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研究：基于DEA交叉效率方法的实证分析 |
| 范文 | 赵玉林+李丫丫+李永立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是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创新源泉，其本质体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本文运用仁慈型的DEA交叉效率评价模型，对2004-2011年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及27个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进行评价。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融合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高于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省级区域间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差异较大，大部分区域融合质量有待提高。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DEA交叉效率评价；融合演化 中图分类号：F0632；F062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演化是我国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或缺的战略，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最早由Greenfiel提出，后经Browing 和 Singelman的发展得到逐步深化[1]。目前理论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已达成基本共识，即生产性服务业是在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部门，它主要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等行业与部门[2]。 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关系及机理问题，形成了“需求论”[3-4]、“供给论”[5]、“互动论”[6-7]、“融合论”[8]，以上观点角度不同但并不矛盾。“需求论”揭示了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根源，即在产业分工深化背景下，从制造业价值链分解独立出来的服务产业，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供给论”揭示了独立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贡献作用；“互动论”承认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向的互动关系，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总结；“融合论”从价值链分解与重构过程阐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互动过程，更接近问题的实质。 然而，包括现有“融合论”在内的学者们仅仅着眼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后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的刻画是不全面，缺少从根源上阐述生产性服务业的产生及演化机制问题。追溯早期的国外相关研究，Markusen通过构建一个数理模型，证明了生产规模和市场扩大会不断细化分工，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并不断促进其发展[9]。同样，Vandermerwe用制造业服务化描述生产性服务业的产生，认为制造业通过价值链的前移和后移，强调服务提升产业竞争力，从而使得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10]。结合已有的研究，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分解独立出来的现代服务业，进而又与制造业实现融合互动的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形成了更高效的融合性价值网络。如何衡量这种更高效的融合性价值体系是本文将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不同于以往侧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与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11-12]，本文基于对生产性服务业形成机理的阐述，运用仁慈型交叉效率评价模型，对中国2004年到 2011 年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以及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进行了衡量，以期丰富产业演化及发展理论，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 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演化机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一）制造业价值链分解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形成 波特最早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指出价值链是企业用来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各种活动的集合。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演化过程实质体现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Wirtz从价值链的角度阐述了通信业与传媒业的融合[13]。本文借鉴Wirtz的观点，从价值链的分解与重构两个阶段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演化机理。 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采购、内外部后勤、生产、市场销售等范畴。制造业内部服务部门如产品开发、采购服务、物流配送、产品销售、人力资源服务等，是与制造业生产活动以链条式的关系包含在制造业价值链之中的辅助环节（图1）。此时的制造业服务部门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前身，仅仅为企业本身提供生产服务。随着制造业活动的复杂化及分工的加深，制造业内部的服务部门走向专业化，在与制造业核心生产活动相关联的上游及下游，服务部门渐渐出现剥离现象，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例如，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是国内最大的SUV和皮卡制造企业。蚂蚁物流原本是专门为长城公司提供汽车运输物流的物流部门，随着专业化的发展于2002年从母公司剥离出去，成立了保定市蚂蚁物流网络有限公司。该公司目前是长城汽车运输总代理，同时也是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广州本田、吉利、东南汽车、比亚迪系列汽车等汽车厂家的承运代理。制造业服务部门的分离、条状价值链的分解，使得原来价值链的服务环节以更加开放的网状结构与其他企业或者产业的价值链结合。制造业价值链的分解过程也是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的过程，同时对于整个经济网络价值链而言也是价值增值的过程。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复杂网络价值链的重构 从制造业逐渐剥离出的生产性服务业，不再仅仅只为自身企业服务，专业化的加强使得它们也为有相同服务需求的同类企业，甚至是不同行业但服务需求相同的公司提供服务。这一变化更加速了制造业内部服务部门的剥离。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其与制造业的价值链关系网络化、复杂化。 这意味着制造业企业可以寻求相同行业甚至不同行业生产性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生产性服务业也可以服务于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活动。这种自由的双向选择行为是高效的复杂价值网络互动的关键（图2）。实践中最为典型的是IBM公司，IBM从电脑制造业巨头转化为提供信息系统解决方法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向融合性现代服务业的转变。 生产性服务业的价值链向更多的制造业渗透的过程也是价值链向价值网的转变过程。制造业企业也不再追求保持自身价值链的完整性，而把战略重点放在自己的核心能力上，从事价值链条的关键环节即有竞争优势的环节。生产性服务业承担的是对制造业企业而言非核心价值的环节，即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能减少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的环节。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其专业性必然增强，相较于制造业企业自身，更能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有效低成本的服务。 价值链的分解与重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加深的过程。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核心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价值链融合复杂网络化趋势也是整个经济价值链增值的过程。 简言之，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质体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 制造业的服务化使得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剥离，改变了传统的链条式的价值链，进而向复杂的融合网络化价值链发展。