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一个文献综述 |
| 范文 | 李梦娇 薛鹏 [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袭来，各经济体之间关系愈加密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对一国技术进步、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从OFDI理论综述到OFDI对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存在性、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总体上多数学者认为OFDI能够通过研发费用分摊、逆向技术溢出、人才流动等途径促进母国产业技术进步。建议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府服务职能，并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 F64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043（2019）04-0081-03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早期国际直接投资指投资者到国外设立公司并投入资金、技术等要素的长期性投入。经发展，联合国贸发会定义“在投资者经济体之外经营的企业为获取持久利益而进行的投资”为对外直接投资。新加坡学者M·Sornarajah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投资者将有形或无形资产转移到东道国并在自己的经营控制下使资产增值的过程。 对外直接投资是相对于资本输出国而言的国际直接投资，本文基于资本流出国角度分析，可将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应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上述关于OFDI的定义虽有差别，但都强调资源转移和经营管理权。综上，本文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转移，并在投资者的控制下长期增值的活动。 垄断优势论是最早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理论，认为企业为充分利用自身在先进技术、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占据东道国市场并获取高额利润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威尔斯（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使创新活动中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条件下获得高经济效益。拉奥（1983）的技术当地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除具有上述解释企业内创新的优势之外，还可将外来技术地方化，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吸收、再创新形成独特竞争优势，推动国内研发并提升技术水平。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1989）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提升与其OFDI扩张直接相关，强调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二、OFDI技术进步效应的存在性分析 近年来我国OFDI显示出较强的技术寻求特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主要有两种途径：本国自主研发创新和学习、吸收、转化国外先进技术（陈菲琼等，2013）。关于OFDI能否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学者们研究角度不同，因此未得到一致结论。 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正效应。柴庆春、张楠楠（2016）选取2006-2012年我国制造业等11个行业采用灰色综合关联分析法验证了我国OFDI带动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且对技术的提升作用比国内研发更大。刘宏、张蕾（2012）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也得到相同结论。汪洋、严军等（2015）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企业通过OFDI可以获得知识、技术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实现逆向技术溢出和技术扩散。赵宸宇、李雪松（2017）从微观层面基于2010-2014年中國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OFDI显著提高国内企业专利数量，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且越倾向于对外投资的企业获得的提升作用越大。 另一方面，有学者实证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技术进步未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王英、刘思峰（2008）对我国1985-2005年OFDI逆向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OFDI呈现“资本换技术”的技术获取特点，但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陈强、刘海峰（2016）认为资源寻求型OFDI以及大多数下行投资不太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并以我国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上行投资进行主成分回归，结果表明2003-2014年中国针对美国、欧盟等36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寻求型OFDI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国OFDI呈现起步晚、所有制结构不平衡、技术获取型投资比例低的特点，逆向技术溢出较弱。 三、OFDI技术进步效应的作用机理 针对OFDI如何促进母国技术进步与自主创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究其具体影响路径。 王英、刘思峰（2008）按照不同投资动机分类阐释其传导机制，指出技术寻求型OFDI通过新建投资、跨国并购等与东道国先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实现“资本换技术”，其他类型OFDI则通过生产要素间接促进母国技术进步。梁文化、刘宏（2017）认为OFDI通过R&D费用分摊效应、R&D成果反馈、产业集聚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的复合作用实现提升母国技术水平的效果。 杨连星、罗玉辉（2017）认为OFDI可通过学习和赶超效应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学习效应推动企业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发展，赶超效应促使企业致力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其实证分析显示，OFDI产生的技术溢出已成为企业吸收国外技术并转化成为自身优势的重要部分。此外，OFDI促进技术进步的渠道还包括研发平台共享、利用国外研发设施和成果等（尹东东、张建清，2016）。 赵宸宇、李雪松（2017）则从理论上归纳出四点：投资收益机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海外市场竞争机制、非技术渠道。通过以上路径，母公司可绕过贸易壁垒获得规模效应，跟踪相关领域内科技发展动态并反馈给母公司，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 四、OF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 多数学者认为，综合技术吸收能力重要因素之一，一般选择R&D强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技术差距、对外开放程度表征综合吸收能力。李梅、柳士昌（2012）在2003-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从以上六个方面分析影响效果，结果显示6个指标均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正影响，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尹东东、张建清（2016）也得出相同结论。赵宸宇、李雪松（2017）分析2010-2014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认为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研发投入越高，所得税率低的企业通过OFDI获得的技术进步效应更显著。 部分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鲁万波等（2015）表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效应，人力资本比国内研发显示出更强的吸收转化能力。