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互联网+”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 |
| 范文 | 顾新月 [摘 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持续发展、优化发展、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发展的重大创新。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的经济运行、企业发展、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模式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互联网+”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重要手段与方法，也是当下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基于国内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况，结合我国市场机制造成的市场无效供给与政府职能缺失的双重问题，分析“互联网+”模式对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企业发展、产业调整等带来的变革，并提出“互联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供给侧；“互联网+”；对策思考 [中图分类号] F121；F7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8）07-0058-03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现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十九大再一次着重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我国经济质量的路径，并广泛的应用于各个行业和领域。可以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战略重点与改革的重要攻坚手段。 一、国内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述 （一）国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外在20世纪便已经开始对供给侧进行深入的实践与研究。20世纪70至80年代，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德、英等相继陷入滞涨的困境，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体来讲，美、德、英等国依据自身的特殊背景与产生的原因运用了不同的解决方式与方法。美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源于肯尼迪时期，一直延续到克林顿时代。其主要代表的政策和主张来源于“里根经济学”，核心思想是降低税率，削减民用开支，增加国防预算与支出，取消一系列不必要的企业管理法律法规，增强企业活力，积极鼓励企业投资和经营的扩大化，并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制定，并与当下市场情况的相互耦合，抑制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局。德国的供给侧改革则主要是发源于1982年，赫尔穆特·科尔在《施政纲领》中主要指出：不做过多的国家干预，尊重市场经济。突出结构的灵活性与个人的成绩，不做僵硬的结构與集体性的负担，主动加强自身的能动性与竞争力。大力整顿财政，调整社会福利结构，减轻个人与企业的负担，宽松化与私有化的管理模式，综合性的推动整体产业升级。大力推广纺织业、汽车产业、自动化生产等技术。英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恢复英国经济，撒切尔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打破当时工党和保守党所达成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撒切尔夫人崇尚货币主义理论，大力推行私有化，采取了控制货币、削减政府开支、控制公会力量等强硬手段。由此可知，国外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通过税收制度、私有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改革，促进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改善当时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二）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传统刺激政策消融期”的三期累加的阶段，其问题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的矛盾、经济增长的下滑、长期以投资保证高增长而引发的负债累加、粗放型增长、盲目扩量忽视质量的产能过剩、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弭等。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内容：针对无效产能去产能、去库存；针对企业负担，去杠杆、降成本；针对有效供给不足需要补短板[1]。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2]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说是通过改善经济发展的条件，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提升科技技术能力水平进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微观的角度上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强调的是组织、制度、资源的协调，也是通过某种媒介连接个体、组织、政府、市场，实质是达到某种供需平衡的一种合理的状态。 二、市场无效供给与政府职能缺失的双重问题 （一）市场无效供给 供给主体无外乎分为两种——个体供给与组织供给，然而大部分的供给者最重要参考指标是某种商品的销售价格与供给成本，进而形成的利润。当市场出现需求的时候，由于对市场信息缺乏必要收集与整合分析，加之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阻碍，供给者为满足市场需求所产生的商品又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必然产生大量的无效供给并引发供给失衡乃至过剩的情况出现，最终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市场自我监管缺失、自我调节功能丧失。 （二）政府职责缺失 由于政府主要职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起到对大环境的构建、稳定、调节等作用，最主要的手段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社会保障等相应的政策性的输出，进而调节市场达到稳定其发展的目的。