这一转变过程也是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的过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加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高效融合性价值网络的关键，也是新型产业体系即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互动的产业体系形成的关键。 （三）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创新源泉[14]，由此可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及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口径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综合主要分类方法并结合中国统计年鉴，可以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六个细分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批发与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生产性服务业本质体现的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故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可代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程度。2004年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对第三产业分类与2004-2011年的不一致，故本文考察期间选定为2004-2011年。通过初步数据统计，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从2004年的65% 上升到2011年的76%，显示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已逐渐壮大起来，成为中国产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的实证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要注重总量的提升，更要考察融合的质量，这是我国形成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互动产业体系的关键。本文在梳理了生产性服务业演化机理的基础上，运用仁慈型的交叉效率评价模型，基于2004-2010年的生产性服务业数据，实证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现状及区域差异。 （一）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与评价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定义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融合质量，具体用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目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较多文献使用的是索罗余值法或者参数化的CD生产函数回归法[15]。部分文献使用参数化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16]，该方法可以分解TFP增长率至各构成成分；为克服参数化方法的模型设定误差，最近文献中还较多使用了非参数的确定性前沿生产函数法，即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是评价一组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特征的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数据规划方法。传统的DEA方法是基于自评思想，表现在权重由决策单元自身取定，最大化自身效率而尽量最小化他人效率。为了克服DEA方法的自评缺陷，研究人员提出了DEA交叉效率方法：即每个决策单元都可以提出一组体现个人偏好的权重，所有决策单元的偏好权重均值作为公共权重，各决策单元在此公共权重下的效率值为交叉效率[17]。 1.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的全要素评价指标 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的全要素评价指标包括投入和产出两大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为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分别代表了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资本与人力；产出指标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 2.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评价模型 DEA交叉效率方法分为进取型交叉效率和仁慈型交叉效率。仁慈型的把所有决策单元视为盟友，在最大化自身效率的同时最大化其它单元效率；进取型正好相反，在最大化自身效率的同时最小化其它单元效率[17]。本文考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的决策单元效率值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合作，这样传统DEA方法计算出的效率值可能不准确。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会持续多年，本文要求各决策单元在最大化当年效率的同时，也要最大化其它年的效率；在最大化本地区效率的同时也要最大化其他的地区的效率，故选用仁慈型DEA进行计算。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m种投入，s种产出。对决策单元j，记其第i种投入为xij（i=1，2，3，…，m），第r种产出为yij（r=1，2，…，s）。 首先，运用传统DEA模型计算决策单元d的自我评价效率θd： θd=max[SX（]uTYd[]vTXd[SX）] s.t. [SX（]uTYi[]vTXi[SX）]1，i=1，2，…，n u0， v0（1） u，v是产出与投入权值向量，记最优解是（θ*d，u*d，v*d）；对于其他决策单元j，同理可以得到最优解（θ*j，u*j，v*j）。则决策单元d的交叉效率Ed可以表示为： Ed=[SX（]1[]n[SX）][SX（]∑[DD（]n[]j=1[DD）]uTjYd[]∑[DD（]n[]j=1[DD）]vTjXd[SX）]（2） 当决策单元d达到其效率θ*d时，则决策单元k相对于决策单元d的仁慈型DEA交叉效率为： θdk=max[SX（]uTYk[]vTXk[SX）] s.t. [SX（]uTYi[]vTXi[SX）]1，i=1，2，…，n [SX（]uTYd[]vTXd[SX）]=θ*d u0， v0 t=[SX（]1[]xTjv[SX）]， w=tv， μ=tu[JB）]（3） 故其等价的线性规划为： maxYTku s.t. YTjuXTjw XTkw=1 YTdμ-θ*dXTdw=0 μ，w0（4） 则决策单元的平均仁慈型交叉效率公式为： Ek=[SX（]1[]n[SX）]∑[DD（]n[]j=1[DD）]θjk（5） （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评价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Matlab70 软件计算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经计算得出各年份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值（包括6个细分行业的融合质量值）见表1。 由表1可知，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总体呈现递增之势，但具体到细分行业各有差异：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增长速度最快，从2004年的06945增长到了2009年的09929，增长了42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融合质量在2005-2007间年高速增长，之后开始下降，直到2011年才重拾升势；金融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融合质量增速最快，从2004年的0533增长到了2007年的1，增长了876%，但2008年后融合质量略有下降。相比而言，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的增长都较平稳，如批发零售业2004-2011年融合质量平均增长率为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与商务服务融合质量增长和变动都较平稳。 进一步，本文考察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为了避免数据很小而导致计算误差，剔除西藏、宁夏、海南、青海四个省份，仅测量全国27个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质量，并根据所得的融合质量值大小进行排名（见表2）。 由表2可知，2011年中国省级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江苏省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最高（0969），这得益于其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其他省份；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天津、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较高，属第二集团；更多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水平处于05-06之间，这些省份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质量水平一般；重庆、黑龙江、辽宁、四川、山西、广西、陕西、云南等省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则较差，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有待提高。 