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实践理性合理化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维探析 |
| 范文 | 邓倩 王成 【摘 要】 本文从实践理性合理化视域解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内核，并提出了五位一体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合理化的具体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态建设。 【关键词】 实践理性;合理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探究“元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涵，更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原生动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提出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不断深入，理论界开始从哲学视角聚焦和思考一些相关问题。一些学者从人的实践活动角度，认为它是站在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实践哲学高度，使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飞跃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文正是以此为契合点，从实践合理化的哲学层面来分析，从而深化对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一、实践理性合理化概述 1、实践理性的概念 思想的孕育、萌蘖到成熟不只是主观世界的“灵机一动”，而是与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马克思吸取了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观点，但是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随着对现实问题理论研究的延伸和深化，在继承和批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实践理性积极因素的同时，把实践归结为人是从事有目的的感性现实活动。换言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既不同于康德所讲的道德，也不同于黑格尔所理解的绝对精神逻辑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理性不过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所变现出来的能力和特征。[1]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实践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的实践行为更显现突出为有目的性地创造，在人类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从认识和改变世界为根本任务，从而去解决外部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问题。 2、实践理性合理化问题 一般来讲，实践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其本身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在具体现实生活的实践过程中，要从实践的合理性及合理性程度来分析每个具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则还需要作进一步具体分析。因为这个过程还需要受到具体实践活动中主客体条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方法等的制约。基于此，主体在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复杂状况，将随着制约具体的实践活动的合理性条件的复杂性程度而改变。因而，在现实过程中，众多具体实践活动的结果不僅具有主体性效应，同时还具有反主体性效应，因此，在实际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不断探索对该具体实践活动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追问。 3、实践理性合理化的意义 （1）理性认识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认知作用。我国目前已经进入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不仅反映了新时代的社会特征，更是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目标的诉求。从指导思想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从理论渊源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价值追求;从开放性层面而言，在面对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具有与时俱进的气概和品质，既能体现出抽象的价值理念，又能为大众所理解。 理性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主动基础上的自觉认同，而不是盲目无目的的强制式认同。“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之内在化，并围绕着这种内在化过程构建其意义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认同”，[2]社会成员才能更加主动地按照其要求去行动，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理性认识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方法论作用。一般来说，理性认识是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必要前提，理性认识蕴含着理论贯通、道德诉求和价值认同。基于此，理性认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发展和贯彻实施提供了理论前提，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理性认识是其前进的方向保证和力量源泉。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上的优势，这不仅是源于它们在科技上的优势，还在于它们独具特点的合理化核心价值理念。当今世界人类的生产活动和价值创造形式发生明显转变，已经不再是单纯地依赖体力的支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也就是说，理论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物质力量，人们可以通过掌握正确的理论知识，可以获取超过单纯物质力量的能力，从而创新现实生活方式。 （3）理性思维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具有评价作用。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人能够以理性的逻辑和思维审视自身的行为及其后果。通过评价作用来反思和审视具体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合乎目的性和规律性及其程度，而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必须不断审视培育和践行具体实践结果的目的性与规律性，根据具体实践活动的实现目的情况及时在方式方法上进行调整，从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深入民心、顺应民心。事实证明，评价是基于客观的原型加以主观思维的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中国治国理念思想，存在着各种主客体之间满足和被满足的关系，而对此价值观标准的衡量需要运用理性思维来进行提炼。 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合理性内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根据中国具体国情不断深化和发展起来的，要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来看问题。 1、从辩证逻辑思维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阐述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理念和实践方式。这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旨在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的内在目的和规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层面倡导的理想目标，反映了中国人民为寻求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出的心声和期许，在核心价值观中处于统领地位;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是使我们能够实现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不可逾越的中间环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的道德底线准则，体现了我国每个公民应遵循的根本价值规范，是社会公民道德生活的基础。三个层面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阐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美好愿景，这三者是相互融贯的统一体，任何一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不可或缺的。 2、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维度出发，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深化和飞跃的，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方向。马克思指出，存在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消灭，未来的人类社会将是原始无剥削、无阶级社会的更高程度的回归，这样的社会将是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社会以及个人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方向和目标来源。 3、从科学实践观视角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与现实的交相辉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期的“引领思想”，指导并服务于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它已逐渐融入到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建设中，关系着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6] 自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梦作为理想目标的清晰勾画，通过四个自信的优势，不断推出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理念，从中国梦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实践，从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到五大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为“十三五”时期的任务目标已经奠定良好的理论根基，并且找寻到可靠的实践路径。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实践情况，必须应用发展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用发展的眼光科学地衡量和判断政绩。 三、社会主义核心價值观的理性合理化的具体实践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逐渐成为全社会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要想真正全方位融入全社会大众的实际生活，还需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条件的创设。其中政治建设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一个国家的富强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巩固是否存在正相关性体现出来的。亨廷顿发现，一个国家人均的GDP在1000-3000美元区间，民主政治发生的几率最高。[7]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经济实力雄厚必将推进民主政治的各项发展：一方面，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推进国家的法治建设，从而为国家的政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而推动人民民主政权的确立;另一方面，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国家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对于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合法性的保障。总体而言，国家的富强将有力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经济发展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实践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主推力，是人类最先行的满足自身需求和保障的基础，是不断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自由个性”，它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目标是一致的（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不断调整社会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8]也就是说，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宣传、增强国民的道德素养，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这是处理好我国经济发展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其根本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当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9]在恩格斯看来，人的发展与先进文化是一致的，人对先进文化的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着人的潜在力量，即人的本质属性，而人的本质属性的增强必然会外化为更为高级的先进文化成果和活动。因此，人的发展是文化建设的合目的性，就是培育具有自觉创造力、积极向善而全面发展的人，同时人的各方面的自由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核心价值观上展开而逐渐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和谐友爱等这些丰富内涵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表现，并以此为内在动力外化于具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我国一定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需要全社会自觉努力的。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发展，其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制高点，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和完善社会各方面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也就是说，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观，也体现了人类在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态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继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建设中，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已从理论走向实践，并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梦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维度之一，它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全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1]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就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现在全国流行提倡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一方面，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生存环境的一切现实条件，还会为人类社会不断地孕育出新的物质，满足人类社会不断生发的新需要;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万物产生的生源地，现代科技无论怎样发达，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无论怎样提高，一切新事物的原本形式，都只能源于自然界，离开了自然界，离开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切皆无从谈起。 从人类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昌盛而言，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艰难的而又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说它必须是因为，它关涉到人类生存的大问题;说它艰难是因为，它针对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由于这些难题首先是思想和观念上的阻滞，解决难题也要先从思想理论入手。只有先解决思想理论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这里，理性认识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理性认识也不是万能的，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情况，理性地选择一条适合我们合理实践的方针路线并朝着我们远大的目标努力，相信我们必定能在将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 赵甲明，吴倬，刘敬东，王峰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48. [2] [美]曼紐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94.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760.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250. [7]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m].上海三联书店，1998.68-83. [8]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6.564.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456.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294.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81. 【作者简介】 邓 倩（1987—）女，广西全州人，硕士研究生，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王 成（1982—）男，安徽定远人，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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