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自我化”——地方政府官员注重自身的升迁并为此制定“速成”短期的政策，通过产生效果最快，时效最短来增加自身的升迁砝码。将政绩看成自我升迁之路的“敲门砖”，忽视地方具体的优劣条件与政府所负有的相应职能牵强上项目，形成一种经济“大跃进”的虚假繁荣现象，以此造成的乱象不胜枚举。同时也是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的关键要素之一，将“看得见的手”现实化并过度干预“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进而造成市场机制的无效与政府职能缺失的双重问题。 三、顺势而为——“互联网+”模式带来的变革 时至今日，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移动互联、个体终端以及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的软件得到深度应用与开发，并且涉及到金融、餐饮、娱乐、教育、工业等各个领域。“互联网+”是一个旨在推动经济和社会系统不断迫近帕累托最优的动态演化过程。[3]“互联网+”所产生的新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已经克服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障碍，进而所产生的新的供需关系已升级、替代陈旧的供需关系，优化供需结构并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化。 （一）“互联网+”模式对日常生活的变革 “互联网+”的模式已经深刻融入到人们日常活动的方方面面，例如滴滴出行的网约车、共享单车、高德地图等出行功能；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的信息獲取功能；微信、QQ、电子邮件等通信功能；淘宝、京东等购物功能，“三通一达”（中通、申通、圆通、韵达），顺丰快递等物流功能；支付宝、微信等实时转账支付功能；美团、饿了吗等餐饮服务功能等等。这些“互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极大的便捷人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娱乐等诸多方面，也在无时无刻的发掘人们的新需求，进而有效的避免市场供需失衡的状态，从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市场机制自身的调节作用，稳定供需平衡的关系。这种“互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被民众充分的接纳并被俏皮的调侃为“一机（手机）一证（身份证），走天下”。 （二）“互联网+”模式对企业运营的变革 互联网的应用与开发为企业之间商品的交易、信息的获取、资金的筹措、人才的招聘等提供了以往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甚至可以忽略传统企业运营模式下空间、时间的局限性。其相关行为的进行均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上进行操作并完成，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和成本控制的力度，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新途径、新方法。 （三）“互联网+”模式对产业的变革 “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有效耦合与产生经营模式的创新可以衍生出全新的产品、新型的经营模式等，并通过“互联网+”的强大信息传播力与吸附力，构建全新的产业集群。并可以通过“互联网+”最优化的配置和整合生产资源。“互联网+”对于产业整合与优化具有其特有的优越性： 1.“互联网+”的核心优势不是以往传统的物质资源优势，更多的是强调数据信息的匹配和整合。主要是利用强大的互联网技术进行广泛的数据收集并分析处理，以了解当下市场的需求偏好和未来产业的走向，有效的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供需失衡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 2.由于互联网的信息即时获取与反馈的特性，可以强化产业的上游、下游以及终端消费者信息交互的即时性，并通过信息的交互可以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以及产业链的开发与构建。 3.与传统的产业模式相比，“互联网+”的新型产业模式可以有效的克服时间的空档期、地域的特殊性。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效的获知目标消费群体的特殊需求并有针对性的满足，实施有针对性的小批量商品的生产，使之生产形势实现多样化、个性化、柔性化，增强产业抗风险的能力。 4.由于互联网可以直接与终端消费者进行有效的对接与沟通，极大的减少从生产到销售的中间环节，降低因中间环节所带来的风险与成本，使得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增强组织对市场动态变化的灵敏度。 （四）“互联网+”模式对政府的变革 政府的行为与职能的履行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支撑，例如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政策的监督与反馈都需要大量的信息获取加以佐证，并时刻关注信息的反馈做出相应的优化调整。由于通过互联网来获取信息具有公开、公正、客观等优越性，同时也避免了因抽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信息所无法克服的弊端与短板，增强了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随着电子政务的推进、发展与实施，极大的提高了公务处理的效率。政府也通过互联网的巨大传播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使政务的公开、政府的监督均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系统的优化。 因此，互联网的作用应不仅仅局限于其表面的应用价值，更应该注重其产生的路径价值、预测能力、动态协调能力的开发与应用。在信息科技时代的背景下，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行为动作都可以用日常生产的海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对比，并通过数据信息来解释当下事物发生的因果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无论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自我调节，还是对政府所应提供的相应政策的调整与制定，都有巨大的现实参考价值和预测指导价值。 四、“互联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重点是要贯彻落实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4]。