四、结论 本文在阐述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演化机理及现状的基础上，运用仁慈型的DEA交叉效率评价方法，对2004-201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及2011年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进行评价。研究表明：（1）2004-2011年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呈强劲增长之势，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则较稳定，增长较慢。（2）省级区域间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差异较大，只有小部分省区容融合质量较好，大部分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低下，有待提高。 决定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质量的指标是融合效率，而不是融合度。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应该推进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推进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为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产业规制政策，加快对垄断行业的改革，以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Browning H L， Singelmann J.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 dem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USA[J]. 1975. [2] 高觉民， 李晓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 理论与实证[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6）：151-160. [3] Rowthorn R， Ramaswamy R. Growth， trade and deindustrialization[J]. IMF Staff papers， 1999， 46（1）： 18-41. [4] Cohen S S， Zysman J. Manufacturing matters： the myth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M].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5] O′Farrell P N， Hitchens D. Research policy and review 32.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some major conceptual policy and research issu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0， 22（9）： 1141-1154. [6] Fuentes D D. On the Limits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tructural Change and Service Sector Employment in Spai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1999， 13（1）： 111-123. [7] 田家林， 黄涛珍. 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关系——基于历次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10（8）： 53-59. [8] 李美云.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与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9] Markusen J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1）： 85-95. [10]Vandermerwe S， Rada J. 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 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6（4）： 314-324. [11]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 中国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6（9）：14-21 [12]江静，刘志彪，于明超.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7（8）：52-62. [13]Wirtz B W. 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ain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1， 34（4）：489-506. [14]R. Bryson J. Business service firms， service spa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1997， 9（2）： 93-112. [15]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1998（3）：33-41. [16]涂正革，肖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J].经济研究，2005（3）：4-15. [17]杨锋，夏琼，梁樑.同时考虑决策单元竞争与合作关系的DEA交叉效率评价方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1）：92-98. 则决策单元的平均仁慈型交叉效率公式为： Ek=[SX（]1[]n[SX）]∑[DD（]n[]j=1[DD）]θjk（5） （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评价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Matlab70 软件计算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经计算得出各年份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值（包括6个细分行业的融合质量值）见表1。 由表1可知，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总体呈现递增之势，但具体到细分行业各有差异：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增长速度最快，从2004年的06945增长到了2009年的09929，增长了42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融合质量在2005-2007间年高速增长，之后开始下降，直到2011年才重拾升势；金融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融合质量增速最快，从2004年的0533增长到了2007年的1，增长了876%，但2008年后融合质量略有下降。相比而言，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的增长都较平稳，如批发零售业2004-2011年融合质量平均增长率为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与商务服务融合质量增长和变动都较平稳。 进一步，本文考察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为了避免数据很小而导致计算误差，剔除西藏、宁夏、海南、青海四个省份，仅测量全国27个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质量，并根据所得的融合质量值大小进行排名（见表2）。 由表2可知，2011年中国省级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江苏省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最高（0969），这得益于其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其他省份；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天津、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较高，属第二集团；更多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水平处于05-06之间，这些省份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质量水平一般；重庆、黑龙江、辽宁、四川、山西、广西、陕西、云南等省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则较差，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有待提高。 四、结论 本文在阐述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演化机理及现状的基础上，运用仁慈型的DEA交叉效率评价方法，对2004-201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及2011年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进行评价。研究表明：（1）2004-2011年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呈强劲增长之势，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则较稳定，增长较慢。（2）省级区域间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差异较大，只有小部分省区容融合质量较好，大部分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低下，有待提高。 