克服本我之负面能量以及自我之现实局限,促进个体进化。它的形成有时是无意识的,或者是父母,或者是成长过程中给人带来极大快乐或痛苦的人物。当超我是一个偶像时,会更加血肉丰满和富有生命力。缺乏足够信息量,过于超拔抽象,或一致性不足等,则显然不能得到潜意识的完全认可,进而有欠活力。 玛特尔也有她的“超我”,那个亲吻情人被砍下头颅的王后。虽然于连的本我已脱离了口腹的生理之欲,甚而达到了寻求自我实现的层次,但至少还掺杂着生存忧虑,但他的第二个情人衣食无虞,完全高高在上,也不缺乏机巧的思辨能力,她认定了,“高贵的身世,摧毁了人的性格和力量,没有这力量,人们便不会自己甘愿领受死刑了。”(司汤达,369)然而她本人却不幸是个深受朽坏至极的贵族文化荼毒的、情感干燥的个性,形成了一个极不易讨人喜欢的自我。一个人最核心的本我若完全无法超越动物界限,犹如于连那些衷心赞叹酸黄瓜和香肠的神学院同学,大抵难以升华,做了和尚怕也不济。实在的,本我那原始的生命力,最强有力,也最为文明人所抵制,因其中藏匿着无意识的暗黑区域,甚而还有可怕的毁灭本能,连带着个人被驱逐封闭而潜伏于此的早期家庭及人生中不甚愉快的经验。 但只凭相对高端的本我,亦无法形成健康人格,玛特尔以她的强硬偏激,缺乏相应的情感滋润,一径陷入行将枯萎的精神所渴望的强刺激想象中,使自己和于连遭遇了不幸的命运。 超我和本我之间的桥梁自我,是人最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隅,要将三者贯通整合,务求融和发达,此间下的是大工夫。如弗氏所言,自我从本我那里提取力比多,把本我的对象精力贯注改变为自我结构。自我在超我的帮助下,以我们还不清楚的方式利用贮藏在本我中的过去的经验。(弗洛伊德,179-180 ) 说到自我,德瑞那先生也有他的思维过程,尤其在收到告密信之后。然而他的想法尽在姑母的遗产,维立叶尔人的冷嘲热讽和自己姓氏的荣誉上打转,永远处于事物的外围。他是那种不能够真实,也无法了解真实的人,或许也是思维能力不够导致。 相形之下,于连的思维则显然具有精确性、连贯性、完整性和彻底性等特点。他对日常生活带来的源源不绝的印象具备清晰的意识,而非任其冲刷而毫无所感。他看清他的路,他选择自己要做的事。 他的明眼,使得他能够从事物的第一印象中,迅速抓住重点,窥到其中的隐情和关窍。他的思考,应时应事,合分合需,现实感十足,却不是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于连塑造雕琢他的自我,犹如精心哺育一个孩子。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人和事,都被他拿了来,作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挑战,成为自我的强化剂。本来的,人生中或大或小的所有经验,无一不对人的自我及命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务必时刻警醒才是。“在我的整个的一生里,这种怯懦成了我自卑的主题。这样的自卑必是我难熬的痛苦。我宁肯犯一个显明的罪恶,我还会饶恕自己,因为一经认罪之后,我就不会再想到它的。”(司汤达,426)在于连说来,他深感威胁的,对自我成长伤害最大的是怯懦感,于是他一生与之搏斗,在这一点上,决不允许任何意义上的失败和妥协,挫败士气和勇气。在这个战场上,对自我控制力量的一点点怀疑,都足以致命。就这样,他不断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剔除任何妨害自我壮大的因素,通过一次次试炼,加添内心的力量,仿佛一回回成功的征战,增强必胜的信心。否则,堆积起来的挫败感足以腐蚀一个人的自我,使之衰弱,甚而消灭殆尽,而在任何一个时代,这样自我衰微的人绝不在少数。 这种内心斗争已然艰苦卓绝,为了惩戒自己不合时宜地当众颂扬拿破仑,他对自己进行肉体惩罚两个月之久。同样地,他奉行彻底的作风,一定要乘胜追击,巩固战果,而不允许自己找任何可能的借口躲避想象中的挑战。他聪明到了无法自己欺骗自己,不能忍受精神上的一点点的不明晰和瑕疵,进而用头脑编织更为复杂精致的,为自己所能接受的理由,不惜构成更上一层楼的虚伪,从而达到自我能力所能企及的完整性。 这不是一部意识流小说,因而我们看到他的内心活动,去除了蕪杂的情绪支流,或者这是他的个性使然,简捷到位,并且每每得到一个需要马上付诸实践的确定的结论。他说,“我所需要的是伟大的性格,这些性格是能够兑现的,不是一种过誉的假想,而是要用坚决的行动来证明……”(司汤达,424)同时代的贵族已经把人做得精致到了每一个表情和姿态的地步,于连耳濡目染,不会不迅速掌握要领,然而和前者质的不同在于,前者毫无实质意义,而于连却具备真正的行动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推进某些事业的人,恐怕不是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当然哈氏作为一个思想者、疑问者和旁观者的存在,不是没有他的价值,不幸只存乎他处于风暴中心,本该力挽狂澜,却演错了角色,毁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 思维只是自我驱动装置的第一步,于连出于他思必行,行必果的决断意志,小到触碰德瑞那夫人的手,大到上门决斗,一步步地积累胜利的战绩。