由于互联网具有极其特殊的宽泛性、普遍性、跨界联合性与整合性等特点，为资源的合理配置、要素的分配、产业的优化与整合，恢复有效的供给提供较为有效的方式方法。因此，“互联网+”是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重要手段与方法，也是当下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积极稳健的宏观政策，优化互联网环境，保障市场的稳定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是拥有稳定的大环境。市场主体是极具“敏感”的主体，大环境的频繁波动会直接影响市场稳定性和预期的判定，若想拥有持续稳定的市场状态，必须保障宏观政策的稳定。只有大环境的稳定，市场主体才能平稳，才会通过预期进而得到有效的增长。因此，积极稳定的宏观政策是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撑力量与实施的空间，只有宏观“稳妥”，才会有改革的“进取”。“互联网+”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氛围。 1.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我国乡村的网络硬件的基础建设以及相关操作知识的普及，根据CNNIC发布关于《2016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农村网民规模》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规模为1.91亿，占比26.9%，城镇网民占比73.1%，规模为5.19亿，其网络普及率差达到35.6%。因此，应继续加强缩小城乡网络普及率差距的工作力度。 2.加快我国网络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力度与强度。由于互联网在我国正处于前期的发展阶段，与互联网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不足与局部领域性的缺失。“互联网+”所形成的新型的产业模式成为法律的空白领地，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市场的稳定性。例如网络金融安全、个人信息与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税收的征收、网络舆情的监管等。因此，应着重加快我国网络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力度与强度，为互联网的应用营造出和谐、公正、有序的氛围。 3.应着重建立与“互联网+”相互配套的政策、制度、体制、机制。应因地制宜的尽快出台地方性的施政细则，确保“互联网+”的政策有效的落实与实施，激发地方发展创新性的新模式、新路径。 （二）精准定位产业政策，催动“互联网+”新型产业集群构建 精准的产业政策定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产业政策拥有宏观政策的承接者，微观政策指导者的特殊“身份”。因此，制定的产业政策必须着眼于世界发展的主流方向与地方具体条件，把握地方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特色产业的有机融合，促进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集群。顺应发展潮流，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形成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新增长极。“互联网+”的新型产业集群不是将产业与互联网簡单的组合，而是借助互联网提高组织机构的扁平化程度与灵敏度，使之更具抗风险性。在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分析与整合的前提下，打破以往传统的地域空间局限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积极整合不同企业和组织的优势，提供有针对性的需求。对于激活存量、补齐短板、调整结构、技术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对产业发展的精准定位与准确的政策输出，促进“互联网+”的新型产业集群的构建，不仅有效促进企业内部的优化升级、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而且可以有效化解我国目前产能过剩、供需失衡的困境，乃至对地方性、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产业分工布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改革政策要实，打破地方保护的藩篱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就是以切实为核心。在新形势、新常态的中国面临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都在呼唤切实的深化改革[5]。在与互联网融合的过程中，由于传统的地域限制被打破，区域界线之间模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要充分认识跨地域、跨产业的新型产业模式的产生与运行，构建新型的运行机制与管理方法。打破传统的地方独立经济增长的思想禁锢，充分认识合作、共赢的发展潮流，突破地方追求短期利益、视野狭隘的约束，将“互联网+”提升到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坚定不宜推进改革，坚持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机制体制的弊端，要将改革政策一项一项出台，一项一项督导[6]。坚持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求破的高质量、高效率、高收益、优结构的发展路径，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既要播撒改革的种子，更要关注改革的动向，以便收获甜美的果实。 [参考文献] [1]洪银兴.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任务[J].中国工业经济，2016（6）. [2]《黑龙江档案》编辑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是指什么？[J].黑龙江档案，2016（3）. [3]柳州.“互联网+”与产业集群互联网化升级研究[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 [4]陆峰.“互联网+”强力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J].互联网经济，2015（4）. [5]黄茂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6]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史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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