决定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质量的指标是融合效率，而不是融合度。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应该推进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推进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为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产业规制政策，加快对垄断行业的改革，以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Browning H L， Singelmann J. The emergence of a service society： dem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the USA[J]. 1975. [2] 高觉民， 李晓慧.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 理论与实证[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6）：151-160. [3] Rowthorn R， Ramaswamy R. Growth， trade and deindustrialization[J]. IMF Staff papers， 1999， 46（1）： 18-41. [4] Cohen S S， Zysman J. Manufacturing matters： the myth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M].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5] O′Farrell P N， Hitchens D. Research policy and review 32.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some major conceptual policy and research issu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0， 22（9）： 1141-1154. [6] Fuentes D D. On the Limits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tructural Change and Service Sector Employment in Spai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1999， 13（1）： 111-123. [7] 田家林， 黄涛珍. 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关系——基于历次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10（8）： 53-59. [8] 李美云.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与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9] Markusen J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1）： 85-95. [10]Vandermerwe S， Rada J. Servitization of business： adding value by adding service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6（4）： 314-324. [11]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 中国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06（9）：14-21 [12]江静，刘志彪，于明超.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7（8）：52-62. [13]Wirtz B W. Reconfiguration of value chains in converg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markets[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1， 34（4）：489-506. [14]R. Bryson J. Business service firms， service space and the management of change[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1997， 9（2）： 93-112. [15]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1998（3）：33-41. [16]涂正革，肖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J].经济研究，2005（3）：4-15. [17]杨锋，夏琼，梁樑.同时考虑决策单元竞争与合作关系的DEA交叉效率评价方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1）：92-98. 则决策单元的平均仁慈型交叉效率公式为： Ek=[SX（]1[]n[SX）]∑[DD（]n[]j=1[DD）]θjk（5） （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评价过程及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Matlab70 软件计算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经计算得出各年份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值（包括6个细分行业的融合质量值）见表1。 由表1可知，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总体呈现递增之势，但具体到细分行业各有差异：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增长速度最快，从2004年的06945增长到了2009年的09929，增长了429%；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融合质量在2005-2007间年高速增长，之后开始下降，直到2011年才重拾升势；金融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融合质量增速最快，从2004年的0533增长到了2007年的1，增长了876%，但2008年后融合质量略有下降。相比而言，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的增长都较平稳，如批发零售业2004-2011年融合质量平均增长率为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与商务服务融合质量增长和变动都较平稳。 进一步，本文考察了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为了避免数据很小而导致计算误差，剔除西藏、宁夏、海南、青海四个省份，仅测量全国27个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质量，并根据所得的融合质量值大小进行排名（见表2）。 由表2可知，2011年中国省级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江苏省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最高（0969），这得益于其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其他省份；上海、广东、浙江、山东、天津、北京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较高，属第二集团；更多省份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水平处于05-06之间，这些省份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质量水平一般；重庆、黑龙江、辽宁、四川、山西、广西、陕西、云南等省份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融合则较差，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有待提高。 四、结论 本文在阐述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演化机理及现状的基础上，运用仁慈型的DEA交叉效率评价方法，对2004-201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及2011年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进行评价。研究表明：（1）2004-2011年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呈强劲增长之势，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则较稳定，增长较慢。（2）省级区域间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质量差异较大，只有小部分省区容融合质量较好，大部分省级区域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质量低下，有待提高。 决定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质量的指标是融合效率，而不是融合度。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应该推进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推进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为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产业规制政策，加快对垄断行业的改革，以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Browning H L， Singelman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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