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经济视角下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效应研究 |
| 范文 | 沈苏燕+薛梦颖+万洋波 摘要：文章基于对江苏省南京市的实地问卷调研数据，构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经济保障的视角实证分析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挤入或挤出效应。结果发现，社会养老对城镇家庭的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具有“挤出”效应，对农村家庭的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具有“挤入”效应。因此，我国在完善社会养老的同时，应协调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形成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互补促进的发展格局。 关键词：社会养老；家庭养老；现金保障；实物保障；多元线性回归 一、引言 现阶段中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1.4亿人，占总人口的10.5%。同时，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上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13.7%，同比增长4.58%。可见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呈现出规模大、增速快的特征，这大大增加了家庭养老的负担。此外，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的变迁也给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带来沉重的负担，核心家庭的增加导致家庭提供给的养老福利资源逐渐萎缩。与此同时，传统的赡养观念也不断受到冲击。在现代化进程中，孝道文化逐渐衰落，子辈的赡养意愿变得薄弱，传统的“反哺式”养老模式难以继续。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当代老年人的养老风险增加，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逐渐式微。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客观上要求社会发展出一套全面而有力的风险应对机制。社会养老的产生既是工业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应对社会变迁和社会风险的一种安全诉求机制和积极的回应。随着社会养老对家庭的介入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在经济保障方面得到的保障不断增强，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养老的介入是否会弱化家庭经济供养的功能？社会养老是否会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因此，有必要分析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在经济保障方面的具体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具备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功能，代际关系呈“反馈模式”（费孝通，1985）。一直以来，传统家庭养老备受推崇。Shi（1994）指出中国成年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几乎构成了老人社会支持的全部内容。然而，受到社会转型、宏观政策环境变化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趋于弱化（李瑞燕，2013）。 家庭保障弱化，使得社会保障的建立具有必要性（康松、康涛，2002）。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呈现由劳动保障向全民保障的发展态势（张琪、张琳，2016）。逐渐加大的社会保障力度，降低了老人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郭凯明、龚六堂，2012）。但是Case和Deaton（1999）发现养老金对家庭福利有重大影响。 关于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之间存在“挤出”效应（丁志宏，2014），老年人拥有较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性收入能降低子女提供经济保障的概率与规模（刘西国，2015）。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Cox 和Jimenez （1992）对秘鲁的研究发现，相较于领取养老金的老人，没有养老金的家庭获取私人经济转移的可能性要高出20%。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总体上对子女经济供养老年人具有挤入效应（胡宏伟，2012）。宁满秀（2015）的研究证明短期内“家庭捆绑”机制对新农保制度并没有产生强烈的“挤出”效應。 通过上述文献发现，学者们就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究竟是“挤入”还是“挤出”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本研究较已有研究的改进表现在：一是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本文针对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选取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调查对象进行对比分析。二是研究内容上，将经济保障细分为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 三、数据的来源与特征 （一）数据的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源于2016年6月至9月在南京市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此次问卷共发放550分，收回有效问卷503份，合格率为91.45%。 （二）样本的基本信息 本次研究的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2显示，在社会养老方面，城乡老人在养老金给付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在家庭养老方面，城镇样本中，子女提供实物保障的概率是现金保障的2倍，但现金实物比是1.07：1。农村样本中，子女为父母提供现金保障与实物保障的概率分别是76.5%和89.9%，但现金实物比是2.07：1。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提供的现金保障更高；提供的实物保障较少，但二者提供的代际经济保障总额相差不多。总之，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方式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四、模型的设立与变量的选择 （一）模型的设立 根据研究对象的户籍将其分为城乡两类，在进行数据分析时进行分群研究。并将经济保障细分为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两类。其中，城镇老人的社会养老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农村老人以新农保为主。此外，由于对老人的经济供养为连续变量，因此对两个主体分别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分别将子女一年中给生活费的金额和子女一年中给物品的价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从社会养老因素、家庭特征和个体特征三个维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指标操作化。具体的变量界定见表3所示。 根据上述分析、已有研究和本文需要，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城市，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存在挤出效应。 假设2：在农村，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存在挤入效应。 假设3：家庭对老人经济保障水平存在群体性差别。 