在首次赴玛特尔约会的那个恐怖的夜晚,他自然地预想到可能遇到的危险,下决心赴约后,准备了手枪和写给密友福格的,能令自己可能的冤情得以昭雪的信件,他总是这样考虑周详,然后放手一博。或许是幸运使然,总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佳绩。 高度发展的自我感,是通过思维、意志和行动严丝合缝,环环相扣冶炼出来的链条,缺一不可。空有思维,而无意志和行动者何其多也,他们仍然缺乏足够自我。而缺乏超我、本我和自我联通互动的有效思维,更是多数人的死穴。一个小小的少年于连,却出于本能般的,给自己打造了一个运作精良的自我。 这种强驱动力的联动杆令一个人一步步推进自己的和他人的命运,他需要纯度极高的合金锻造钢铁般的精神,一个裂缝,一个气泡都可能成为日后功败垂成的诱因,所以他时不时地敲打自己,随时消弭脆弱之处塑造“成为大人物的好木头”,(司汤达,98)此所以于连看起来如此苛待自己的原因,其中不是没有迷人之处。一个能够这样要求自己的人,必定是一个才智与意志超群,行动力不凡的人。有了这股“狠劲”,一个人才能做大事。一般出人头地的人,除非特别受机缘眷顾,都产生自这些对自己下得去手的种类。 儒家提倡吾身一日三省,于连则是无时无刻不在考察自己,推敲自己的言行乃至思想,看看是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令人轻视之处,实在是他的出身在所处的环境里造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劣势,使他不得不采取自保的防卫与随时准备进攻的姿态。于连所找到的法门还是不错的,他至少对自己的自我有充分的意识。若是在每一个起心动念處观照,省察,修持己身,那便是修身养性了,不过这样一来,那个起到评判衡量作用的超我,显然就不会是驾驭风云、摧枯拉朽的拿破仑,而是中国儒家的圣人了。 命运的诡谲,总将人带入不可知的未来。一心要成功而不顾其他,必然是一种偏执。刚易摧折,精神上的冶金术显然有着更复杂的机制。于连思维的集中,目标的明确,行动的果决,使得他出类拔萃,也是他精神上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给自己留下太多的缓冲余地。上帝欲其灭亡,总先令其疯狂。内外因的交集,最终导致于连的灭亡。 巴尔扎克曾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巴尔扎克,53)对拿破仑的选择,暗合了一个青年的热血和平步青云的野心。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如拿破仑般仅凭个人能力和运气加官进阶的门路已经堵死了,阶级业已固化,且在重新洗牌的前夜,贵族看到末日的夕阳,妄想和同样行将就木的教会勾结,死守自己最后的领地,不惜负隅顽抗。利欲熏心的资产阶级势必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满足社会内在经济膨胀的需求,他们寡廉鲜耻地追求实利,但在当时不是没有进步性。 于连也在他的红与黑中奔走,以图在这你死我活的混战中求取一杯羹。他在个人最后的法庭上,作为一个社会最低层的人,不无骄傲地发出了平民的声音,“陪审团先生们,即使我的罪没有这样重大,我看见也有许多人,不会因我的年少而怜惜我,他们愿意惩罚我,借我来惩戒一般少年,——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稍受教育,而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高等社会里的少年。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为事实上,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司汤达,597) “每年二三千镑的收入,安静地住在象凡尼那样美丽的山间……从前我是快乐的……我不曾认识什么才是我的幸福!”(司汤达,567)如同所有以自我换得功成名就的人物那样,回顾往事的时候皆觉简单淳朴为人间至福,我们的于连,在死刑牢里,也发了一番类似的感叹,可是照例一个人不能克服他的出身,从头再来的话,于连恐怕还是一样的选择。每个人到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方才领悟自己演错了角色,于是到头来,这世上人人过的都不是自己值得过的人生。 他最终有力量不后悔,“我曾经怀抱野心,但我绝不愿意责备自己,当时我是按照时代的精神行动。”(司汤达,626) “我曾有那个有力的责任的观念。我为我自己规定的责任,无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好比一个坚强的树干,在风暴中我可以依靠;我动摇过,我受过颠簸。总之,我不过是一个人……但是我并没有被风暴卷去。”(司汤达,619) …… 于连的红与黑,追求的也不过是虚空,然而他被社会践踏,却从未被其蒙蔽,他一定也曾暗暗幻想能够左右时局。他虽然被打败,却尽力拼搏过,他没有辱没自己,也没有耽搁自己。在恶浊的空气中呼吸,临到末了,他却仍然保有自己的心灵。若用南怀瑾老先生的话来讲,他是愿力身大于业力身。他虽自甘被社会驯服,称之为顺应时代精神,但竭力要做驯服者中的杰出之辈,这固然是他的野心使然,同样由于他不甘一辈子屈居人下,成为受到最残酷的侮辱和损害的社会最底层人群。因为他“永远不能被轻视”,这本也是人最基本和最尊贵的渴求。