杜龙政、林润辉（2018）将数据扩展到2003-2015年，也得出“人力资本决定科研创新和吸收能力，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结论。 关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影响效果有较大争议。尹建华（2014）、姜能鹏（2018）认为逐渐增加的国内研发存量未能有效改善我国研发投入不足的现状，未产生明显作用。鲁万波（2015）则表示长期内我国研发资本存量大于2.2亿美元时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效果。李杏、钟亮（2016）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认为国内、国外研发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技术差距方面，刘明霞（2010）、李梅（2012）等均认为技术差于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之间存在非线性、双门槛特征。尹建华、周鑫悦（2014）通过2003-2010年面板数据测算出的技术差距门槛值分别为0.0732、0.1474，且验证了高技术差距地区技术进步促进作用更显著。 此外，东道国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沙文兵（2014）基于2004～2010年美、澳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显示，逆向技术溢出与东道国创新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正相关，与文化差异呈负相关。吴哲等（2016）比较分析2003-2013年中國对外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结果表明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进步产生更有利。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还存在地区差异。吴书胜（2015）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展开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科研力度等方面均处于劣势，OFDI逆向技术溢出不明显甚至不存在;而东南沿海地区在以上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能够获得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李梅（2012）、尹建华（2014）等也得出类似结论。 要素市场的扭曲对OFDI的技术进步效应也产生消极影响。姚惠泽、张梅（2018）的实证结果表明OFDI只有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低时才能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姜能鹏、贺培等（2018）采用交互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上述结论，且阐述了相关机理：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发明专利的数量，人才流动限制、劳动力资源错配对技术创新产出和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欧阳艳艳（2010）分析了政府对该问题的影响，认为政府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中仅发挥辅助作用。 五、启示与建议 基于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总体上，多数学者认为ODFI能够通过研发费用分摊、逆向技术溢出、人才流动等途径促进母国产业技术进步。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建立人力资本形成机制，通过高素质人才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并加速转化为自身战略性资产;转变只重技术引进、轻视技术吸收的观念，促进技术再创新。 2.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研究机构的科研条件，加强信息技术设施建设，降低企业获取信息成本;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实现技术进步的持续进行。 3.增强政府服务职能。简化审批程序，加强财税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时建立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平台，不断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为技术获取型OFDI营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陈菲琼，钟芳芳，陈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3（4）：170-181. [2]柴庆春，张楠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行业差异的检验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8）：113-120. [3]刘明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16-21+142. [4]汪洋，严军，马春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36（10）：122-129. [5]赵宸宇，李雪松.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6）：105-117. [6]王英，刘思峰.中国ODI反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8（2）：294-298. [7]陈强，刘海峰，汪冬华，徐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J].中国软科学，2016（7）：134-143. [8]尹东东，张建清.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1）：109-120. [9]姚惠泽，张梅.要素市场扭曲、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J].产业经济研究，2018（6）：22-35. [10]梁文化，刘宏.对外直接投资驱动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基于比较视角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7（2）：111-117. [11]杨连星，罗玉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升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34（6）：54-70. [12]李梅，柳士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管理世界，2012（1）：21-32+66. [13]鲁万波，常永瑞，王叶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J].科研管理，2015，36（3）：38-48. [14]杜龙政，林润辉.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省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8（1）：149-162. [15]尹建华，周鑫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经验研究——基于技术差距门槛视角[J].科研管理，2014，35（3）：131-139. [16]李杏，钟亮.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行业异质性的门槛回归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38（11）：1-12. [17]沙文兵.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5）：60-65+73+89. [18]吴哲，范彦成，陈衍泰，黄莹.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知识溢出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实证检验[J].中国管理科学，2015，23（S1）：690-695. [19]姜能鹏，贺培，陈金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基于要素市场扭曲的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8）：99-112. [20]欧阳艳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4）：66-71+89. [21]蔡冬青.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192-195. [22]樊纲，许永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制与挑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264-267. [责任编辑：潘洪志] |
| 随便看 |
|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