五、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 20.0进行计量检验，相关估计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从六个模型的P值和调整后的R2等指标可以看出，六个回归模型非常显著，模型整体效果良好。 （一）计量检验 为检验经济保障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本部分进行分样本研究。并且将衡量经济保障的内容细分为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两种。（见表4和表5所示） （二）结果分析 1. 社会养老因素 在全样本模型中，社会养老对城乡老人获得经济供养的影响不同。城镇老人养老保险与子女经济供养老人呈显著负相关，社会养老对城市家庭经济保障存在挤出效应，并且随着每月养老金提高，家庭提供的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都会随之减少，这与假设1相符；农村老人养老保险对家庭的经济供养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新农保对家庭的经济供养具有挤入效应，即老人参加新农保后，子女倾向于提供更多的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这与假设2相符。 分样本与全样本回归模型结论总体上一致。对于城镇老人，随着每月养老金数量的增加，挤出的子女现金供养和实物保障越多；对于农村老人，养老金对基本生活的满足程度越低，则子女提供现金和实物保障的规模越大。 社会养老对城市老人的“挤出”效应更明显，对农村老人的“挤入”效应更明显。这可能与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存在制度性差异有关。城市老人享有的养老保险给付金额远高于农村老人。这使得大多数城市老人依靠养老金便能满足基本生活。而农村老人享受的养老保险给付水平较低，更多还是依靠子女的经济保障。 2. 个体特征 在全样本模型中，老人的性别、教育及婚姻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和身体情况这两个变量，则10%的统计水平上影响子女对老人的现金和实物供养，即年龄越大、身体情况越差的老人能得到的经济保障越多。 在分样本模型中，年龄对子女经济供养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即随着老人年龄的增长，子女在现金和实物方面的保障水平持续增加。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寿命的延长，老人的养老需求增加，需要更多的经济保障。此外，老人身体情况对城乡子女提供实物保障没有显著影响，却显著影响提供现金保障的规模，并呈现负相关。这表明在老人身体状况较差的情况下，子女更倾向于为老人提供更多现金保障。可能的解释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老人身体状况越差，需要的医疗支出越多，这就要求子女为其提供更多经济上的现金保障。 3. 家庭特征 全样本模型中，子女数变量分别在10%和5%的统计水平上影响子女的现金和实物保障；是否与子女同住变量则仅显著影响子女的实物保障。 在分样本中，子女数变量对子女经济供养存在城乡差异：对农村家庭现金和实物供养老人没有显著影响；但在1%的统计水平上影响城镇家庭子女现金和实物供养老人。可能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中执行更为严格，城市家庭中子女数更少，子女数每增加一个，家庭对于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会显著增加。此外，相较于城镇家庭，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一变量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子女提供实物保障。即在农村家庭，与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倾向提供较少的实物保障。这可能是由于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往往已经负担了老人的日常消费支出，再给予实物保障的可能性会降低。 六、结论及对策 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理清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关系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上述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城镇，社会养老对老人获得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都具有“挤出”效应，并且随着养老金金额的增加，家庭经济保障的程度逐渐降低。在农村，社会养老对老人获得现金保障和实物保障都具有“挤入”效应。 第二，在老人经济保障方面存在群体差别，高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获得家庭中来自子女的现金和实物保障较多。可能因为这些老人属于相对的弱势群体，需要家庭养老的补充。 从以上结论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在全民覆盖的基础上，应当调整城乡之间相应资源的分配，逐渐减少制度差别。其次，认识到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性，从法律和道德层面强化孝道对家庭的维系作用。最后，对于稀缺的养老资源，社会养老应采取差异化政策，将有限的养老资源向弱势群體倾斜。总之，我国在完善社会养老的同时，应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形成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胡宏伟，栾文敬，杨睿，祝明银. 挤入还是挤出：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障与家庭经济供养行为[J].人口研究，2012（02）. [2]刘西国.社会保障会“挤出”代际经济支持吗？——基于动机视角[J].人口与经济，2015（03）. [3]李瑞燕.浅析制度化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挤出——以上海市M街道为例[D]. 华东理工大学，2014. [4]丁志宏.城市子女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具体研究[J].人口学刊，2014（04）. [5]费孝通.费孝通社会学文集[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6]康松，康涛. 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 [7]郭凯明，龚六堂.社会保障、家庭养老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12（01）. [8]张琪，张琳.从近六年“社会保障十件大事”看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特点与态势[J].人口与经济，2016（02）. [9]宁满秀.谁从“家庭捆绑”式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获益？——来自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5（07）. [10]Shi L.Elderly？support？in？rural？and？suburban？villages：Implications？for？future support system？inChina[J].Soc Sci Med， 1994（39）. [11]Cox， D. and Jimenez， E.： 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Peru[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2（01）. [12]Case and Deaton， A. Case， A. Deaton Large cash transfers to the elderly in South Africa[J].Economic Journal， 1999，108（450）. 本文为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探索项目，项目编号：SKTS2016010）与南京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1620A09）的阶段性成果，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SK2016026）资助。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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