自始至终,他尊重他自己,他渴求别人的尊重和善待。人若不珍重自我,何谈尊重生命,何谈尊重他人。这本来也是西方文明启蒙以来几个世纪的主题。大约在此之前,他们所给予人的关注远远不及神这个位格。然而我们的启蒙在哪里?圣人之学曾经振聋发聩,今日渐成绝响,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否给凡人预留了足够的位置,象于连这样的凡人应该有很多,除了安身立命,他们的精神又该在何处立足呢。 我在哪里?从未被找到,现在又将错过。 德瑞那夫人是书中仅有的真正的女性、拥有统一而淳朴的人性,在优裕的家庭和单纯的宗教观念庇护下,既没有被肮脏的社会现状、也没有被“过度文明”污染,我猜她一定是在父母真正的爱中成长,这几乎是女性最好的教育。只有她能够听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也唯有她,给了足以温暖于连的生与死的爱。真正的爱,只能产生自这种能听到内心真实的淳厚心地。在匿名信事件和指导于连应付社会这一方面,她且体现出了得自爱情启发的、活泼伶俐的心智,丝毫没有迂腐刻板之气。她的宗教感,和于连的完全不同。她说,“自从我看见你,我的本分的观念完全消逝了。只剩下了对你的爱。其实‘爱这个字还太弱了。我对你所有的感情,就是我只应该对天主有的感情:尊敬、爱情和服从的混合。”(司汤达,609)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的声音。这也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宗教感。所谓本分的观念,如同我们在所有小说里看到的,不过就是鄙俗的社会习俗,总要在个人和他的幸福之间造成悲剧,比如对于德伯家的苔丝的无情戏弄。而德瑞那夫人凭着她深厚的爱情本能,就把它冲破了。可惜那时和而今之下一样,这种本能几乎失传了,在这么复杂的世界上,真实的人到哪里去找呢?它不能在知识科技的今天与时俱进,反而是与时俱灭,因为它和智能的关联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大。人知道得多些,并不能使他和真实更近。 通过爱,德瑞那夫人找到了她的真宗教,而于连痛恨神学院,认为这是人间地狱,可这并不代表他的灵魂不需要上帝。“教士们的伪善算什么呢?它能破坏真理和天主的伟大吗?”“为什么不能呢,若是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真的!如果我遇见信徒们的天主,我便完了。他是一位暴君,因此他充满了复仇的意念;他的《圣经》只叙述些残暴的惩罚。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甚至从来不愿意相信有人能真心的爱他。他没有怜悯的心,他将会用一种残酷的方法来惩罚我……“但是如果我遇见的是费纳龙的天主!他或者会向我说:你将大大地获得饶恕,因为你曾经爱的很多……(司汤达,600-601) 于连在他最后的辰光里,厌倦了英雄主义,看到了他一生中的爱,然而依然未曾找到他的真理。 “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欺诈。甚至最有德性、最伟大的人也不例外……真理在哪里?在宗教里……伏尔泰的正直、仁爱和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天主……但是,这三位一体的神啊!在我们的教士们可怕的利用之下,怎样能使我们信从呢?”(司汤达,618-619) “孤独地活着!……怎样的苦痛啊!” 他说,一个蜉蝣在夏季一个长昼里,早上九点钟诞生,晚间五点钟死去。它怎样能够了解‘夜这个字的意义呢?(司汤达,620) 但愿,这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 【参考文献】 [1] 陈全黎. 论《红与黑》的心理动力学建构[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2.32-34. [2] 巴尔扎克著.傅雷译. 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一[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3]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三[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4] 司汤达著.罗玉君译.红与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 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著.林尘 张唤民 陈伟奇译.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白 楠(1977—)女,回族,宁夏人,教育管理学硕士,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阿拉伯文学和阿拉伯语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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